新时代，青年亚文化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多元趋势，也衍生出多样的文化样态。粉丝文化、恶搞文化、御宅文化、佛系文化等新兴的文化样态隐喻着当代青年群体身份焦虑、理性袪魅、价值虚无的精神之域，也折射出承续性阶级固化、技术性时空重组、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症候。当代青年亚文化正发生着风格改写、空间扩展、意义模糊、归途嬗变的转向与重构。对于此，人们应摈弃冲突对抗的立场，以包容的心态、差异的视角，采用协商治理的思维模式和关系本位的治疗范式对待青年亚文化，以期探求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融合发展之道。

环境口述史料是现当代环境史料的新形式，其采集及创造、记录及书写，是当代环境史研究及环境史学发展的基础。在环境史学科视域下，对从事环境及生态相关工作及关注环境的人员进行不同形式的口述访谈，得到不同类型及内容的影音图片及实物、文本资料。借助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及大数据，对口述访谈资料进行比对、分析和考证，整理和撰写出符合规范的环境史料。口述史料书写者要具有"环境"无所不在的视域及思维，坚持客观、准确的书写原则，把握科学性及典型性的材料选择及书写标准，展现全面细致且生动形象的场景，为环境史研究提供新型的史料，为环境史学的建立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国草场承包以往被学界普遍认为是一个自上而下推行的、由外部强加的政策，新制度经济学家德姆塞茨曾提出，畜牧业实行土地的私有产权会产生极为高昂的维护成本。然而，内蒙古吉日嘎朗苏木和青海黑马河乡的案例表明，草场承包是政府与牧民利益耦合的过程，如果说政府推进草场承包的理论依据在于推进市场化、避免"公地悲剧"，那么牧民支持草场承包则是因为经济发展逐渐造成的草场稀缺性。德姆塞茨的土地产权理论不仅在有关畜牧业的讨论中忽略了谈判成本和环境成本，而且没有认识到，不管从经济生产还是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讲，畜牧业实行土地私有产权也是有效的。虽然与农业、狩猎业相比，畜牧业需要更为广阔的土地，一旦实行土地的私有产权会产生诸如建造网围栏等较高的维护成本，但从长期来看，作为生产性投入，它也会带来一定收益，甚至高于其成本，由此产生利润，而且草场产权交易还会降低由土地细分造成的环境成本，提高畜牧业生产的成本收益率。

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打造全要素市场机制，优化实体经济发展环境，提高企业技术推广和创新能力，是中国推进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所在。然而，面对能源和原材料以及劳动力价格高位运行，实体经济面对严峻的成本压力。采取切实措施降低经济发展中因政府征税、收费和其他要素垄断交易而带来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不仅有助于健全和优化市场机制，而且可以有效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精准扶贫与特色小镇建设在产业培育、城镇建设、生态保护和文化提升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对接的优势。两者的对接在特色培育、要素配置、政策配套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也存在制约的因素。为了实现二者的顺利对接和良性互动，应立足地方实际和需要，持续改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增加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为两者对接注入文化内涵；健全金融扶持机制，拓宽融资渠道；健全政策扶持体系，构建两者政策扶持的对接机制。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部分，乡村治理的好坏不仅事关乡村的良性发展，还体现着国家治理水平的高低。那么，如何构建治理有效的乡村治理格局就成为了新时代乡村治理必须回应的核心议题。地方的实践探索表明在构建治理有效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进程中，国家必须提供组织基础和制度保障，坚持以自治为基础、以法治为原则和以德治为特色，来构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从传统单一管理向多元合作治理转变。"三治融合"的判断与架构，契合中国乡村治理的客观实际，有助于激发乡村治理的活力，找回乡村发展的自主性。

着眼人民需求视角是服务型执政党的本质需求。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动主体，在新时代大众化过程中要立足于人民视角，充分考量人民需求，让人民在解决实际问题、满足自身需求的前提下认同、理解、掌握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时代条件下，基于人民需求视角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向纵深发展，可聚焦以下四重路径:一是注重传统文化植入，与人民群众常识系统结合；二是加强理论创新，与人民群众话语体系契合；三是紧扣实际需要，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融合；四是围绕目标导向，与人民群众愿望需求吻合。

城市问题随着时代转换而日益凸显，现代社会不断推进的城市化浪潮使城市问题的研究有了前所未有的现实紧迫性。马克思将城市作为考察现代社会的重要场域，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对现代城市问题进行了批判性研究。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的理解与诠释，必须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回到其"资本批判"的原初语境当中，沿着从"本质抽象"到"现象具体"的逻辑理路来深入探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发展。这种研究理路的寻绎和发挥，将助深化、拓展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研究，彰显其对新时代城市发展问题转换的回应。

住宅担负着保障公民安居乐业的政治功能，不能由传统私权理论得出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应有偿的结论，民法典物权编一审稿采纳法律、行政法规可规定有偿续期的立场值得商榷。抑制房地产投资、平衡资源分配与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自动续期是否有偿并无关联，这一使命应当由房地产税制度予以承载。基于安定人心、保障公民私权、尊重国家所有权、构建城乡一体化福利制度、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妥当解决年限纠纷等考量，民法典宜采"房屋安全使用期限内无偿自动续期"的立法方案:房屋安全使用期限内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自动且无偿续期，同时允许对房屋进行修缮；房屋所有权人若于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内申请重建，政府原则上应批准，但重建后的建筑物寿命超出剩余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部分宜按年缴纳租金。

成文法下立法对法律规则的表达，是按照一定的形式逻辑关系将符合正义的规则加以表述与编排，从而形成合理的规则体系。经过法律人的努力，符合形式逻辑同时也符合正义的情形是常态情形。但是，成文法的局限性决定了成文法规则中符合逻辑但不符合正义、不符合逻辑但却符合正义，甚至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正义的情形也时有存在。要克服这一局限性，就必须在法解释与法运用中坚持实质正义标准，而非机械地唯逻辑论。机械执法是法律的大敌。

正如杜赞奇的溢美之词，《逃避统治的艺术》"可能是迄今为止詹姆斯·斯科特最重要的著作"。本文将对这部重要的著作做出述评并指出其中可资借鉴之处。首先，本文讨论"赞米亚"的方法论意义。其次，对斯科特为赞米亚研究设定的主题——非国家空间的再生产(正当性与可行性)进行论述。最后讨论赞米亚研究的学术意义与现实关怀。

斯科特将藏彝走廊北端，即"部分四川"划入赞米亚地区，将这里的山地居民与东南亚山地居民视为以"逃避统治"作为生存方式的人群，与藏彝走廊北端的历史事实并不符合。藏彝走廊北端的山地居民很早就建立了自己的地方政权，并在与不同类型国家的接触与文化互动中做出了自己的政治和文化选择，其对于国家政治和文化的选择是主动积极且富有成效的。

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出版后，引起学界较多的讨论，本文是对斯科特的一种补足性反思。不同族群、文化之间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遭遇，并不必然表现为抵抗、逃避或同化，毋宁说人类也在相互遭遇时创造协商、合作及共存的可能性。清末民初的康定土司以及四川康区东部一个半农半牧社区的寺庙即为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21世纪以来，该寺庙从远离社群的山上搬到河谷的交通要道及社区附近，目的之一是主动将自己置于方便地方政府监督的位置，以此获得政府信任及其赋予的较为宽松的管理和发展空间。寺庙下山之后，通过复办"公办民助"学校和组织社区的神山祭祀，成功地恢复了历史上的社区一体性，重组了自己熟悉的族群社区生活，并且维持了文化差异性和自足性。

中国多年来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容易矫枉过正或过度刺激，其表现是初始财政刺激措施往往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迫使政府追加刺激，但结果却是刺激过度，政府又不得不采取反向的降温措施。财政政策刺激过度产生的原因与固定资产的短期通货紧缩效应有关。传统理论从供求渠道来分析固定资产投资的通货膨胀效应，得出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必然引发通货膨胀的结论。但从另一个角度进行研究就会发现，在固定资产投资与通货膨胀之间，还存在资产价格传导机制，在这一传导机制的作用下，固定资产投资会引发短期通货紧缩，而不是通货膨胀，这给政策制定者带来刺激不足的错觉，促使其加大刺激力度，结果是刺激过度。有必要分析固定资产投资、资产价格、消费支出缩减和短期通货紧缩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切合实际的结论。

经过多年的发展，"枫桥经验"已经成为中国基层治理的典范模式。"枫桥经验"始终在基层创造性地建构与调整国家与社会成员的关系，优化实施中央政策，把复杂的社会需求及个别化的社会行为妥帖地整合到国家总体秩序安排之中。在新的历史时期，"枫桥经验"高度契合于中国基层治理的现实需求，其蕴含的基层治理内在机理在于构建国家权威主导下的多元基层治理体系，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辐射与濡化功能以及培育稳定持续的利益调节与发展动力机制三方面。相应地，"枫桥经验"的创新性实践包括构建多层级党建引领机制、以效能为导向整合行政体制机制、创制内生性社会组织培育机制、以及完善法治化社会矛盾化解体系与便民化公共服务体系等内容。

国有企业本身"亦公亦私"的属性，决定了与之相关的信息公开既不是纯粹的市场竞争问题，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行政权力约束问题，而是带有鲜明的政治治理色彩的问题。国有企业信息公开具有主体复合性、内容多样性、制度结构二元性等特征，既体现了优化政治治理的现实需求，也是保障人民知情权的题中之义。与之相应，国有企业信息公开存在着诸如主体分类依据不足、信息公开界限模糊等理论短板，同时在制度层面也展现出规定过于粗疏、监督不够完善等弊病，导致国有企业信息公开实践过程中内部动力与外部动力不足，相关工作推进缓慢。作为应对，一是应当通过界定信息公开的范围和建立分类指引机制等方式实现理论和制度上的优化；二是宜增强制度执行的力度，包括强化国资委监管职能、加强与反腐败工作联系两个方面；三是可以尝试将司法诉讼作为国有企业信息公开制度的校正机制。

金融实践中收益权的具体类型繁多，其存在的主要原因包括规避监管、节约成本和形式上扩张融资额度等。虽然收益权己经成为中国金融市场重要的交易和质押标的，然而相关规范存在效力等级低、缺乏系统性等诸多问题。收益权属性的判断需要以类型化为基础，不宜一概而论。收益权的立法应平衡收益权转让的自治与监管、制定明确的收益权转让条件和严格收益权质押等。

目前中国将填海造地作为海域使用权的一种类型纳入用益物权的范畴，将填海造地的基础权利定位为海域使用权，其母权定位为海域所有权，在理论上存在瑕疵，在实践上产生"换证难"等问题。填海造地的本质是将海域资源转变为土地资源，涉及广泛的公私利益和国家的多重身份。填海造地的基础权利的权能应当涵盖填海造地的各阶段内容，应创设填海造地权作为填海造地的基础权利及填海造地物权制度重构的基石，填海造地权在权利来源、权利内容、权利客体等方面都具有复合性，宜将其在未来的《民法典物权编》中确立为一种新型的用益物权，并通过明确填海造地权的设立、内容、权利的转让与消灭等制度重构中国的填海造地物权制度。

质量兴农已经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重点是进一步完善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云南改革开放40年来农业农村劳动力结构变动的历程表明，尽管云南的农业经营体系得到了不少完善，但面临大量劳动力仍然滞留在农村和农业这一双重钳制，不仅导致农业生产率低下，而且使云南农业的小农户特征更加显著。在这种特殊形势下，单纯靠发展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效不会很快，也不会很显著，需要从云南整个经济结构调整出发，在不断发展二三产业、吸纳更多农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同时，加大对小农户的扶持力度，重点是加快制定实施扶持小农户生产的政策举措，鼓励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壮大以土地托管为重点的农业服务组织，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小农户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细化农村一产和三产融合的政策举措等。

在以信息化和数据化为特征的新经济时代，中国的非公企业已经认识到大数据的价值，很多非公企业在信息化建设中，构建了大数据的初级系统。随着大数据产业链的延伸及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创新，大数据与非公有制经济的融合也面临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为了使大数据与非公有制经济更好地融合，应加快建立非公有制经济大数据平台，打造"互联网+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深度结合模式，强化大数据运用意识，加强复合型专业人才的培养和贮备，完善网络和平台安全管理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