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国内多元主体联合推动，日本对外发展的绿色举措在政府议程中经历从"顾及不暇"到"积极作为"的内涵深化，相应具体实施也呈现从"绿色+"到"+绿色"的外延拓展，助力国家正面形象软实力建构，以及推动日本企业更好与世界接触从而带来国家经济增长的硬实力缔造。其中，日本对泰国的绿色举措较为典型，其依托国家战略的企业路径，借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关键时刻的积极援助契机，实现与泰的"亲密接触"，并在生态环保领域的持续改善中重塑当地民众对日形象。特别在当前最新阶段，正实施与"泰国4.0"战略协调的探索，内含的绿色举措特质同样是政策互动重点。针对相关国际形势，中国需秉持合作共赢根本原则，透视他国对外战略运作机理，探索企业承载国家绿色举措理念的运作方式，以及企业具象化"一带一路"所欲完善的让世界更多参与方受益的全球治理模式，以实现自身在"一带一路"关涉地域的软实力建构和硬实力缔造。

改革开放以来，云南农业已发展成为开放型农业，农产品出口贸易额持续增长，且连续多年稳居西部第一，已成为全省第一大出口商品；在国(境)外投资设立的农业企业数量名列全国第一，对外农业投资竞争力日益增强；国际农业合作交流日益频繁。云南农业开放发展取得的成就，与支撑构建开放型农业的改革举措、长期坚持农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开放政策等做法分不开。然而，云南开放型农业发展仍面临农产品进出口失衡、国际农业合作机制不健全、国际性品牌创建不力、龙头企业投融资能力弱、外向型农业经营人才"短板"突出等难题。为此，需进一步健全开放型农业发展政策，完善国际农业合作联动机制，进一步巩固开放型农业的战略支点，逐步形成开放型农业全产业链与价值链。

在以信息化和数据化为特征的新经济时代，中国的非公企业已经认识到大数据的价值，很多非公企业在信息化建设中，构建了大数据的初级系统。随着大数据产业链的延伸及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创新，大数据与非公有制经济的融合也面临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为了使大数据与非公有制经济更好地融合，应加快建立非公有制经济大数据平台，打造"互联网+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深度结合模式，强化大数据运用意识，加强复合型专业人才的培养和贮备，完善网络和平台安全管理保障机制。

霸王鞭舞在昆明西郊白族地区的现代建构，既有音乐、舞蹈动作、服饰和道具运用中对大理霸王鞭舞符号元素的保留，又有为了适应性所做的简化。文化部门、中小学、老年大学、老体协、企业、村社组织、村民等不同身份、不同角色的主体在不同地域都在借用霸王鞭舞这一舞蹈艺术形态，并服务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霸王鞭舞及演练场合的符号体系和表述机制，把政治话语、经济发展、艺术审美等多种要素融为一体，本身也被塑造成为强化白族认同的艺术表述形式。

生态治理是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地方自主治理对于有效承接国家生态治理政策，实现国家与地方生态"双向联动"共治的良好局面至关重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苗族村寨生态治理实践的考察表明，传统村寨以寨老权威为治理主体，以生态榔约为治理规则，促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稳定、良好的互动关系。面对土地承包制引发的林地生态问题，村庄首先重启寨老组织解决生态失序问题，继而实现寨老组织的转型发展，形成以村民自治为主、寨老治理为辅的共治主体结构。批判地继承了传统生态榔约，结合当下生态治理的实际需求，形成新型生态规约并不断修订完善，重现了村庄良好的生态风貌，重塑了村庄的生态优势。

在内蒙古西部阿拉善，由于自然生态环境脆弱，传统"靠天吃饭"的农牧业生计虽然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不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危机，发展工业成为现代化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途径。然而，西部大开发以来，由于赶超心理和追求"跨越式发展"，阿拉善的现代化建设走上了一条时空高度压缩、主要依靠矿产资源开发和重化工企业入驻来实现工业发展的"压缩型现代化"道路。"压缩型现代化"在实现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沙漠污染、草原破坏及水资源短缺等生态环境问题，影响了现代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在生态环境脆弱的西部民族地区，需要反思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现代化建设模式，需要协调资源开发、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冰川融化速率加快，以冰川融水为主要补给源的湖泊出现湖平面上升的现象。通过青藏高原色林错的案例研究，发现湖平面上升淹没了周边地区大量的草场，畜牧业的衰退对当地牧民生计造成严重影响，贫困化程度不断加深。然而，现行的草场承包责任制度弱化了牧民的应对能力，牧民自发组织与合作起来，恢复了传统的草场集体使用方式，利用原有的地方性知识以适应气候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计与环境问题。

自近代以来阿富汗依靠民族国家的力量和政治强人推进现代国家政治进程。阿富汗民族主义发端于拉赫曼国王当政的第二次英阿战争时期。第三次英阿战争后，阿富汗的政治精英们就尝试在社会中植入西方式的现代化，他们主要通过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来实施其政策。但是由于对传统政治文化认识的不足，在处理部族关系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上没能根据自己历史和文化的特色进行有针对性的调适，因此阿富汗数次改革不但以失败告终，还导致了国家动荡和外国势力的干涉与入侵。观察阿富汗政治进程的发展脉络不仅要聚焦当下，更要从宏观的历史视角延伸到阿富汗部族政治所建基的游牧文化底蕴。一方面，从游牧民族文化底蕴脱胎而来的部族政治作为阿富汗政治进程的重要特点，既是阿富汗政府继承的政治遗产，也是建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部族政治与政治现代化之间的矛盾又始终贯穿于阿富汗政治进程中，是构建阿富汗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无法回避的问题。进入21世纪，在处理好与国内部族、军阀、塔利班、美国等关系的基础上，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或许可以为后冲突社会的治理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探索一条新的路径，也能为相关研究拓展新的领域。

"农商社会"说是在21世纪初学界重新概括中国传统社会特质及演进轨迹的背景下提出的一种理论假说。该假说认为，从产业变迁角度看，两宋时期经济结构已经发生部分质变——即汉唐时期的单一农业为主此时转变为农商并重，中国传统社会由此进入"农商社会"。"农商社会"以两宋为历史起点，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并于20世纪后期逐步进入现代工商社会。"农商社会"理论的提出主要依赖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史实基础，也得益于一些理论资源的启发，如区域经济史理论、"唐宋变革期"理论、超长期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理论等。同时宋代政要和学者对其自身所处社会农商并重经济结构之观察也给"农商社会"说以有力佐证。

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讨论的根本问题是明清中国的社会结构与历史趋势，旨在通过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下考察明清中国的基本组织、运行方式，阐明其类型特征及其与现代社会的关联。中外学术界以往的相关研究，各有所见，也各有局限。其中，停滞论、单一因素决定论、欧洲中心主义是普遍的问题。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注重结构分析、实证、文明史观，是在对已有方法进行批评性审视基础上做出"综合修正"的尝试。该说主张:明清时代的中国社会并没有陷入停滞，而是发生了多方面的发展，并与该时代的全球化运动相关联；明清帝制农商社会的重要特征是，农商经济共同构成社会基础且与帝制国家体制形成共生格局，其继续演进有更大规模市场经济化的前景，中华文明内聚运动接近完成，而与西欧同时发生的社会演变不在同一轨道上；明清中国呈现为一种学术界以往熟知的各种理论、模式说都不曾具体阐释的形态。对于学术界针对此说提出的一些质疑，本文也做了回应。

民间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信仰习俗，是农村传统文化的灵魂。民间信仰具有世俗性、现实功利性和兼容性等特点。国家治理不可忽视民间信仰的积极因素。在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中，可以充分发挥民间信仰的正面积极作用，通过宣介引导，以提高民众道德水平，促进乡风文明建设，丰富节日庆典文化，促进农村社会的发展振兴。

汉族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用主义文化传统较为强烈，其形成原因应当从汉族发展早期的思想文化内核——宗教观中去寻找。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远神论"是造成这种实用品格的重要原因。近代中国在面临西方列强入侵和社会急剧转型时，不仅未能较好地反省自身的实用主义弊端，反而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传统。然而，也正是由于作为中华民族主体民族的汉族对宗教信仰普遍较为淡漠，其宗教排他性大为减弱，对周边各民族宗教和外来宗教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有利于中华民族宗教文化多元通和模式的形成。

摩梭母系文化最核心的内容在于家族的血统世系按母系计算，并相应形成了有效维系母系文化的一整套价值规约体系和传统习俗。正是摩梭母系家庭文化中蕴涵的和合、行止有理、上下有序、职责明确等一整套为村落共同体共享、遵守的价值体系，真正传承并实现了体恤孤弱、爱护老幼的独特家庭制度，总体上维持了家族和谐有序的氛围。摩梭人村落瓦拉别母系文化的个案研究表明，在社会发展和旅游业冲击背景下，母系文化虽然是当地摩梭人珍视的精神家园和依赖的精神寄托，但其传承与发展面临着挑战和机遇。母系文化要在当下获得生命力，应注重保护与传承摩梭母系文化中优秀的价值成分，这不仅需要来自政府层面的支持，更需要村民和村落自我意识的觉醒，即培育文化自觉。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主要基于自然科学与科学史维度而以一种自然主义模式再构自然科学的解释学，并由此激发了科学哲学的自然主义范式发展。但库恩本人后期却并未再沿袭这条理路，而是转向了强调先验性的新康德主义传统，这一转变造成科学哲学界的很大争论。为客观解读库恩思想的新发展，需要将库恩前后转向与当代科学哲学的整体发展与内在矛盾对照起来理解，特别是要和科学认识论的规范化和自然化语境相联系，才能辩证揭示库恩后期思想转向的真实意义。

公共服务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从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来看，基本公共服务的结构要素包括内容结构、空间分布结构和享用群体结构的分析框架。一些地方的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存在着多维结构的不均衡状况。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关键在于区分公共服务基本类型和属性基础上、坚持平等权利原则，明确不同层级政府统筹公共服务的职责分配，整合与优化配置公共服务资源，改革公共服务决策机制，促进社会主体在提供公共服务中的参与合作。

源自于中国家户制传统，国家治理体系表现为纵横治理结构，即以"家"为基本单元的基层社会自治和以"户"为基本单元的政府治理的结合，由此奠定了传统中国国家治理结构的原型，并在不同历史阶段渐进改进和内生演化。尤其是进入现代国家建设后，传统国家的纵横治理结构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压力，以"家"为基础的宗族、士绅等力量逐步退出乡村社会，国家横向治理结构逐渐萎缩，甚至消失。与之相对，在国家权力推动下，抑家强户，以"户"为基点的行政权力日益渗透，国家纵向治理愈益强化。不过，受制于国家纵向治理的内在限度，基层社会自治仍然不可或缺。在回归家户制的过程中，以村民自治为载体的国家横向治理得以重新确立，并与国家纵向治理结合，由此形成"乡政村治"的格局。纵观国家治理结构的历史变迁，未来国家治理依然会沿着家户制之上的纵横治理结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实现基层自治与政府治理的良性互动与有效衔接。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得到双向扩张，但引人瞩目的是，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在各发展阶段并没有出现彻底的"脱嵌"或相互对抗，社会权力运行始终相对"内嵌"于国家制度与权力运行，二者在适度分离中持续互动合作，从而保持了政治上的总体稳定。国家社会关系折射出中国发展道路的重要特点，"共生互嵌""政社合作""分类施治""效能优先"四个角度，清晰地揭示出中国在国家社会关系领域所蕴含的丰富治理经验。然而，随着社会再组织化进程的加速，社会形态的多样化变迁，以及新技术环境下社会权力的复杂运行，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也将面临全新挑战。

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明清"市民社会"说，认为明清中国已经出现了一股新生的力量，或能打破中国传统社会的桎梏，走向新的变革时代。其实，从诸多证据看来，明清"富户""士绅"并非"市民"而是"富民"，明清时期出现某些"反封建"斗争是富民阶层与国家的矛盾而非市民阶层的资本主义运动，思想领域的一些新动向并非启蒙思想的出现而是宋代"保富论"的进一步发展，明清"公共领域"发展并非是批评政府力量的崛起而是"国家话语"代言人的民间化。明清社会不是有新生力量涌动的"市民社会"，也并非缺乏发展动力的停滞社会，而是与宋元一脉相承的"富民社会"。"富民"阶层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层、中间层和稳定层，是明清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力量，是大一统国家政权稳定均质运行的保障。

医保经办机构作为参保者的经纪人，如何更好地控制医疗费用增长，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是其实现医保制度运行之"载体性"功能的关键。这就要求医保经办机构能够正确处理其与行政管理机构之间、医保经办机构行业间、医保经办机构内部的关系，进行法人化、竞争化、专业化治理。然而，囿于诸多因素的制约，中国医保经办机构实际陷入行政化、垄断化、业余化治理之困局。为实现医保经办机构的善治，需要按照"管办分离"的原则，建立医保经办法人治理结构，以"合作共治"为手段，形成医保经办机构"公-私"竞争新格局，以"能力提升"为目标，强化医保经办服务专业化治理，使其真正走向有管理的竞争。

为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的医疗保健需求，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国家明确指出了新一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公益性方向。同时，为提高医疗卫生供给质量和效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医药供给中的主导作用，也成为中国医疗卫生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变革的趋向。在此背景下，医疗卫生体系发展中的公益性和商业性如何权衡便成为一个重大难题。应该厘清医疗卫生体系中医疗机构和医药行业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自的性质和经营原则，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实施公益性和商业性改革，才能破解医疗卫生体系公益性和商业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