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诗歌"重返现实"或"介入现实"等呼声反复成为学界热点。时至新世纪,随着各种新媒体全面介入社会各个领域,"现实"的内涵与外延已发生明显迁移,导致诗与现实的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在当下新媒体语境下,由于媒介即现实,进入诗中的"现实"不过是"现实"本体的镜像,无法真正呈现,亦无法重返和"介入",诗人只能调整其与现实的关系状态,对现实进行"再塑","发明"新的现实,建构诗与现实的新型关系。

新文学第一个十年间,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文人不仅创作了新教育萌生发展的教育史诗,亦刻画了从教者跌宕起伏的心灵史。故而,笔者拟交替运用小说史与教育史的视角、方法及材料,以诗证史、诗史互阐,关注这一特定作家群的教育理想,梳理其作品所折射的民初以还新旧教育理念转换、教育改革一波三折之艰难进程。

新文学第一个十年间,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文人不仅创作了新教育萌生发展的教育史诗,亦刻画了从教者跌宕起伏的心灵史。故而,笔者拟交替运用小说史与教育史的视角、方法及材料,以诗证史、诗史互阐,关注这一特定作家群的教育理想,梳理其作品所折射的民初以还新旧教育理念转换、教育改革一波三折之艰难进程。

现代文学中有一批知识分子"懦弱者"形象,如在新旧抉择下彷徨苦闷的吕纬甫、魏连殳,"家本位"封建囚笼中的怯懦的长子高觉新、祁瑞宣,个性婚姻解放赞歌中犹疑瑟缩的子君、涓生、周如水……他们既有生的困顿,又有灵的漂泊和情的感伤,折射着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巨变中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小说文体互渗现象主要表现为传记、速写、报告、评书等去诗意化文体向现代小说的渗透,构成了独特的叙述范式:单一叙述视点、封闭式结构、大众化语言。其不仅映现了此一时期的主体情怀,而且烛照了特殊时期的社会内容,即单一叙述视点凸显了时代意识,封闭式结构昭示了必然性信念,大众化语言彰显了教化功能。此为创作主体与生活客体确立共存关系的一种特别状态,标识了中国现代小说文体互渗发展变迁的规律化和本质性内容:从五四时期的"诗性"维度逐渐向三四十年代的"合理性"社会图式的位移。

"整理国故"成为了中国新文化发展史上一桩公案。赞同抑或质疑,引发了一场空前的论争。对于"整理国故",鲁迅更是有一个思想交锋的过程,其态度前后也出现新的变化,甚至俨然对立。在国故的整理中,鲁迅亲力亲为,凸显真知灼见,并作出了不少贡献。然而,出于对中国文化革新的最终考量,从传统文化在"五四"新文化现实中产生的功效出发来评判其价值,当发现传统文化成为新文化发展的桎梏并导致文明之衰落时,鲁迅不得不进行批评乃至抨击。它表明了鲁迅思想矛盾的斗争性,但其目的是满足建立新文化秩序的大局所需。

在1970年代到80年代初,鲁迅传记的连环画成为鲁迅形象塑造和传播的主流。画作延续了当代中国政治意识形态中的鲁迅形象的塑造惯例,形成统一的刚毅的坚硬的鲁迅形象印象。同时,这一批连环画作在不同作者的阐释下呈现不同的鲁迅形象,也体现了政治文化转型期的鲁迅形象的内在衍变。鲁迅形象在此阶段的连环画中的变化,说明鲁迅形象的塑造和传播不仅体现在思想观念,也表现为不同媒介和载体的选择。

本文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鲁迅全集》作为整体进行研究,以"物质生产"与"符号生产"的视角来观照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在"物质生产"层面,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出版从上游到下游都被纳入国家系统之中,成为一项"国家工程";在"符号生产"层面,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实际上是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其目的最终指向政权合法性的确认与巩固。1981年版和2005年版《鲁迅全集》对此也都加以继承。正是基于以上两个层面,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出版标志着文学领域"国家元典"的诞生。

"东亚鲁迅"是一个已经被学术界认同的概念,受此概念的启发,本文试图提出"东南亚鲁迅"的概念。其内涵主要是指鲁迅在东南亚的接受过程中,在东南亚读者心目中所构建形成的以"反抗""斗争""抗拒为奴"为中心的鲁迅映像,其次也指东南亚地区各个国家的鲁迅研究。"东南亚鲁迅"和"东亚鲁迅"在"抗拒为奴"的内涵方面具有部分一致性,但"东南亚鲁迅"只是表现为"左翼鲁迅"的内涵,不具备"东亚鲁迅"所蕴含的"个的自觉"的内容,正因为东南亚读者忽视了对鲁迅"个的自觉"思想的自觉领悟与借鉴,并且由于过度推崇鲁迅,最后把鲁迅变成一种高高在上的殖民霸权文化,造成新马文学的后殖民特征,这一特征更突出地表现在冷战"抗拒为奴"时期,冷战之后则趋于淡化或者消失。

席慕蓉在绘画、诗歌、散文三大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是少数民族文学中少见的具有经典地位的作家。走向经典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是席慕蓉具有强烈而鲜明的场域意识。其创作中突出表现为三个层面:第一,乡愁情思与异地想象促使其文化场域不断重建,其创作具有多元文化内涵。第二,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距离促使其审美场域不断重建,其创作具有独特的生态美学意识。第三,民族情怀的坚守和性别意识的突围促使其心理场域不断重建,激励其创作成就节节攀升。

以《南京安魂曲》《沙捞越战事》《劳燕》为代表的海外华文小说,承接"十七年"时期抗战叙事的"小传统",又将中国的抗日战争置于整个反法西斯战场来思考,站在全人类的高度疾斥战争的毁灭性。沟通英雄形象的传统要素与现代精神,塑造出指向当下的英雄主义式人物,使得英雄人物形象既展现民族品格、精神,又是人类精神谱系的重要注解。在叙事形式上,突破了中国当代战争小说叙事形式的陈规,展现出新的可能性。海外华文小说中对中国抗战的叙写,不仅从国家、民族利益的价值进行审美观照,更是从人类自身的价值体系去理解和认识,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丰富且良性的互动,呈现出当代抗战小说新的叙述可能性。

张炜的创作始终存在一个症结,即作家对整体性和本质化主体经验的建构意识与文本流浪气质之间的互相周旋。"流浪"是张炜基于存在体验所形成的写作伦理,是作家言说自我和面向世界的文学方式,不仅体现于创作对流浪者或历史边缘人的偏爱,更内在于文本"终极形式"的生产,以及书写元素与问题域不断反复所形成的无名化结构象征。而当我们试图在新文学或世界文学的谱系中,为张炜的流浪气质拓展出一个显豁的位置时,往往忽略了其所携带的关于作家与时代的关联讯息。本文以张炜新作《独药师》《艾约堡秘史》为中心,尝试对其流浪气质进行文本细读,并认为其表征并延续着当代文学跨越1990年代的精神症候——此岸彷徨。

李劼人的小说创作(1912—1937年)源头上主要受晚清小说和林译小说的影响,他早期的小说创作和现代文学发展的主流观念存在思想和技艺上的差距,是晚清文学"被压抑的现代性"的延续;另外,李劼人的长篇小说虽然借鉴了晚清小说的描写和叙事,但是在19世纪法国文学的影响下,已完全具有了现代小说的形式和精神结构。李劼人的长篇小说创作是在宏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表现"人",突破了现代文学中"人的文学"表现的狭小的时间和空间维度。

茅盾和老舍对笛福的接受带入了不同的参符,将之渗透于其对京、沪工商市民社会变迁集中持续的书写之中,形成了二人不同的叙事伦理范式。茅盾善于从时代历史的宏阔视野、从宏观经济角度把握和书写现代中国市民社会,其小说的叙事伦理以时代经济与历史趋势作为价值判断标准;而老舍则在中西方文化与人性的比较对照之中确立其叙事伦理,以人性美德和民族文化品格为价值衡量尺度。

中国现代女作家的童年回忆书写以冰心、庐隐、萧红、张爱玲为代表,其文本内容有共同的构成同时也呈现出个性与差异性。童年回忆写作虽在个人经验基础上生成,但跨越时空的回望中有时代社会影响的投射。女性作家性别特质在童年回忆写作中有所反映与体现,从母女情感关系表现的角度切入,引入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理论,能够更好地观察这些作家及童年回忆文本的性质及状态。

两性伦理是人类文化中最基本的伦理关系之一。新移民女作家关于两性叙事中多维面相的书写,揭示出当代社会中人性的复杂内涵与思维方式的变迁。她们处于文化与性别的边缘地带,一面触礁现实,呈现出先锋探险的姿态;一面回溯历史,重估传统。她们勾勒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婚恋形态,诸如对"出轨""单亲妈妈"等持肯定见解,我们需要把它们放置于现代性进程中性别伦理场域中进行考察。其中关于性别解放、差异与平等的伦理诉求,为我们思考多元文化背景中的社会伦理关系与生命价值取向提供了典型的文学范本。

21世纪以来的台湾女性散文创作,在主题和艺术方面呈现出繁复多变的风貌,确立了清醒的女性主体意识。女性散文作家或以家族史、生命史书写方式彰显女性意识,寻求身份认同,或赋予旅行文学以新内涵,注重"内心风景"的描绘,或以"漫游者"姿态书写都市景观,从散漫的感性出发提炼哲学思索;在散文主题与艺术书写方面体现了承继中的新变,呈现出后现代文化特质。

刘慈欣的科幻创作是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学现象,对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他的科幻小说进行经典化研究,就是用经典理论对刘慈欣科幻创作进行理解和阐释。研究刘慈欣必须用创新的方法和独特的视角,综合运用文学经典理论及科幻美学原理进行观照。

本文认为晚清科幻小说中的女性呈现出两种极端的形象:一是可有可无的辅助形象或者是直接消失在文本中;二是一种狂想式的"女救世主"的霸权形象,而这种霸权实际上是晚清特殊历史背景下,男性作家对"女性救国"的乌托邦空想,这类女性不仅丧失了"女性"的形象,甚至都脱离了"人"的形象。从这两类形象出发,本文进一步探讨了长年来"女性"在科幻文学弱势化的原因。

将麦家看成类型作家的操作,其实是简单套用精英与通俗静态分类法的一个后果,它拒绝在两者之间和两者之外,寻求第三种混杂的可能来讨论问题。而以德勒兹的生成论来看,《解密》也好,麦家也罢,均处在不断的流变之中。其透过与各种知识书写,如(新)启蒙叙事、史诗书写,和权力结构(如生命政治)发生交接碰撞,从而模糊了既定的文学准则和疆域,并最终使得一个情景化的多声部麦家浮现出来,成为一个为"少数"代言的"反文典"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