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文学的文体家，废名在《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一书中有意实践了新文学历程中前所未见的、被其称为"传记文学"的特定文体。本文分析其对于诗、小说与散文三种文体的好恶；发掘其将格物过程孕于意境书写之中的写作手法，并将其命名为"格物的意境化"；并且将本书定位在废名自身的伦理生活与中国文学传统之中，试图完整而深入地呈现本来渗透于作品肌理中的"传记文学"主张，彰显其文学与思想史意义。

丁玲文学经典，较为真实地呈现了现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维度，而且是一种动态呈现。在丁玲文学的现代性演进中，文学的现代性和社会的现代性达到了一种较为辩证交融的状态。丁玲在谈论文学问题和创作经验时，不由自主论及了艺术之美和文学形式问题。对于文学形式，她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观念，而此种观念的形成，又主要根植于她的创作体验及其阅读感受与思考。在创作上，丁玲其实具有非常自觉的文学创造意识，在对文学形式观念的认知上，也体现了一种较为强烈的理论自觉和艺术自觉。

1990年代的中国文坛，"现实主义"逐渐回到创作和批评的中心位置，"现实主义冲击波"概念的出现和流行是新一轮现实主义实践达到高峰的标志。90年代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浪潮并不完全是自然而然出现的，它的发生、发展以及作为高峰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的生成，都与90年代文学期刊的运作密切相关。在复杂的文学生产场中，文学期刊在诸多的现实主义表达中，选择了"现实主义冲击波"，这一选择同时构成了对它的限制。"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内容、情节设置等特点，表明了它仍在中国当代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脉络之中，而政治意识形态仍然是主宰1990年代文学生产场的最重要的力量。

台湾"眷村文学"到了两岸学术界近三十年的密切关注，但"眷村文学"这一文学概念本身却常在具体应用中处于含混、游移的状态。两岸学者"眷村文学"研究的路径和阐释方式看似相类，实际却因情感倾向与身份立场的不同而书写策略殊异；同时，"眷村作家"的身份指认也激起了部分作家创作的"应激反应"，更增加了研究的复杂性。本文将对两岸的"眷村文学"研究作整体性考察，将其放回历史脉络中重新审视，并试图呈现"眷村文学"作为文学概念的流变及其复杂性。

1930年代发生的台湾乡土文学暨台湾话文论争，彼时论争的论点业已成为当下相关语言文化论者的阐释资源，表面看是语言文字的论争，背后实则关联着政治想象的异同。本文试图在厘清当时论者论争焦点的前提下，引入大陆国语运动作为参照，指出作为核心主张的"言文一致"原则其实是一场历史的误会。语言文字的形态直接关联着政治共同体形态，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发生的语言文字变革，并未重复现代欧洲由帝国到民族国家的"普遍"经验。文本试图在这样的框架下再来回顾当时的有关台湾话文与白话的论争，进而理解其背后关联的共同体想象问题。

北村由先锋而入宗教，并没有逃脱偏执与媚俗的命运。从精神主旨看，北村的宗教书写既呈现出欲望化时代知识分子精神诉求的整体幻灭，也彰显着道德崩溃时代普通大众无所归属的价值虚空；从逻辑方法看，北村的宗教书写是中国实用理性主义哲学的隐性变异，布满了偏执和虚妄的重重光影；从诗性审美看，北村的宗教写作走向了叙事与语言的极端和误区，导致了诗意的丧失。总之，在多元共生的时代，偏执的宗教诉求只能沦为无望的精神救赎，人们真正需要的应是文化融合而非宗教归化。

《劳燕》是加籍华裔作家张翎以抗战时期美国援华海军为背景创作的长篇小说，故事以"月湖"为小说叙事的空间，通过亡灵视角，讲述了一个名叫姚归燕的女孩坎坷曲折的一生。小说在战争叙事方面有不凡表现，特别是小说的叙事结构和人物关系的设置，在增强艺术和升华主题的同时也为战争小说的写作提供了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火》三部曲中的"空袭"不仅具有"题材"的意义，也意味着作家对抗战作为一场"现代战争"的重新想象。具体来说，"空袭"增加了敌我之间"空""地"对峙的垂直向度，进而形成了一个立体战争的空间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消泯了"前线"与"后方"、"平民"和"战士"的界限。也只有在这种"处处皆是前线"的战争空间里，作为"平民"的作家巴金才能把自己叙述成战争的亲历者，才能把"逃亡"这样的日常生活塑造为具有"反抗"意义的斗争实践，进而把原本属于个人的"求生行为"升华到"民族生存"的崇高层面。

1917年，周作人受聘任北大文科教授，是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据刘半农的回忆，当年周留有浓髯，戴绒帽，俨然一副"俄国英雄"貌。话无虚传，留日时期周多次发表译介克鲁泡特金的英文著作。从周日记可知他曾对蔡校长要求到俄国留学。1918年周发表《读武者小路君所作〈一个青年的梦〉》，主要因为他对俄国革命的兴趣而写的。武者小路推动的日本新村运动里也可以看出俄国革命的影响。

冰心手稿《春水》在九州大学图书馆被发现，引起人们对冰心与周作人关系的关注。本文力图通过对周作人日记以及他与冰心、郑振铎、鲁迅、孙伏园、陶亢德、吴文藻、滨一卫等之间的通信，呈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周作人与冰心及《春水》的关系。

朱光潜作为新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典范，从"书本上的马列主义"到对自己进行深入骨髓的批判而重获话语权，其实离不开1951年2月随西北土改参观团参加长安县土改的收获。以"治人"和"治法"以及有机体国家的特殊视野对中共基层土改工作进行的细致观察与内在理解，不仅使朱光潜在自身问题意识的延续中强化了对新中国的认同，也促成了其在阶级意识自觉和阶级情感的变化中对阶级分析方法的心悦诚服的接受。这在深化朱光潜思想改造进境的同时，也为其后来开拓实践论美学提供了思想前提。

本文主要讨论了夏丏尊《中国游记》的翻译及其在中国的接受和意义。论文对将夏丏尊的翻译视作自我殖民行为的论点提出异议，通过对原文《支那游记》和译文《中国游记》进行比较和分析，重新定位夏丏尊翻译的性质。同时参考先行研究中未曾论及的同时代批评，分析夏丏尊的翻译态度和译文的取舍对中国读者的接受所产生的影响。最后，考察芥川和中国读者之间认识上的龃龉，呈现译本在目标语境中的新意义。

目前学界对奥登译介的研究主要围绕卞之琳、穆旦和王佐良等人的译本展开。本文拟讨论一个长期被遗忘的译本:朱维基翻译的《在战时》。该译本1941年由上海诗歌书店出版，是最早的中文全译本。朱维基在"引言"中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评析了奥登的诗作。对于英国左翼文学的阅读和翻译，反过来影响他自己的诗歌风格由唯美转向现实。由此，可见一位读者(译者/作者)的思想和创作如何在历史、阅读和翻译的互动中发生转变。

《万象》(1941—1945)是民国时期上海一本重要的文艺杂志。本文全面系统梳理了《万象》全部44期杂志上共出现的662个笔名，试图通过考证他们的来源和去向，以打破过往研究将前后期《万象》分别看成"鸳蝶派"刊物和"新文艺"刊物的固化思维，揭示《万象》前后差异的原因；并进一步探讨了作者对文本生产、编辑工作和杂志名气的全面影响。由此，对以文本为对象的杂志主流研究方法提出商榷，提出应将杂志整个生产流程当作整体考量，采用尽可能大的标本，以减少误差。.

1949年后，国家通过各项政策法令逐步加强对出版业的管理。在"一体化"的进程中，除了"政令"之外，"人事""运动"同样起着不可忽视的加速器作用。开明书店于同行业中率先申请公私合营，出版总署采取"公私合作"的形式。在迈向更为彻底的合营路上，年长的管理层与以年轻人为主的中下层职员矛盾频发，再经过"三反五反"的冲击，已无一人对出版社有丝毫眷恋。最终出版社于1953年被青年出版社兼并，"开明书店"随之成为历史名词。

日据时期的殖民地记忆构成战后台湾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陈映真在书写相关记忆时更多从象征层面发掘其意义。在他早期的"密教"式书写中，较少触及日据时期台湾社会普遍的殖民臣服意识，而是尽力发掘其间的抵抗记忆，并通过象征方式将其隐秘地纳入台湾左翼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1980年代以降，台湾左翼思想来源中的大陆因素在其创作中得到正面表现，殖民地抵抗记忆开始与革命想象明确关联起来，但清理历史负担和资本批判的同时，也试图于正反两方面从日据记忆中询唤出新型跨国经济和文化殖民的叛逆者。

1926年末至1927年初，国民党左派忌惮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权力过大，发起声势浩大的"恢复党权运动"，以压制其日益膨胀的独裁野心和独裁行为。在此运动中，郭沫若是蒋介石极力拉拢的人物。郭沫若却选择支持左派，积极游说手握兵权的李宗仁和朱培德反蒋以支持武汉中央，又在朱德家中写出了反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在此背景之下重读檄文，可以看出《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既是郭沫若的反蒋宣言，也隶属于"恢复党权运动"的言说体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朱自清对如何借鉴瑞恰慈的语义学来解读中国新旧体诗展开了持续的探索。瑞恰慈的批评理论在中国学界广为传播和译介之际，朱自清主要吸收了瑞恰慈的语义学，并且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本文在梳理瑞恰慈语义学发展脉络的基础上，考察了朱自清对其积极借鉴的内在动因和外部背景，进而通过朱自清解诗诸作的前后对照，分析朱自清对瑞恰慈语义学的接受和转变。朱自清从30年代中期对瑞恰慈理论较为直接的借用，到西南联大时期，对语义学的局限性有了深入的反思，在仍然注重诗歌语言意义分析的基础上，为诗歌批评注入了更开阔的研究维度和文学史的眼光，同时广泛吸纳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中国诗论传统，以及文史考证之学，以融会中西、综合涵容的方式，为新旧体诗的精细解读树立了典范。

1919年胡先骕写《中国文学改良论》，批判文学革命，这不仅缘于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嘲讽其诗作，更是为老师林纾助阵。1920年下半年作长文《评〈尝试集〉》，前四节集中批评胡适诗作及其诗学观点，后四节以人文主义思想匡正新文化运动的浪漫主义倾向。该文直到1922年由《学衡》两期连载。但是胡适、周作人等新文学作家读到第一期即做出回应。《评〈尝试集〉》的诗学主张及人文主义理念在此次论争中并未得到有效呈现。胡先骕第三篇论战文章《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就胡适白话文运动理论中文言与拉丁文、白话与欧洲各国国语的比附关系进行辨析，呈现二人理解欧洲文艺复兴的不同方式。胡先骕理解的欧洲文艺复兴，延续清末以来"国学复兴"的传统，以"向后"的方式在古代典籍中重寻构建现代文明的资源；胡适则以"向前"的方式推动启蒙运动，建设现代民族国家。

周作人著名的"人的文学""贵族的文学"观，以及"受戒者的文学"说，背后都有一定的希腊文化渊源。"人的文学"背后的人学观念，源于周作人从厨川白村转借而来的希腊"灵肉一致"的人性观，其中关于"人"的具体内容，注入了周氏对希腊人文主义的认知。在"贵族的文学"观的不断表达中，周氏的观点逐渐集中于"贵族性"乃"文学家"所必需，而他所谓"贵族"也越来越具有希腊文化的内涵，"贵族"一词就从托尔斯泰《艺术论》中一个阶级的概念逐渐蜕变成了精英主义、启蒙主义意义上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