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的教育应置于具体的历史、政治、经济等情境中加以研究。土地革命前夕,赣南、闽西的宗族势力颇为强大,民众对宗族的认同度很高。为了在民众中建立起对革命的认同,苏维埃政权掌握了教育的管控权,并努力寓革命教育于学校课程中。但革命教育的理想遭遇了国共战争环境一系列现实因素的制约,在种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革命教育产生了一定的成效,但尚未能真正内化为民众的认同。

20世纪前半叶的知识分子在叙述自己的家庭经济条件时,大多倾向于作出低估。这种现象与晚清以来科举制被取消的重大变化有直接关系,即由于知识分子无法继续通过科举制准确地定位自身,所以他们不得不用重构自身经济身份的方法来确定自身在社会的位置。而这一切又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在建构中国的现代性的过程中所造成的种种话语的扭曲和随之而来的逻辑错位的一种表述。

辛亥革命前,张謇发动和领导了三次全国性立宪请愿运动,要求用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取代封建君主专制。辛亥革命爆发后,顺应民主共和潮流,迅速转向共和,并参加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担任实业总长。在南北对立、国家处于分裂的情况下,大力劝导袁世凯归附共和。他亲拟清帝退位诏书,为推翻清王朝、结束帝制及新生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无愧为一位伟大的爱国政治家。

《刘辟恶墓志》所记刘氏生平历官颇能与唐初政治局势诸如李渊定鼎关中、受禅称帝;武德时期兄弟相争、北门之变;贞观易储、李治即位;唐初对西南地区经略等重大事件相联系。由于刘辟恶长期任职东宫,从隋入唐,再历陪奉李建成、李世民、李承乾、李治,其所经历唐初政局的变动似可用"四易其主"来概括。刘辟恶"四易其主"而累迁升官,最终由武入文、客死洛阳,似乎也正与唐初"关中本位"政策仍沿惯性前行并暴露衰败端倪之景况相照应。

全球化虽然是发展趋势,但是却给众多的太平洋岛国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加之它们小国寡民却有共同利益诉求,因此抱团取暖成为其必然选择。它们组建区域性组织,集体发声,但在现有的区域组织架构下,它们的利益不能得到很好保障,遂在斐济倡议下组建"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该论坛已召开过三次首脑会议,主要关注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是一个面向所有太平洋岛屿开放的包容性组织。它的成立,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太平洋岛国区域一体化的进程,而且极大地提升了该组织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话语权。

哥萨克是俄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军事阶层,在400多年的发展中经历了阶层的分化、"哥萨克化"和"非哥萨克化"。17至19世纪的"哥萨克化"基于俄国政府对外殖民扩张的需要,其结果是哥萨克阶层不断壮大。到19世纪末基于多种因素开始出现"非哥萨克化"现象。20世纪初期以前"非哥萨克化"是一种客观必然的现象,但自1917年转化为一个主观强制性的大运动,最终导致哥萨克阶层不复存在。

早在公元前3000年,爱琴海地区已经出现了带龙骨的桨船"长船"。经过米诺文明和迈锡尼文明在撞角和甲板两个方面的发展,公元前8世纪产生了最早的战船"两列桨船"。撞角的发展和复合式桨手分布结构的采用,推动了公元前7世纪"三列桨战船"的产生。三列桨战船不仅拥有坚固轻巧的船体,而且具有严密的人员组织系统,最终凭借优良的战斗性能在公元前5世纪迅速推广,成为古典时期希腊世界的主力战船。三列桨战船的使用标志着古典希腊的顶峰,但在公元前4世纪以后,随着希腊城邦文明的衰落,三列桨战船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在很大程度上,三列桨战船发展、演变是古典希腊兴衰的集中体现。

翁同龢是儒家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读书人,作为一个普通的人,践行"齐家",孝为人子,悌为人弟,义为人夫,慈为人父,在"齐家"中体现其修身,这对当今的家风、官风建设颇有启示。

长久以来,英国汉学家对于汉学专业化过程中英国官方和知识界的冷漠态度深感困惑和失望,称其为"奇异的漠视"。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影响了英国汉学的发展壮大,并导致英国汉学落后于同时代的法国、德国、俄国等。本文试图通过回顾英国汉学专业化初期发展情况,梳理以大学设立汉学讲席为标志的汉学学科建立的过程,辨析这一时段推动汉学发展背后的因素,并针对"奇异的漠视"态度的形成给予合理的解释。

抗战时期大后方城市中不断衍生各种形式的犯罪问题,从诱因上看,这与后方人口的激增超出城市的资源承载力,战时后方经济环境恶化、物资供应不足、社会民生凋敝等因素有密切关系,也与大后方较为封闭的自然环境下社会秩序失范,社会风俗败坏、道德沦丧等因素有关。从城市民众犯罪行为的表征看,罪名综合多样,涉及的犯罪群体也颇为广泛。当局对犯罪刑罚(防控)方式上运用了近代司法理念,但在非常时期下更为突出对罪犯严厉惩治的特征。这一时期的犯罪问题也更具有复杂性与特殊性。

朱希祖主持北京大学史学系、中央大学史学系长达17年,对中国现代史学体系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主张历史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欲治史学,必先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在课程设置上,他重视历史研究的基础课程和工具性课程,把它们提到与专业课程一样重要的位置;他重视学生自主研究能力之培养,强调史学会的重要作用。朱希祖的历史学科建设思想曾在民国时期产生很大的影响。时至当代,犹不乏启示意义。

发生在上世纪20年代的"古史辨"运动,通常被视为运用西方传来的科学方法研治中国古史的一种崭新示范。然从其主将顾颉刚的辨伪实践看,则不妨说它是近代科学观念和本土治学方法结合的产物更为妥当。就狭义方法论而言,其中运用较多的乃是传统史学的文献溯源法和民俗现象观察法。"古史辨"的兴起,以大刀阔斧的手法,揭示了传统古史记载的种种瑕疵,扫除了陈旧观念的重重疑虑,激起了整个学术界考辨和重建科学古史的热情。至其方法论,尽管仍存在种种粗疏和不足,对它的反思同样可以给人以不断精进的启示。据此,说"古史辨"是中国现代科学古史体系建构的必经前奏和序幕,实毫不为过。

章太炎与五四之间的关系既密切又多有对立。五四前后冒起的一代人虽曾深受太炎影响,但他们因应世变而亟欲摆脱太炎学术的影响,以新知识取代旧传统,透过怀疑古史、废弃汉字、重估一切价值企图实现"再造文明"之梦。本文以章太炎与五四那代人如鲁迅、钱玄同、胡适、顾颉刚及傅斯年的学思互动,观察他们如何审视和评价对方。在这过程中,可看见他们彼此间或断或续的学思关系,显示大家在同一的改造国家、社会目标下,于文化意识或学术方法上尽管有差异,但到国家危在旦夕时,学术畛域又不是那么壁垒分明。同时,本文亦将说明,在太炎逝世80年而五四迈向100年之际,太炎在清末民初形成的一些学术主张,不但未为五四那代人突破,直至今天仍有其前瞻性。

美国福特政府时期在亚太地区实行"太平洋主义"。在新的军事安全政策指导下,福特政府制定了维持在韩军事存在、增强韩国自保能力等军事战略举措。这既有对尼克松时期战略收缩政策的继承,又突出强调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的存在和介入。但由于福特政府并没有向韩国作出新的承诺或投放新的军事力量,因此从本质上讲,福特政府的对韩军事政策只是"尼克松主义"在亚洲新形势下的延续和发展。

战后初期,美国政府确定对外宣传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完整而公正"地展现美国形象。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决策者转而奉行强势的反共宣传政策,不断强化对外宣传机制的建设。50年代中期后,美苏双边文化关系日益获得突破与发展,在形象修辞与反共论调的双重驱动下,美国最终形成了一个稳定而高效运行的公共外交结构。

随着清代考证学主流地位的确立,方志编纂受其影响,也发生了典范的转移。以往备受推崇的《武功县志》,在新的时代学风下一变而成为修志的鉴戒,取而代之的是以"详慎"著称的《历城县志》。乾嘉朴学家在修志取向上保持了总体的一致性,一部名志首先便是一部标准的考证学著作。考证学规定了新方志的撰述,新方志典范也在相当程度上支撑并延续着考证学学统。

金石学勃兴于宋代,醉心于碑石的两宋金石名家往往出于文物鉴藏、文献考证、艺术欣赏等多重兴趣,故其研究多具综合性、整体性的特色。逮及明代,文物性、艺术性的金石研究颇有发展,而金石考证类的研究则陷入低谷,直至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予以复兴,始异军突起,后来居上。顾炎武金石研究专注考证的路向与其为学宗旨、家学渊源以及采录碑石铭文的方法密切相关,并对后人产生极大影响。自此,金石研究的不同趋向呈现分途精进的态势,其中,金石考证一路尤受重视,成为主流。

"和亲"是唐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手段。在唐代289年间,唐王朝曾多次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和亲"。其规模之大,涉及民族之多,范围之广,在中国历代的"和亲"中都是罕见的。本文在对唐代的"和亲"事件进行全面考察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唐代"和亲"的历史作用。认为唐代的"和亲"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民族关系,促进了边疆开发,不仅对唐王朝有利,而且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蜀人从事方志编纂有着悠久的传统。在蜀学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刘咸炘编纂《双流足征录》,以文献"足征"为宗旨,具有浓厚的资料长编色彩。但《双流足征录》并非不讲体例,而实有章法可寻,其中有些灵感源于史志编纂,或承前代史家之意,也有刘咸炘的独得之见,凸显了方志本色。刘咸炘在文献的搜集和整理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无疑强化了方志的学术品格。刘咸炘在方志编纂旨趣、体例以及方志的史源学考索等方面,提出了重要的见解,在民国时期的方志学发展史和史学史上具有不容忽略的地位。

陈寅恪的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可梳理为两个层面:在单纯的方法论层面,陈寅恪受到近代社会学方法的潜在影响,重视社会群体本位和经济因素,与唯物史观有一定的趋同之处;但在学术与政治交涉的层面,他强调学术独立,拒绝政治对学术的干扰,跟意识形态化的唯物史观又是截然对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