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卯(1903)、甲辰(1904)进士群体,既是国史上最后的两科进士,也是清季科举改制造就的两科进士,其在辛亥鼎革前后的出处浮沉至为不一。京官方面,翰林、御史因衙门被裁,自然丢官失业,但仍有许多人选择出仕,而多从军政大员的幕僚、秘书做起,以谋求保荐升迁。"遗民"与"贰臣"互见,各有著名代表。部属则绝大多数留任京官,基本保持了地位。道府州县等地方官群体,受到革命剧烈的直接冲击,丢官去职者非常之多。即使有部分人后来"光复旧物",实已颇费周折。立宪派人士多与革命合流,组织政党,参政议政,在民初政坛占据一席之地。与袁世凯及其北洋系统渊源有自的一些进士乘时崛起,骤跻高位。将停废科举与辛亥鼎革通盘考虑,从较长时段着眼,不仅可以更好地观察停废科举对士大夫精英群体的影响,而且对理解辛亥鼎革前后的人事嬗变亦不无启示。

《旧唐书》中关于长庆元年科场案的史料来源是《穆宗实录》,原出于杨汉公、郑朗等人之手,这些人都是事件的当事人,所录多受到自身立场影响,过度强调了举报者的不当性。段文昌、李绅因荐未果而上诉,李德裕、元稹因有私怨参与举证,虽属正常朝政公务,但处理方式却是前所未有的严厉,非他们所能为。由复试官白居易所叙看,复试的安排是很不正常的,是有意对及第者进行惩诫。利用新见墓志,可获知十多位覆落者更多信息。这次被覆落者中多人后来升至宰相等高职,多是成功的宦人,能力已得到证明;又,其时通关请托成风,初试及第不一定是作弊的结果。将卢公亮与乐辅政墓志结合起来看,卢墓志所说的"内庭臣"与乐墓志中"枢密是属"是有联系的。长庆科案是在穆宗即位阴谋下发生的,为钳制舆论而整肃科场是穆宗既定之策,因此,这场科场案也是这一政治事件在外廷的反应。

刘知幾是唐代著名的历史学家,长期于史馆任职,然在景龙二年向监修国史萧至忠上书退职,提出了史馆修史"五不可"。此封辞职信在历来研究中被视为唐代史馆弊病之论述。考究刘知幾与萧至忠书,其内容多为史馆监修和人事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即景龙二年唐代朝廷政治局势与史馆中诸位监修之政治立场,他们的政治诉求与刘知幾本人政治旨趣及著史关怀相悖,方才引发刘氏上书求去。在研讨刘知幾修史旨趣及关怀之外,这个背景是最应该引起重视的。

本文将狭义的文献学方法与哲学式的考证相结合,从现行本《荀子》的直接源头杨倞回溯到刘向,探究唐代以前《荀子》文本的复杂面貎。主要考察了《荀子》三十二篇的形成过程与篇目顺序,利用刘向篇次中的杂乱不合理之处,推定刘向以前文本的形态;通过检讨《荀子》各篇,挖掘荀卿思想的特色与意义,同时将刘向以前的《荀子》文本群分为修身、治国、抽象理论等种类,依此分类,讨论修身派、治国派、理论派等荀卿后学的分派问题。

《清文启蒙》是清代雍正王朝以后流行的满语启蒙读物。本书包含了大量清代中期旗人社会及家庭生活的第一手资料,见清史研究者和满语学习者不可或缺的资料。

在蒙古帝国及元代,关于动物的屠宰,蒙古人与其他民族有不同的认识。而在蒙古人制定的法律中,往往仅提及"羊"而没有其他动物。本文拟研究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经研究发现,有以下几个原因:1.在蒙古人的经济和日常生活中,羊比其他动物更有实用价值。2.在萨满教里,羊有着特殊而又重要的意义。此外,"元史"忙哥撒儿传中的一个小故事也表明,用"羊"来进行解释,可以更好理解蒙古人与其他民族的不同。

嵇康集编定于西晋,六朝传本附有《康集目录》与《集序》,反映了唐前文人集完整的编辑体例。唐初类书引有署名嵇康的他人作品,印证唐本嵇康集混入了非嵇康之作。明本嵇康集可分为黄省曾本和丛书堂抄本两种系统,前者源自《六朝诗集》本嵇康集所援据之宋本,属宋人重编本。明黄省曾据之重刻,且又参校他本。明抄本、程荣本均属该系统,相较于黄省曾本均经校订而存在异文。戴明扬《嵇康集校注》未参校明抄本,较具参考价值。丛书堂抄本的篇目、诗题及正文文字均与黄省曾本系统各本有异,当据抄自另一种宋本嵇康集。其非宋人重编本,而是保留了唐本甚至六朝古本嵇康集的旧貌。今传嵇康集,主要属宋人重编本,应该重视丛书堂抄本嵇康集的文本地位及文献价值。

杜诗凡一千四百余首,异文即有一千多处。本文选取杜诗流传中聚讼纷纭而又未有定论的两处异文,即"天棘蔓(一作‘弄’,又作‘梦’)青丝"和"宁辞捣衣(一作‘熨’)倦",使用语用训诂的方法,首先从语用习惯和语用环境等方面,对"蔓""、梦"进行模拟分析,得出前者当为"蔓青丝"而非"梦青丝";又从用词习惯、格律习惯及语用环境等方面,结合主体情感的表达、时空环境的展现以及感官的触发等角度,指出"捣衣""、捣熨"的明显不同,得出杜甫此诗当为"捣衣倦"而非"捣熨倦"。

先秦杂家集大成者《吕氏春秋》对诸子百家学说,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其中包括大量吸纳道家学说因素,以"援道入法"。然而借鉴《道德经》、《庄子》两部道家经典的方式与内容,又有所不同。《庄子》以《让王》篇为代表,为《吕氏春秋》所提供的资源,主要是具有道家情怀的寓言故事材料。而《道德经》为《吕氏春秋》所采纳的则主要是治国理政的观念及方略

战国时期的思想界出现了借用黄帝发表言论、表达思想的潮流,诸子发表治国思想时也有这样的现象。通过分析《商君书》《管子》《庄子》《吕氏春秋》四书中的黄帝之治可知,黄帝之治代表了仁义之治、礼法之治、法天而治等治国方式,不同的治国方式之间有差异但也可以相互辅助。其中,法天之治最有包容性。天地运行体现出法则、秩序,因此,效法天地之道的治国方式可以包含规范人间秩序的仁义礼法等治国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效法天地,刑德并用是比较有黄帝特色的治国之道。

本文试图对前人关于孟子性善论的研究进行全面总结和评析,认为前人在对孟子性善论的解释中大体形成了十种不同的观点,即心善说、善端说、向善说、可善说、有善说、人禽说、本原说、本体说、总体说、成长说。这十种解释的理论基础可从五组、十种不同类型的判断方式来说明:先天判断/后天判断,本质判断/特征判断,全称判断/特称判断,比较判断/总体判断,以及价值判断/事实判断。其中后天判断、本质判断、全称判断都难以成立,本原说、总体说、成长说(部分)不符合孟子本意,不能成立。此外还可以得出,心善说、善端说、向善说、可善说、有善说、人禽说、本体说、成长说(部分)都只能找到部分文本上的依据,都不足以证明"性善",只能说明"性之善";因此把性善论从整体上归结为上述十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都是片面的。本文主张,如果我们换个思路,不是纠缠孟子是不是真的证明了"人性善",而分析孟子如何说明了"人性之善",也许会有更多的发现。从"性之善"、而不是"性是善"的角度看性善论,也可以发现前述心善说、善端说、可善说、向善说、有善说、人禽说、本体说、成长说都对于我们理解人性之善有帮助。因此也许孟子真正的贡献并不在于证明了"性善",而在于揭示了"性之善"。如果因为发现了上述某种观点的价值,硬要为性善论辩护,就容易把性善论解释成前面十种意见的一种或几种,就会遇到种种难以克服的理论难题。抛弃寻找各种理由为性善论辩护的动机,转而深入挖掘孟子所揭示的人性之善的内含,也许更有意义。

人们认为荀子提供了一种转化我们的欲望的方法。本文将表明,严格地讲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荀子提供了一种促进我们改善动机结构的能力的方法。在欲望存在冲突的时候,它帮助我们克服原始的欲望。即使一个人改变了他所有的性情,而原始欲望仍然在,并且被极大地满足着。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个人即使怀有高尚志向仍然可能会被原始欲望驱使。根据荀子的观点,遵循道能够提供对原始欲望最好的满足,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实现一个人更加高贵的志向。

基于对当时日本已有研究成果的批判性继承,本文首先对荀子思想中的两种"性"进行了细致的概念剖析。其次,作者批评了仅从实际功效层面解释荀子"信赏必罚主义"的观点,主张"信赏必罚"与荀子思想中的根本原理——"同类相求"的原理相对应,是荀子追寻的理想社会的反映,因此在理论层面上亦是荀子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对"信赏必罚"的坚持导致荀子的人性论陷入逻辑困境,其中体现出荀子作为思想家面临的深刻难题。

牟宗三以"以心著性,归显于密"来综括刘宗周(蕺山)的思想,其意是以阳明学为显教,蕺山学为密教,"归显于密"便是从王阳明的显教归至刘宗周之密教。从显至密可分作两步,第一步是先将良知之显教归于意根之密教,第二步复将意根良知之属于心体之显教归于性体之密教。其中,从虚显之良知内摄至深微之意根,是内在之密;复从内在之良知意根(心体)上透至超越之性体,是超越之密。透过这两步收摄与上提,便可堵绝阳明学"玄虚而荡"及"情识而肆"的流弊。

牟宗三先生对中国哲学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其对朱熹的诠释有可商榷和完善的地方。依康德,道德法则与自由意志是互相函蕴的:从法则契入,需肯定自由意志;从自由意志契入,也需承认道德法则。此一区分可用来说明宋明理学中心学与理学的区分,朱子重格物穷理,是要从对道德法则的"真知"而产生真正的道德行为。象山、阳明所主张的"先立其大"与"致良知",则如同康德所说的从自由意志来开始。心学与理学是互相蕴涵的两个义理型态,虽可区分,但并不能偏重。

王阳明的"大良知",是牟宗三"良知坎陷说"的重要来源,内圣自然连带着外王,外王不能离开内圣,是牟宗三"良知坎陷说"的理论依据。不同于前人由内圣直接开出外王,牟宗三不是直接坎陷出科学与民主政治之内容,而是经由一个理性方式上的转变,由道德理性转为观解理性,通过"理性的架构表现",完成科学与民主政治的建构。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是在西方文化全面占据优势地位的境况下,对传统与现实关系的洞见和主张,对今天的文化建设仍有启发意义。

物自身"是康德哲学中引发最多争议的一个重要概念。牟宗三对这个概念提出一个很特别的诠释,即是认为这个概念不是一个知识论的事实概念,而是一个具有价值意涵的伦理学概念。但是他强调:康德并未明言,而只是暗示此义。因此,有些中国学者批评牟宗三的这个诠释是对康德哲学的误读或曲解。作者根据康德的著作说明这个概念在康德思想中的发展,藉以证明:康德本人已明白地表示此义。作者也引述三位德国学者卡西勒、克隆纳与考尔巴赫的观点,来左证牟宗三对康德"物自身"的诠释。

诸子百家对于统治方法,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诸子所提出的治术都有一定道理,但也都有不少缺陷。在由春秋战国走向天下一统的过程中,法术首先借诸国变法、秦朝统一及汉承秦制的统治实践,奠定了具有可操作性的行政基础。但是从秦汉的实际统治术来看,也曾有过反复,黄老之术一度很有市场,但最终仍然以失败告终。法术最后和儒学结合,阳儒阴法成为了长盛不衰的统治术。

河南理学复兴是清初理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面向,亦鲜明地体现了其时理学"去形上化"、"日用常行化"的特点。这一理学传统直至清代中后期的延续,遂成为一项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探讨过往研究中较为被人忽视的汤斌这位河南理学复兴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后世的影响这一议题,以他的从祀历程及唐鉴《学案小识》等传记资料对他的书写为中心,分析后世的儒者如何基于自身处境、学派立场,以及因应于朝廷需要,来塑造汤斌的形象。后世儒者对汤斌"行道之儒"的形象建构,其更大的意义或许在于为我们反思随着理学在清代的"日用常行化",程朱、陆王之争是否仍然重要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事例。

"理"的实质内容是道德信条,是存在于人伦世界的主观之理。在朱学中,道德也是存在于自然世界的客观之理。在从南宋后期到明朝中期的发展中,道德的这种客观性越来越弱,主观性则越来越突出。道德信条的存在本体,在朱学中是"性",在陆学中是"心",在王学中是"知",道德的实践性越来越强。道德在朱学中是知识,但到了王学中已经变成本能了。与此相应的是,朱学视道德为博深的知识体系,但在陆学和王学中,却是简易的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