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现代与启蒙政治哲学中，城市与疾病的共生关系或是被视为"他者"造成的道德危机，或是成为浪漫主义思乡愁绪和拒斥现代性的主题。在资本主义治理技艺的发展过程中，城市中频发的流行病成为了规训机制获得合理性的契机，并且塑造了当代自由主义阐释权力与自由、主体与公共之矛盾的基本范式。作为一种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试图揭开笼罩在城市与疾病的共生关系之上的意识形态，从而将人与自然界共同定义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对象。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城市与疾病的共生关系的本质是阶级社会及其生产过剩"社会瘟疫"在健康维度的必然结果。在世界性交往的当代，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出现的身份政治、"他者"机制和舆论乱象再一次证明，符合人类根本利益的是人与自然和解的生命共同体，其根本前提是对新自由主义话语下的治理技艺的扬弃，以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