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女作家的童年回忆书写以冰心、庐隐、萧红、张爱玲为代表,其文本内容有共同的构成同时也呈现出个性与差异性。童年回忆写作虽在个人经验基础上生成,但跨越时空的回望中有时代社会影响的投射。女性作家性别特质在童年回忆写作中有所反映与体现,从母女情感关系表现的角度切入,引入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理论,能够更好地观察这些作家及童年回忆文本的性质及状态。

香港文学具有极强的地域化特征,这种地域化特性从思想到语言都影响着几代华文作者的书写,张爱玲和香港渊源颇深,她写香港的几篇小说在香港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张爱玲本人华丽的苍凉和香港文学世纪末的华丽在气质上有相通之处。受张爱玲的影响,很多香港女作家在描写香港的爱情故事时着墨更多的是在纸醉金迷的都市光影中所折射出的爱情童话。本文以几位女作家为例探讨在香港这样一个特定区域爱情书写的模式与风格以及它的发展与脉络。

1980年代以来,通过对作家身份的"再认定"以及对《我们夫妇之间》的"再解读",萧也牧在当代文学中被"复活",重新回到经典作家的序列中来。但这种被选择的"复活"也成为解读作品的障碍。对于萧也牧文学创作的理解,应当首先与他的生平经历结合起来,并进而在他个人的创作史中予以考察。《我们夫妇之间》既是萧也牧的探索之作,也是当代文学实验期的重要文本。这篇在极具个人化的情境中写作出来的作品,隐含着作者对私密性的"变心"问题的回应。但一经进入公共领域,即被误读为革命干部的"变质"问题。同时,也经由丁玲的创作实践和批判,牵连到"当代"城市文学的叙述成规的建立。

梳理相关资料可以看出,贾平凹既没有典型的知青经历与伤痛,也对地质勘探生活不甚了解,却在1981年发表了以此二者为题材的《二月杏》。这与他1979年年初到北京领奖所经历的伤痕文学刺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但这部作品发表后不久就遭到了批判,欠缺生活经验、消极灰色的思想调子、反映现实的不准确等成了批判的点。这彰显了1980年代初文学局势的多变、文学中心与地方的信息落差等诸多文学史的观察点。

李宏伟的《国王与抒情诗》是一部意蕴繁富的长篇小说。作品以探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宇文往户的自杀之谜为主线,揭示了高度智能化的信息帝国对人类灵魂进行微妙控制的巨大秘密。一方面,信息帝国为人们提供了无所不能的生存需求;另一方面,它又以无所不在的方式,剥夺了人们的主体意识,使"抒情诗"不再成为个体灵魂的微妙呈现。这是人类在信息时代所面临的真实困境,也是这部小说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核。从叙事上看,这部小说不仅融入了科幻、探案等叙事元素,还借助"本事"、"提纲"和"附录"等巧妙设置,在"有意味的形式"中,实现了作者对人类生存处境的隐喻性表达。

将麦家看成类型作家的操作,其实是简单套用精英与通俗静态分类法的一个后果,它拒绝在两者之间和两者之外,寻求第三种混杂的可能来讨论问题。而以德勒兹的生成论来看,《解密》也好,麦家也罢,均处在不断的流变之中。其透过与各种知识书写,如(新)启蒙叙事、史诗书写,和权力结构(如生命政治)发生交接碰撞,从而模糊了既定的文学准则和疆域,并最终使得一个情景化的多声部麦家浮现出来,成为一个为"少数"代言的"反文典"作家。

刘岘是鲁迅作品图像阐释的先驱,他得到鲁迅直接教诲和热情扶植。1934年,19岁的刘岘为鲁迅的《阿Q正传》插图二十幅,他按照鲁迅小说的情节摘录构思,以阿Q的命运与麻木心态构成插图的叙事线索,努力画出沉默的国民的灵魂。在创作《阿Q正传》插图的阶段,刘岘受到诸多外国木刻家的影响,也从朱仙镇木版年画中有所传承和汲取。由于缺乏对于江南生活的了解,其艺术造诣还处在成长阶段,其稚气和缺憾难免,刘岘被誉为中国新兴木刻的先驱者。

1930年代红极一时的张恨水长篇小说《啼笑因缘》,以往论者往往从大众趣味加以理解。本文认为《啼笑因缘》是我国多角恋叙写模式的重要开创者。小说中对"五四"时过于浪漫的爱情幻想的否定,以及关于锄强扶弱、除暴安良的武侠描写,都走在了当时文学新潮的前列,在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与价值。

郭沫若的自传作品是值得重视的研究对象。《反正前后》是一部风格特异的自传,它自觉突破学界关于自传作品文体规范的共识,引入"论说体"(Essay)因素,表达了思想转变之后的郭沫若对中国近代社会与革命的认识,以及对革命信仰和革命策略的重视,是郭沫若流亡日本后思想发展的最新体现。

本文以韩少功两部知青题材的作品《归去来》和《日夜书》为例,知青一代作为城市和乡村的空间沟通者,穿越了共和国历史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他们的生活经验和文学上所呈现的精神空间,激发了文学叙事中空间和时间层面上的中间状态。韩少功的知青叙事把知青从表现对象转变成认识中国的方法论,显示了一代人的文化姿态,也留下未完成的空间。

在中国文化中,诗歌和自然有亲密的关系。蕴含具象形体和内在精神的自然,常成为诗人书写的对象,也濡养、提升了诗人的精神境界。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自然观和生命观的差异,诗人观照自然的方式迥然有异,书写自然的美学策略和美感经验也各不相同。本文以中国古典山水诗歌为参照,探析中国早期新诗发现和书写风景的问题。在古代社会,与自然同感共振的诗人,以独具特色的"味感—呼吸型"感思方式,将自然领悟为静穆平淡的德性山水。在"五四"时期,崇尚科学理性、凸显独立自我的诗人,从自然风景中脱离出来,将其作为观察和认知的对象,这构成了现代诗人发现和书写风景的前提和起点。自我意识觉醒、成为运用理性认知事物的独立主体后,诗人用视觉为主的认知方式,捕捉到了含有丰富形体特征的"流动的风景"。在此一时期的写景诗歌中,诗人选用唯一的词语确保描述与描述对象的唯一性关系,达致形似如画的审美效果,令主体感知与客体形质精确相符,克服了人和风景之间的间距,初步建立起一种新的书写风景的美感机制。

出于及时反映现实的政治功利需要,"十七年"文学批评界对于特写的推崇是一贯的,这抬高了特写的文学地位,促进了特写文体的独立化,对特写艺术质量的提高则成为批评界的要求。批评家们所要求的特写在艺术上的提高方向是小说化,而小说化又势必导致特写文体独立性的消解。面对这一难题,"十七年"批评家们对于特写的虚构性问题的讨论几经反复,仍旧没有得出具有确定性的结论。这一难题所呈现的文学的形式困境在十七年是具有普遍性的。

汉译《斯宾塞尔文集》关涉着译者章太炎早期整个知识图景的建构。作为跨语际实践的结果,《斯宾塞尔文集》原文与译文的差异,能体现在19世纪中后期,同时被"进步"的现代经验所裹挟的英、中两国的代表性知识人,跨越四十年的观念碰撞和心态抵牾。而作为全球知识生产的一个环节,《斯宾塞尔文集》位于自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以来英国认知中国,与鸦片战争后中国通过接触英国来认知世界,这两条接触线的交汇点上。此外,《时务报》"东文报译"的日译新词及其传播的世界知识,也影响《斯宾塞尔文集》的汉译。章太炎1902年东渡日本后,更经受了日译斯宾塞著作或反思斯宾塞浪潮的洗礼。全球史视域——这里具体指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中、日三地及它们所辐射的三种语言圈交叉和互动的历史,乃是观察《斯宾塞尔文集》及其后续知识效应时必要的方法论视域。

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中宣部创办的《文艺月刊》,是1930年代刊载汉译文学数量最多且质量精良的刊物之一。这一方面缘于南京国民政府提倡"民族主义文艺"、以欧美文学对抗苏俄文学的诉求;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以国立中央大学师生为主的学院知识分子的合作。政党借助学院的文化资本树立权威、宣传"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使《文艺月刊》具有学院化的文化立场和审美取向。同时,学院知识分子也在"文化民族主义"的共识下践行"学术救国"的理想。《文艺月刊》呈现了文学场内意识形态、美学观念、象征资本的互动,考察其汉译文学的面貌,更可呈现政党意识形态与学院知识分子的复杂关联。

几乎每一本论及小说《波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都会将之与"手抄本"联系起来,近年从"手抄本"的角度研究这部重要作品的文章和学位论文也越来越多。本文梳理了《波动》的写作与修改过程,提出《波动》并没有经历过传播意义的"手抄"环节,称不上"手抄本";同时,《波动》有过"手抄本"一说来自批评家对《波动》思想主调的不满,是基于"追加式"批判进行推理的结果,后来沿用"手抄本"说法的学者则是在特殊"文化心理"的作用下参与了以讹传讹。

本文主要依据新发现的丁玲的一封书信,并结合已发表的书信,再次对丁玲与历史的纠葛、在逆境中的心理状态,以及晚年的言行,做深入研究。同时,该信还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不仅有助于厘清《战地》的创刊过程、编务活动及文艺宗派关系,还为解读1940年代延安纪念萧红事件提供了崭新视角和内容。

通常认为鲁迅1926年11月编定《坟》,这是指《题记》《写在〈坟〉后面》而言,此前鲁迅对《坟》的编集已有长期酝酿,最迟于1926年6月确定选目,并很可能在1926年8月离京之前交稿。《坟》的编集遇到如何处理杂文与论文、文言和白话、早期"少作"与当下创作的关系问题,这包含了鲁迅早前"提倡文艺运动"到"五四"落潮后离京南下进入文学生涯新阶段的思想变迁,也决定了《坟》在《鲁迅全集》中的特殊地位。鲁迅自觉有必要继《呐喊自序》之后,借《坟》的出版来梳理和总结他二十年来的文学活动。这项工作牵涉问题甚多,故序跋一再迁延,《坟》也因此成了鲁迅手定文集中出版节奏最慢的一部书。

西方有关中国现代文学概览的英语书写已有数本,《卢特利奇现代中国文学指南》旨在通过宏观1910-2017年期间的中国文学,并对其中一些名篇佳作做深入研究,以满足英语为母语的西方读者、学生以及学者对中国文学专业知识的一般需求。该书对文学概览的写法问题另辟蹊径,根据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提出文学史书写的"模糊重叠说",将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分成相互独立而又相互重叠的四个阶段:"早期现代文学"、"中期现代文学"、"晚期现代文学"和"后现代文学",并以其为基础构建全书的理论框架,.兼顾文学研究对广度和深度的双重关注,将纪年、主题、比较和文本分析的方法融为一炉,在世界文学的大语境中对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与现状进行概述,重新定义现代文学现有的研究领域,突出现代文学新兴的领域,并为将来的研究项目提供新的见解与启示。总论对该书的编写理念、主要内容、理论框架、组织结构、编写方法、文献体例,以及使全书保持统一的主题等问题予以较为详细的阐述。

抗战前夕,周作人试图在"小品文"的金字招牌外另树旗帜,用张岱替换袁中郎,以日本江户时代的俳谐精神代替林语堂发明的"幽默"二字。周作人标举的"新俳文",其实是戴着俳谐面具的正经文章。从"小品文"到"新俳文",不全是新瓶装旧酒,周作人通过对中日两国滑稽文学的比较完成此次概念重组。这种概念的叠压及成分去取,无法从文学史的单一脉络去解释,而要结合抗战前夕的政治气候,在立说者与接受者的互动中,从周作人"不合时宜"的发言姿态及与"青年"的紧张关系,探究这场运动流产的原因。

余华创作的成熟表现在1990年代的长篇小说中,《在细雨中呼喊》写作者的"心理自传",《活着》写福贵生存之艰难,《许三观卖血记》写底层人的耻辱,它们从不同角度达到了当代小说的极致。但这不是说,三部曲就是余华盖棺论定的小说。对他小说的认识还有一个沉淀期,有一个与同时代最佳作家的比较性视野,以及将他前后期创作的相比较,这都需要细心、耐心和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