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文学的形成与1980年代社会、思想、文化结构之间有着微妙的内在关联。1980年代的文化意识、文学观念及深层知识型转换,塑造了莫言的人性观、文学观及其小说的独特思想与美学形态。作家通过与1980年代的融通、碰撞,借助多种思想和艺术资源,在个体与历史的互动中,重建中国现代主体。这一主体的重建路径、方式和叙事美学表征,具有多元性、复杂性、交错性和含混性。本文将以《红高粱家族》为个案和"方法",研讨莫言文学与1980年代乃至现代中国文学之间的内在关联。

"物品"是博物馆展示系统中的核心要素，也是它传播文化时所需要的重要媒介。然而，在现代博物馆以秩序对物品进行展示以教育公民和服务国家时，它往往会按照某种标准对"物品"进行重构，即使"物品"向"事物"转化，以构成承载权力话语和现实意义的文化景观来对公众进行启蒙和规训。通过被展示的"物品"，可以发现现代博物馆展览的"真实"性，及其作为文化实践活动和主体身份建构的本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现代博物馆是在借助对物的秩序化展示，以通过经文化调解的文化景观来对公众发起询唤，而公众一旦身处其中，也就意味进入了秩序对物的建构和身心的治理。

当代新儒家存在着心性儒学重良知本体与政治儒学重王道仁政的分歧,但都较少关注孔子"中庸"的"时中"维度。实际上,孔子"中庸"的"时中"思想正是中国先秦儒家本原文化对世界思想史的独特贡献,它所蕴含的从"慎独"到"群治"的个体与群体关系的平衡,构成了对于当代西方个人主义和党派政治所存弊端的纠偏。孔子"中庸"之"时中"至少具有这样几个维度:一是"时"与"位"相称的"正名";二是"时"与"学"相契的"好学";三是"时"与"教"相合的"教化";四是"时"与"权"结合的"权变"。从这几个角度切入,可望打通儒家的内圣外王之路,解决当代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的分歧,并令孔子的"中庸"思想在当代思想世界重新焕发光彩。

"孤岛"不孤的论断并非凭空产生,有其特定历史背景。而"孤岛"文学图景的丰富性却长期被这一论断遮蔽。事实上,孤与不孤,都可有更多的理解方式。战时的上海租界,提供了相对宽松的话语平台,"孤岛"不仅有左翼文人的抗战文学活动,还有以西风社为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各种文学活动。不同文艺思想与实践出现了众声喧哗的局面,且互相交错,各派势力都不能占据舆论主导。从而形成了与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极为不同的文化空间,孕育了丰富的文学实绩。

《应物兄》以人文知识分子之思想和生活境况为核心,尝试总体处理晚近三十年的文学、思想和文化问题。1980年代中期以降的先锋文学、新写实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已然被"历史化"的文学思潮和流派的历史合理性及其内在的"局限",均以此带有融通和汇聚、反思与重建之意的"实验文本"得以贯通。知识人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所表征的则是摒弃中国古典思想的"内圣"传统,不在"自我"之圆成上做工夫所致之精神的世俗化,既不能"为往圣继绝学",亦无力承担时代的责任伦理的迫切问题。而无论"心体"问题还是文学和思想资源问题,均涉及由晚清开启,至"五四"强化的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及其所开显之观念困局。在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视域中重建文化"主体性"并开出扎根于现实,会通传统且指向未来的新的思想和文化观念,乃是重建民族文化自信题中之义。

因为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又因为莫言自己屡次说过是以蒲松龄为师,屡次强调自己深受《聊斋志异》影响,所以,当代文学批评研究界,对蒲松龄与莫言的关系,谈论得比较多。其实,在当代作家中,喜爱和不同程度地受到《聊斋志异》影响者,并非只有莫言。《聊斋志异》在修辞艺术、取材方式和人物塑造等方面对其他一些作家也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本文以孙犁、汪曾祺、高晓声为例,谈论《聊斋志异》对当代作家的语言意识、伦理观念和人物塑造的影响。《聊斋志异》的简洁精炼和富于声音美,《聊斋志异》对重情义、重然诺而轻货财、轻生死的人格风范的歌颂以及对女性形象的塑造,都对孙犁、汪曾祺、高晓声这些作家有着启示和示范作用。

黄宗羲解释孟子的道德哲学,尽管总体上处于宋明理学的框架之内,但在具体诠释中,有着将伦理之境与自然世界相区隔的自觉,并对本体-宇宙论的诠释进路有相当反思。一方面,他将自然世界的自在性从伦理世界的束缚中释放出来,另一方面也将人从超越的普遍本体的概念中解放出来。如此,他对工夫论和性善论都作了具有新意的解释,即不单纯将自觉自为的持守视为工夫和性善的全部,而是突出工夫与性善的内容包含面向自然自在开放的维度。

以现实主义创作回应社会问题,为近年来的石一枫赢得了很大的文学声誉,而《心灵外史》也因此备受关注。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所带来的信仰危机被视为这篇小说的主题而得到充分阐释,但却鲜有注意到它在揭示社会问题时如何受限于社会学意义上的观念共识。人物形象的观念化是由"问题小说"的叙事伦理所决定的,而将底层民众的善念当作"盲信"的根由,无疑是强调信仰危机的社会指向,但其中对当代中国"盲信史"的戏剧化呈现,却将1980年代建构起来的反思话语作为前置观念,并倚重于既有的历史叙述、文学观念、新闻报道等文本化知识。像这样的"文本性态度",也是"社会问题小说"中的普遍性问题,以石一枫的《心灵外史》为中心的探讨,或对重建小说的社会关怀提供有益的启示。

在鲁迅、张爱玲与王安忆关于上海的描摹中,叙述者的肉身位置隐然可见且各具特色;与前者相比照,《繁花》所拥有的位置感尤可玩味,这也涉及某种经验层次及其独特的呈现方式。尤其在关涉"前三十年"的单数章节中,《繁花》的书写技艺使得对于每一种语言、修辞、观念的全然移情变得不再可能。由此,它从形式上抵抗了单一的、庸俗化的上海刻板印象,为更进一步的思考提供了准备。

张爱玲晚年作品《小团圆》的价值,不只在于对她私人经验的窥探,更重要的是其文学观念的流变以及这种流变在她作品中所呈现出的轨迹。在以《小团圆》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中,张爱玲试图回归中国文学传统中对"含蓄表达""深入浅出"的追求,在小说中表现出某种"非写实性"的样貌。为此她弱化人物生存的根基、淡化叙述的外缘、从着重外部世界转向强调人物内心,以对话勾勒人物形象……这些努力使其极具辨识度的文学格调褪色,转向晚年的质朴、委婉、晦涩,它更强调读者的参与,显现出文本极强的开放性。

"道德理想主义",在1990年代曾以抗击世俗主义的姿态,在"人文精神"讨论时掀起一场标准与价值之争;张炜、张承志并称即起于这个时期。相较于张承志,张炜实际更倾向也更擅长从灵感(而非观念)中提炼价值的对象,他这样做,几乎必然地会将书写的引导权交予主体感受,走向一条以直观通达本初的道路。在张炜1990年代的作品中,不难看到对作为行为动力的心理感受的描摹、对构成心理机制的主体认知的析分,以及对精神现象之间关联与互动的刻画,这些不仅不中"道德理想主义"之义,反而表现出对产生于农耕文明的儒家道德标准,和对产生于工业文明的资产阶级道德标准的双重悬置。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际,杨绛、钱锺书夫妇分别下放信阳息县和明港五七干校,在此度过了两三年岁月。他们分属学部不同连队,但彼此牵挂,并予探望,其情其境令人心动。《干校六记》是新时期问世的第一部记述作家学者干校生涯的散文,笔意平淡,内容多是零碎生活琐事,可看作杨绛的家书,亦可看作那一代人的心灵史。笔者利用现有材料,试图从不同角度走进他们夫妇,以及那一代人的精神世界,去探寻历史疑问,同时也在历史中找寻印证自己内心的答案。

《玉梨魂》是民初一部影响广泛的言情小说。其主人公何梦霞与白梨娘发乎情而止乎礼的爱情故事,有的学者认为仍应归于传统封建道德范畴,也有的学者认为已达到个性解放的现代阶段。深究作者徐枕亚当时的创作处境与外在压力,尽管作为原型的主人公在现实生活中已经逾越了原有底线,然而,小说作品本身留给我们的依然是个"近代性"的典型文本。

吴趼人的写情小说《恨海》,将女性推至历史变动的前台,通过拟代的方式,探究近代性别主体的生成问题。他的书写既回应了维多利亚文学中有关家庭小说写作的传统,也关联着近代以来逐渐兴盛的游记文学,显示了与西方成长小说的对话关系。在一系列的社会动荡中,故事的女主人公棣华徘徊在"内疚"和"羞耻"的情感之中,做出抉择,并逐渐获致个人的主体认知。同革命化的方式不同,吴趼人的写作显示了通过日常生活来推敲自我的可能路径,揭示了近代主体的建成,乃是在一系列的情感、道德的拉锯中完成的,代表的是一种情境化的认知方案。

1956年茅盾率领老舍、叶圣陶等12人的大代表团,参加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亚洲作家会议。这是亚洲结束了长时期的被殖民、第一次以独立姿态展开的亚洲文学交流活动。然而,这次具有纪念碑意义的大会,却因资料匮乏,其会议缘起、筹备过程、参会国家与名单等都不甚明了。基于此,本文汇集出现在《人民日报》《朝日新闻》《纽约时报》等各大媒体和杂志中与之相关的资料,参考中国作家叶圣陶、萧三和韩北屏,日本作家堀田善卫的记录,梳理了新德里会议的筹备过程、厘清了数据混乱的参与国家数目、最大限度地确认了亚洲各国的代表名单,以及整理了为期五天的大会的议程,让原本模糊不清呈碎片状的亚洲作家会议显示其轮廓,并具体呈现在会议期间产生的各种问题与争论,以便发现在1950年代中期冷战格局之下,亚洲作家们所面临的新的使命与矛盾。

左翼文学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植根于上海都市文化土壤里,然而海派文化对左翼文学的发生发展究竟有何影响,这依然是一个没有得到充分讨论的问题。海派文学本身就有着革命性的因子,左翼作为1930年代最先锋的文学理念,只有在最"摩登"的环境下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而海派里波涛汹涌的市民情绪和审美趣味,又与左翼政治理想的狂热达成了深层次的联结。无论是离开左翼去谈海派,还是离开海派去谈左翼,都是有失偏颇的。

论文以"清穿文"这一网络文学类型及其主要发表平台晋江文学城为例,讨论了从数字人文的理论视野出发开展网络文学研究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分析了包括文学网站积分榜单计算公式在内的网络文学生产机制与数字人文思维之间缠绕共生的关系,由此指出相关研究工具的匮乏和数据资料库的缺失。为了加强理论自觉,推进学科建设,当前最迫切的工作,就是尽快开发具有针对性的研究工具,以及建设完善一个学术向的网络文学资料数据库,抓紧搜集、保存现有的各种研究资料。

1920年代后期至1930年代初期,在中国现代文坛"革命+恋爱"小说作为一种创作模式和小说潮流曾风靡一时,这种小说的滥觞在哪里?它的始作俑者是谁?长期以来,研究者普遍认为"革命+恋爱"小说的始作俑者是蒋光慈,其滥觞是他的《野祭》。这一判断最早来自"太阳社"的中坚钱杏邨。很多文学史、小说史以及论文都沿袭了这种观点,直到近年仍有研究者持这样的看法。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但不占主流。在这里,笔者重申:"革命+恋爱"小说的始作俑者是张闻天,其作品是《旅途》,这从写作时间和作品内容都可以证明。《旅途》不仅是"革命文学"的先声,开了"革命+恋爱"小说的先河,而且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本文以1997年前后围绕梭罗"隐士"身份的论争为起点,在爬梳苇岸和止庵间潜在交锋的基础上,讨论不同谱系自然书写间的论争,即由周作人所整合的"草木虫鱼之学"一脉与具有生态主义价值诉求的自然写作一脉间的分歧。两派的分歧不仅关涉田野和书斋间的对立、"自然的伦理化"问题,以及传统"自然"与现代"自然"的概念歧义,还集中体现在对梭罗、怀特以及"隐士"陶渊明的评价上。

本文基于汉英可比语料库,利用语料库语言学检索软件,对莫言小说《生死疲劳》的英译本与英美小说语料库在词汇和句法两个层面进行差异性对比,尝试验证以小说为题材的英译本中翻译共性的表现程度。研究结果印证了大部分的翻译共性假说,但也证实了汉英语言差异、体裁限制、译者风格以及源语渗透效应等因素对于翻译共性特征有着重要的影响,汉语小说的英译文本具有独特的"翻译腔",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体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