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普惠金融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我国的普惠金融贷款体系仍在探索阶段。自2020年我国全面取得脱贫攻坚战后，国家对商业银行普惠金融贷款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商业银行风险防控内部审计作为风险防控的“第三道防线”在对其业务良性发展方面显得至关重要，但是商业银行内部审计部门在实施风险防控审计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本文首先阐述了商业银行普惠金融贷款发展现状，其次分析了商业银行普惠金融贷款风险防控的基本思路与流程，再次分析了商业银行普惠金融贷款风险防控内部审计存在的问题，再次对X银行Y分行2023年普惠金融贷款风险防控内部审计工作要点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对策。

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对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法律问题与负面现象，譬如“网络暴力”。“网络暴力”行为的滋生弥漫对网络环境和现实世界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在法治中国建设的背景下，直面和解决网络暴力行为刻不容缓，本文以法律社会学为视角，分析网络暴力的社会成因及现有法律规制的不足，并就完善治理路径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以期实现对互联网的综合治理。

本文探讨了中国药品专利补偿期限制度的相关问题。首先对中国的专利制度进行了概述，了解了专利的定义、获得方式和保护期限等基本知识。然后，详细分析了中国药品专利补偿期限制度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措施，包括专利保护期限的计算、专利授权后的市场行为限制以及专利侵权的赔偿制度等。此外，还分析了中国药品专利补偿期限制度在实际应用中的问题和挑战，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议和改进措施。

在侦查案件的实践中，正确合理的使用诱惑侦查可以达到更高效的目的，而要其达到期许目的，必然要对其基本的理念和我国的相关立法进行梳理和探讨，厘清其学理上的诸多纷争，审视我国对于诱惑侦查规定的缺漏，将我国诱惑侦查纳入到法制运行轨道。

指纹痕迹检验设备的指纹检验的效率要更高,而且它在指纹检验结果上也面具有着很一定程度的实际可检验操作性度和结果准确性。所以我们在平时处理的刑侦案件工作的很多时候也会更加广泛有效的去应用于各种刑侦现场取证侦查工作,其也可以更为有效快速地来提升对刑侦技术案件进行办案处理的综合效率,提升现场办案处理的及时准确性。为此我们特别需要针对指纹痕迹来检验各种刑侦技术犯罪的应用策略作出进一步的分析论述。

2013年我国公司资本制度完成由实缴至认缴制度的变革，股东享有约定出资额及出资期限的自治权。此次改革的出发点在于激发市场活力，提高公司资本利用率，但在认缴制度下如何实现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略显不足。在公司非破产的状态下，构思股东加速履行出资义务的合理性，并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责任。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对此问题的解释不断在重申，但实务中的做法仍有待细化。通过扩张解释及构建保护体系，从而为解决“非破产状态下债权人利益如何保护”的难题提供经验。

剪纸艺术作为我国民族民间艺术，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民俗文化和地域文化内涵。将传统的剪纸艺术进行传承，与现代艺术教育相结合，成为现代社会关注的重点。本文主要介绍剪纸艺术传承与艺教结合发展模式。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为我国民族民间艺术的保护与传承、创新与发展，提供诸多启示与借鉴。

随着人们思想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同性恋者在经历了去罪化和去病化后，权利意识逐渐觉醒，他们开始要求平等对待，要求获得与异性伴侣相同的婚姻权保护。同性婚姻的立法趋势应在我国人权条款、人格尊严条款和平等权条款视野下看待我国同性婚姻合法化问题，最后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在承认同性结合与异性结合存在差异的前提下，提出中国同性结合法律保护模式的选择，最终立法确定同性伴侣保护模式化。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背景下，在以人民安全为核心，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为目标的同时，要平衡安全保障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关系。当前紧急状态领域尚缺乏统一立法将之制度化，紧急状态边界的趋势是国家权力逐渐扩张，公民权利被限制。在安全与人权平衡下要明确公民权利克减的范围，同时界定国家权力扩张的边界，最大限度保障公民权利。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国家确认软法的地位并坚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软硬法混合治理之路。新《行政处罚法》融合了软法的相关原则，从而使行政处罚更具灵活性。但在现实执法中，仍存在“以教代罚”或“只教不罚”的极端现象。因此，探讨行政处罚中的教育措施与软法的关系，有助于更好规范处罚教育的行为，更好实现教育目的。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强调“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并出台了有关司法解释以及指导性规范文件，旨在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助推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从源头上预防、化解行政争议，促进行政争议诉源治理。其中，府院联动机制目前如火如荼开展，但实践中尚处探索阶段，且存在参与不当的异化风险，同时，各界对法院尤其是行政争议案件中行政审判力量在府院联动机制中的功能定位认识莫衷一是。本文通过府院联动机制的内涵与功能定位为契机展开，检视该机制下行政审判力量的路径与困境，以期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力量在府院联动机制乃至诉源治理机制实践中的良好法治运行提供重要参考。

自20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实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得到确认与建立之后，商品经济获得了蓬勃的发展。生产销售者为了让自己的商品和服务获得更大的市场占有份额和经济利润，便加大广告宣传力度来提高产品服务的知名度。但是实际中受利益的驱动，商家虚假宣传的现象也使屡禁不止。这不仅对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同时也危害了市场经济秩序正常良好的运转。因此，针对我国行政法律规范及相关规则问题仍然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将从虚假广告的概念界定入手，这是对其进行规制的首要前提，主要从内容、特点方面阐述；其次就是从规制体系、责任主体、认定标准以及监管制度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概述；对我国虚假广告行政法律规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仍然存在体系不健全、认定标准不明确、处罚力度不够以及监管缺口较大等问题；最后则是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提出虚假广告行政法律规制体系的健全、认定标准的明确、处罚力度的强化以及行政监管制度完善的建议。

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的第三十次会议上,正式予以通过。这为我国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打开了新的篇章。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政府机关等公权力机关时常会利用职权侵害公民的个人信息，因而从行政法角度来制约行政机关等公权力机关，对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以及推进法治化发展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研究域外国家个人信息出发，着重从行政法方面来分析我国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特点及缺陷，进而对公民个人信息的行政法保护提出可行性意见。

“刑法是一部惩罚犯罪、保护人权的法律”，陈兴良教授所著的《刑法的启蒙》一书对历史上十位著名刑法学家或者哲学家的刑法思想做了详细的介绍，通过阅读此书可以发现边沁的刑法思想与前人贝卡里亚的刑法思想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可以说边沁在继承贝卡里亚的刑法思想的基础上，又有许多创新之处，因此笔者将聚焦于边沁对贝卡里亚刑罚观的继承与发展这一问题，通过二位学者思想的理论基础、刑罚的定性、刑罚的目的以及刑罚的适用原则这四个方面，探究贝卡里亚与边沁二位学者的刑罚观的联系。

代购毒品行为一直是法学界的热门话题，国内学者有关此问题的观点有很多。本文从代购毒品行为的概念和特征出发，对代购行为的概念作了详细的阐述。第二部分分析了代购人持有毒品的状态，主要讨论了何种行为构成持有，并对代购人持有毒品进行了定罪的分析 。第三部分是关于代购人运输毒品问题的讨论，从多个角度论述了对运输行为的界定以及对非法运输毒品罪的定罪分析。本文的最后一部分论述了代购行为应当认定为贩卖毒品罪的情形，主要是针对牟利要件展开的论述，并在这一章的第二部分表达了笔者自己的观点。

面对如今“工作996”的时代，劳动者加班变成一个越来越趋近于常态化的局面。通过上年度劳动者加班时间数据的调查，从社会因素、用人单位因素及劳动者个人因素三个方面分析造成加班常态化的成因。研究劳动者休息权的法理基础，通过对比域外及域内法律对劳动者休息权的保护规定。对于目前我国劳动者休息权保护的法律规定方面，还需要从立法层面和具体实施方面做出更加完善的要求。

环境法作为针对环境保护专门建立的法律,对环境问题的监督及改善无疑起到着重要作用。但在环境法不断的完善的基础上,环境问题却仍在不断增多,这使得我们必须要加强反思,找出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加强对环境法保护对象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从分析我国环境资源法保护对象发展变化的过程入手 ,提出了今后环境资源法应紧紧围绕生态环境及其承载能力作出更加明确具体的规定 ,从各个方面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环境的保护法益应采用非人本主义的法益论。环境法益不仅是独立的法益类型，而且是包括人在内的各环境要素法益和环境管理秩序法益的综合体。环境法益具有先在性、独立性、多元性和复杂性等特征。为了实现公法对环境法益的有效保护，公法必须生态化。理论层面，重构和完善环境保护类型、环境污染刑事责任方式等；立法方面，调整和完善环境违法立法价值、立法目的、立法策略和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等；司法方面，完善环境违法司法解释、创制典型案例、加大惩处力度。

《刑法修正案（十一）》是1997年修订刑法以来， 继刑法修正案（八）、（九）之后作出的又一次大规模修改，在很多重要领域对刑法作了大量修正补充。该修正案中沿袭了历次修正中对具体犯罪构成要件与法定刑的修改以及新设部分罪名的传统，在此基础上使刑法进一步与其他部门法相衔接并回应了部分司法实践以及国民重点关注的热点问题。且在此次修正案中所体现出的刑法积极预防观也值得我们进行研讨。

从地方治理的现实需要出发,需要给地方更大的自主权。《行政处罚法》第12条第3款赋予了地方执行性立法以行政处罚补充设定权，为确保地方立法机关合理行使该项权力，有必要对其适用空间加以厘定。地方立法机关补充设定行政处罚时，应充分考虑多项因素，如必要性、义务内容的确定性、合理性和可履行性，以及违法行为的可认定性等。地方性法规补充设定的行政处罚，只能限于上位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且不能突破上位法规定的处罚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