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中文出版社

慕江伟《中国文学》 2020年7期

摘要:

范稳用"拒绝遗忘"和"发现抗战"的叙述方式完成了个人化的抗战历史书写，写出了以"中国远征军"为核心故事的长篇小说《吾血吾土》(2014)和以"重庆大轰炸"为故事线索的长篇小说《重庆之眼》(2017)。两部小说通过"抗战"故事与"后抗日"行动的交织叙述，既思考战争遗忘与记忆的问题、战争追责与索赔的问题，也聚焦战争对个体生命冲击的问题，在追溯历史中完成了一次战争创伤的文学救赎。

战争叙事的探索及其突破——论张翎《劳燕》的抗战书写下载：67 浏览：387

慕江伟《中国文学》 2019年1期

摘要:

《劳燕》是加籍华裔作家张翎以抗战时期美国援华海军为背景创作的长篇小说，故事以"月湖"为小说叙事的空间，通过亡灵视角，讲述了一个名叫姚归燕的女孩坎坷曲折的一生。小说在战争叙事方面有不凡表现，特别是小说的叙事结构和人物关系的设置，在增强艺术和升华主题的同时也为战争小说的写作提供了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迷雾重重:“眷村文学”再考察下载：54 浏览：380

许诺《中国文学》 2019年1期

摘要:

台湾"眷村文学"到了两岸学术界近三十年的密切关注，但"眷村文学"这一文学概念本身却常在具体应用中处于含混、游移的状态。两岸学者"眷村文学"研究的路径和阐释方式看似相类，实际却因情感倾向与身份立场的不同而书写策略殊异；同时，"眷村作家"的身份指认也激起了部分作家创作的"应激反应"，更增加了研究的复杂性。本文将对两岸的"眷村文学"研究作整体性考察，将其放回历史脉络中重新审视，并试图呈现"眷村文学"作为文学概念的流变及其复杂性。

类型、功能与叙事策略——红色叙事中的“酷刑” 下载：67 浏览：466

段晓琳《中国文学》 2018年8期

摘要:

红色叙事中的酷刑主要有两种类型:作为公共景观的酷刑与作为个人角力场的酷刑。作为公共景观的酷刑在红色叙事中具备控诉功能、英雄形象塑造功能和彰显群众革命力量、歌颂我党革命信仰的功能。作为个人角力场的酷刑主要有三种:敌我斗争的角力场、自我斗争的角力场和精神斗争的角力场。三种角力场的酷刑叙事功能各不相同而又互有交集。尽管酷刑在红色叙事中十分常见，但与晚清文学、新时期小说以及现代谍战作品中的酷刑叙事相比，大部分红色经典中的酷刑叙事都十分节制，笔触不会在酷刑过程本身和革命者的身体上过度停留，"不在场的酷刑"既是红色文艺经常采取的酷刑叙事策略，也是红色叙事对鲁迅酷刑叙事传统的内在继承。

文学“新生力量”的起落——从投稿看“百花时代”的青年创作者群体下载：66 浏览：346

张钰《中国文学》 2018年5期

摘要:

在"百花时代"前后，曾有一批青年创作者，以"群体"的面貌、以文学"新生力量"的身份，异军突起。这一文学现象往往湮没于对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或少数几个青年作家的关注之下。本文从投稿及其相关问题切入，可以看到青年创作者群体在"百花时代"经历的一条不同于"老知识分子""老作家"，也不同于"工农兵作家"的发展路线。这一问题背后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生产力、后备军的重要尝试，以及新中国文学制度、作家培养制度的建设。

十九路军与“自由人”论争下载：64 浏览：395

郭帅《中国文学》 2018年5期

摘要:

"自由人"论争事件表面上是一场文艺论争，但在事实与本质上，主要是一场政治斗争。"自由人"胡秋原的主要政治资源是十九路军。"王明中央"时期，党对十九路军的舆论策略非常特殊。在党的"白区"工作制度下，左联顺应中共中央的这些特殊政策，与胡秋原展开了形态特殊的论争。可以说，党争既是"自由人"论争的动机，也是其动力。党争—文争的关系框架，为我们认识和评价左翼文学论争提供了一种角度和思路。

细读高晓声下载：64 浏览：357

王彬彬《中国文学》 2018年4期

摘要:

高晓声善于通过细节描写刻画人物性格和揭示人物心理，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往往让细节与细节相互映照、相得益彰，从而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艺术效果；高晓声不仅把李顺大、陈奂生这类老实巴交的农民形象塑造得好，也塑造了一系列具有艺术光彩的乡村流氓、无赖形象；高晓声小说中，议论性的成分是很多的，但这些议论并不给人以枯燥乏味之感，相反，总是妙趣横生，就因为高晓声议论所表达的观念、智慧，总能超越小说的具体情境而具有普遍性意义；高晓声还有些小说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其实是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的，例如《周华英求职》《太平无事》等就是这样的作品。

路翎对“五四”文学的坚持与深化下载：63 浏览：476

许诺《文学研究》 2020年9期

摘要:

作为在1940年代登上中国文坛的作家,路翎的创作在与"五四"文学的互文性关系中更能揭示其独特之处:一方面,路翎虔诚而坚定地沿着"五四"现实主义的文学方向前行,并在战争语境中反思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新文学的几个重要问题;另一方面,他将"五四"文学对"人"的关注带入他对1940年代人民解放道路和历史主体的追寻与建构之中,并在创作中不遗余力地予以回应。路翎对"五四"文学的坚持与深化,与他的精神导师胡风有直接关系,也同时体现了1940年代中国新生代作家对"文学向何处去"的思考与实践。

错位与混乱：对发生期的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反省下载：38 浏览：319

王振滔《文学研究》 2020年12期

摘要:

自18世纪以来,西方文学主潮经历了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再到现代主义,一直到今天的后现代主义——这么一个仍在进行的过程。虽然历史的、在场的"浪漫主义"运动发生于18世纪晚期而衰落于19世纪中期,但是由此而形成的"浪漫主义"观念却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叠加、演变。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浪漫主义"在中国的发生期,"时间差"导致了"浪漫主义"在中国的错位与混乱,原本就相当复杂的"浪漫主义"因此变得更加斑驳迷乱。"树型结构"方法论是以"整体性研究"和"类型学研究"为基础,从"启蒙—革命"范式中确立浪漫主义类型的划分标准,并对每一种类型的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进行知识考古,从而明晰浪漫主义进入中国新文学的真实状态。

《修改过程》：作为狂欢化叙事的现代寓言下载：46 浏览：344

李东若《文学研究》 2020年6期

摘要:

《修改过程》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写实主义文本,而是具有复杂的狂欢化叙事模式的现代主义文本。小说借助于对"七七级大学生"人生沉浮的群像塑造,在小说叙事结构、文本间互文和语言特色等方面展现了精密构制的狂欢化叙事手法,展现了泥沙俱下的独特审美特质。《修改过程》凝聚了作者对历史巨变背景下当代中国三十年间个体生命生存状态的深切思考,以其隐喻—象征手法彰显了现代寓言的特色。

当代作家与《聊斋志异》——以孙犁、汪曾祺、高晓声为例下载：45 浏览：324

王彬彬《文学研究》 2020年5期

摘要:

因为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又因为莫言自己屡次说过是以蒲松龄为师,屡次强调自己深受《聊斋志异》影响,所以,当代文学批评研究界,对蒲松龄与莫言的关系,谈论得比较多。其实,在当代作家中,喜爱和不同程度地受到《聊斋志异》影响者,并非只有莫言。《聊斋志异》在修辞艺术、取材方式和人物塑造等方面对其他一些作家也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本文以孙犁、汪曾祺、高晓声为例,谈论《聊斋志异》对当代作家的语言意识、伦理观念和人物塑造的影响。《聊斋志异》的简洁精炼和富于声音美,《聊斋志异》对重情义、重然诺而轻货财、轻生死的人格风范的歌颂以及对女性形象的塑造,都对孙犁、汪曾祺、高晓声这些作家有着启示和示范作用。

现代历史故事在当代小说中的审美表达下载：46 浏览：356

慕江伟《文学研究》 2019年12期

摘要:

在当代文学中,现代历史故事存在于众多当代作家笔下,并写出了诸多富有特色的小说作品,它们从不同角度钩沉历史细节,再现被遮蔽的社会时代景观。本文把"现代历史故事"作为一种方法,重新考量《红高粱》《妻妾成群》《白鹿原》《尘埃落定》《劳燕》《山本》六部不同历史题材的小说,探讨当代作家讲述现代历史故事时在主题、人物、艺术等方面的审美表达,进而思考这些故事在当下的时代意义与价值。

科幻小说与“新时期”文学——童恩正《珊瑚岛上的死光》发表前后下载：59 浏览：386

刘阳扬《文学研究》 2019年6期

摘要:

1978年,随着政策的转向,科学技术工作重新展开,文学也开始复苏,科学文艺创作逐渐恢复。科幻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题材登上文坛,并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影响。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并获得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意味着科幻小说紧跟"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步伐,并开始获得主流文学界的认可。1978—1983年,中国科幻文学迎来了黄金时期,但科幻小说在发展的同时也远离其科学普及的初衷,遭到了科学界的不满。随着"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展开,曾经蓬勃发展的科幻文学迅速衰落,直至数年之后才得以恢复。

时空错位中的心理变迁——张爱玲及香港女作家笔下的爱情书写下载：95 浏览：499

蔡晓妮《文学研究》 2018年5期

摘要:

香港文学具有极强的地域化特征,这种地域化特性从思想到语言都影响着几代华文作者的书写,张爱玲和香港渊源颇深,她写香港的几篇小说在香港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张爱玲本人华丽的苍凉和香港文学世纪末的华丽在气质上有相通之处。受张爱玲的影响,很多香港女作家在描写香港的爱情故事时着墨更多的是在纸醉金迷的都市光影中所折射出的爱情童话。本文以几位女作家为例探讨在香港这样一个特定区域爱情书写的模式与风格以及它的发展与脉络。

1979年前后丁玲的言行、心态及若干史实——以一封书信为中心下载：91 浏览：491

张元珂1,2 《文学研究》 2018年2期

摘要:

本文主要依据新发现的丁玲的一封书信,并结合已发表的书信,再次对丁玲与历史的纠葛、在逆境中的心理状态,以及晚年的言行,做深入研究。同时,该信还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不仅有助于厘清《战地》的创刊过程、编务活动及文艺宗派关系,还为解读1940年代延安纪念萧红事件提供了崭新视角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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