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作为直接作用于人力资本的教育形式，在我国全面脱贫攻坚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截至2020年底，我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我国整体脱贫攻坚的效果非常显著。习总书记指出，“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贫困地区教育事业是管长远的，必须下大力气抓好”。因此，职业教育扶贫作为扶贫工作的重要一环，对职业教育扶贫政策进行梳理和分析，能够提升职业教育扶贫的精准性和效能，有助于解决贫困地区长效发展的问题，为各级政府的政策颁布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职业教育政策发展沿革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教育扶贫的相关政策，其中尤以职业教育的特性，在扶贫政策中出现的次数颇多。通过对相关政策的梳理可以发现，参与各地区职业教育扶贫工作的主体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职业教育扶贫对象从原先的农村人口为主，逐渐扩大至农村劳动力、城市农民工和贫困家庭等。体现职业教育细致化、多样化的帮扶特点。
本文通过以关键词“扶贫”、“职业教育”、“教育扶贫”、“职业教育扶贫”等，对国家政府部门网站进行检索，同时参考了部分文献中所引用到的法律法规和政策通知等文本，所有选择的政策文本均为公开的数据资料。同时，由于各级各类政府所发布的相关职业教育扶贫政策数量庞多，涉及面广，本文考虑到研究的权威性和科学性，选择了以国家层面发布的相关文本。因此，在此基础上，本文选取了以下22份政策文本（如表1所示）。
表1 1984年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扶贫相关政策表
1、发文时间和数量分析
图1 1984年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扶贫相关政策出台时间图
由图1可以直观反映出我国自1984年以来职业教育扶贫相关政策的出台时间和数量变化趋势。可以看出，我国国家层面的职业教育扶贫政策自1984年至21世纪初，基本维持在每年一篇左右的水平，呈现出较为稳定的发展趋势。而在我国扶贫工作进入精准扶贫阶段，扶贫事业作为国家层面的重要大事后，在2015年后，相关职业教育扶贫政策的数量也逐渐呈现上升的趋势。
李智君等指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职业教育扶贫政策经历了政策试探、政策试验与政策转型三个阶段[1]。“政策试探”阶段（1978—1993）时期，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处于初级阶段，职业教育参与农村扶贫工作处于理论试探阶段，在实践层面的开展不够深入。“政策试验”阶段（1994—2011）时期，国家从法律与政策层面将职业教育作为贫困治理的重要工具，在治理少数民族地区和农村地区贫困方面不断进行政策试验。事实上，此阶段职业教育扶贫政策有效发挥了职业教育在化解区域贫困、服务西部大开发战略与新农村建设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政策转型”阶段（2011年—至今）时期，国家通过制定专项行动计划与实施方案，将职业教育扶贫聚焦到“深度贫困”与“多维贫困”，“精准扶贫”“技能培训”“创业能力”“持续发展”“乡村振兴”等成为职业教育扶贫政策的关键词，职
业教育扶贫政策无论是在政策靶向上，还是在政策实施方案上，都凸显了精准化与综合化的特征，职业教育在扶贫中从单纯的经济扶贫功能升级为“治穷”“扶智”与“扶志”相融合的综合性功能。
2、发文主体分析
由于国家层面发布的职业教育扶贫政策涉及到较多发文部门，在表2中对各个政策的发文主体进行了统计和整理。可以发现，在涉及职业教育扶贫政策的部门中，主要有国务院、教育部、人大常委、扶贫办等部门。发文主体主要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由综合领导部门和各分管部门共同构成，反映了职业教育扶贫这一政策牵涉的范围广、主体多；二是相关政策大多由多部门共同发布，这也体现了教育扶贫的复杂性和联动性。
表2 政策发文部门统计表
3、发文形式分析
本文选取的职业教育扶贫政策主要涉及了通知、决定、意见、法律和纲要这样5类形式。从图2中可以发现，通知类文件占据了大半以上的数量，其次为决定和意见，分别占了23%和14%，占比最少的为法律和纲要，各占4%。
图2 1984年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扶贫相关政策发布形式分析
二、职业教育扶贫政策相关文献综述
职业教育旨在培养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初级、中级或高级专门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具有大众性、技术性和生产性等特征。职业教育被认为是最有效的“造血式”扶贫，职业教育旨在瞄准职业教育扶贫对象，聚焦扶贫重点人群，大力支持农村贫困家庭子女接受职业教育，提高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能力。
国内对“教育扶贫”概念理解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教育扶贫就是“依靠教育扶贫”。如林乘东（1997）认为教育扶贫主要是通过教育对贫困人口进行素质改造，教育扶贫就是素质扶贫[2]。钟秉林（2016）认为教育扶贫是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和资助贫困人口接受教育从而帮助贫困人口掌握相应的知识和技能，提高贫困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去促进其经济和文化发展[3]。另一种观点认为，教育扶贫不仅要“依靠教育扶贫”，而且首先要“扶教育之贫”[4]。如刘军豪（2016）等指出扶贫开发的主要阵地和关键领域一直是教育，教育是扶贫的目标同时也是扶贫的手段，教育与扶贫要协同联动，把教育当作扶贫的目标、领域、内容和任务，利用教育政策的倾斜、加大教育教育投入、调整结构等手段及方式以最终实现教育领域的减贫和脱贫，然后利用教育的发展去带动贫困地区及贫困人口的发展，促进其脱贫致富[5]。
在教育扶贫政策方面，吴霓、王学男（2017）对我国教育扶贫政策的结构内容，以及政策体系构建依据进行分析，总结出我国教育扶贫政策体系的相关特征并就政策体系与结构问题提出了完善意见[6]。张琦、史志乐(2017)立足教育扶贫新时代背景，对我国的教育扶贫政策作全面解读：我国已初步形成教育扶贫政策的体系框架，并且在该体系框架下，有众多创新型项目工程被付诸实践，从而积累了许多实操性较强的经验[7]。朱艺丹分别对比研究发达国家教育扶贫政策、发展中国家教育扶贫政策演进历程、重要主体、制度安排以及发展特征，并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归纳其中蕴含的经验镜鉴[8]。
郭广军等（2017）指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存在经费不足、贫困资助不完善、基础设施落后、教师队伍差、教学成效差等问题，提出应完善相关政策支持；加大经费投入力度；明确各级权责，并设立监督考核机制；加强职业院校基础设施建设、精准识别扶贫对象及其需求、畅通招生扶贫渠道、加强师资及其待遇机制建设、加大职业教育宣传力度等对策[9]。张诗雨（2017）基于西部地区调查，指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存在经费投入少、资助体系不完善、激励制度缺失、宣传力度小、执行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并提出加大财政转向投入、丰富人才培养模式、强化执行监管、建立激励制度等建议[10]。朱德全、吴虑等立足农民工城镇化的视角，提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实践中存在的三个矛盾：经济融合之需与经济资本薄弱的矛盾、身份融合之需与社会资本赤贫的矛盾、心理融合之需与文化资本欠缺的矛盾，结合提升人力资本存量和优化结构、扩大社会关系规模和提高质量、助力城市文明认同和心理融入三个目标，实施精准分析需求、精准协同帮扶、精准治理监评策略，以保证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效能[11]。
唐智彬、刘青（2016）提出由于职业教育数量和结构上的不合理，农村职业发展必须采用定向培养模式。定向培养需要明确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对象、内容以及方式。首先要确定农村职业教育总体培养目标，即“脱贫能力为核心、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导向”；其次要以区域“精准扶贫”战略布局为基础，构建定向农村职业教育分类发展体系；要采用“弹性自主、灵活多样”的多途径教学方式；最后立足于“多方合作”的定向农村职业教育管理与培养模式和产教融合的定向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方式[12]。孟凡华、任志楠（2016）在贵州省职业教育扶贫的实践上提出大力推行教育“9+3”计划（9年义务教育+3年免费中职教育）、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强化职教发展法制保障、实施全覆盖高精准职教脱贫项目等建议。
三、当前研究述评
从我国学者对教育政策研究来看，对教育政策价值、过程、内容研究较多，多立足于定性分析，缺少定量分析，需要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促进教育政策研究的更一步发展。
职业教育作为我国教育的重要一环，在发展经济、促进教育发展方面起着不可代替的作用。当前我国虽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但职业教育仍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与我国整个教育现实相关，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仍然高于职业教育。在加强对职业教育的研究同时加强职业教育的舆论宣传推广，改变人民群众对职业教育的看法，从根本上提升职业教育的地位。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教育扶贫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教育扶贫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教育扶贫功能获得了党和国家及人民群众的一致认可。但教育扶贫的很多问题仍旧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比方说教育扶贫的主体、对象如何“精准化”?教育扶贫的具体内容包括哪些?教育扶贫有哪些开展方式?如何建设好的教育扶贫机制、制度、政策环境等?作为教育扶贫的研究者，我们要立足于根本，立足于中国教育扶贫实践，不断吸取教育扶贫经验和教育，为我国教育扶贫工作提供指导借鉴，发挥教育扶贫最大效用。
职业教育扶贫作为最直接有效的扶贫方式，为国家培养了一批职业技术人才，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困问题。把职业教育扶贫和精准扶贫结合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更好的发挥了职业教育扶贫的作用，但结合过程中存在一定问题，比如：农村职业教育对扶贫对象的识别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对接受职业培训的贫困人口的档案还没有完全建立、农村职业教育资金投入与管理机制也不够完善，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职业教育扶贫和精准扶贫的进程。且我国对于职业教育扶贫分析和对政策文本分析较多，但对职业教育扶贫政策文本分析还不够，需要加强对职业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分析，更好的去指导职业教育扶贫。
参考文献：
[1]李智君,易小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扶贫政策的反思与建议[J].职教发展研究,2021(02):52-60.
[2]林乘东.教育扶贫论[J].民族研究，1997（3）.
[3]钟慧笑.教育扶贫是最有效、最直接的精准扶贫——访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J].中国民族教育,2016(05):22-24.
[4]林乘东.教育扶贫论[J].民族研究，1997（3）.
[5]刘军豪,许锋华.教育扶贫:从“扶教育之贫”到“依靠教育扶贫”[J].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2016(02):44-53.
[6]吴霓,王学男.教育扶贫政策体系的政策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7,38(03):76-84.
[7]张琦,史志乐.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创新及实践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2017(04):154-160.
[8]朱艺丹. 发展中国家教育扶贫政策比较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8.
[9]郭广军,邵瑛,邓彬彬.加快推进职业教育精准扶贫脱贫对策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7(10):5-9.
[10]张诗雨.广西中等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问题与对策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17.
[11]朱德全,吴虑,朱成晨.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逻辑框架——基于农民工城镇化的视角[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4(01):70-76+190.
[12]唐智彬,刘青.“精准扶贫”与发展定向农村职业教育——基于湖南武陵山片区的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2016,36(07):79-84.
[13]孟凡华,任志楠.教育拔穷根 职教先冲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贵州实践[J].职业技术教育,2016,37(12):18-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