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来，自中国迈入中等收入水平国家后，经济增长速度逐渐变缓。国际市场大环境决定了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速持续放缓是不可避免的。经济增长下行，居民收入增加而社会总利润率下降，数字化经济异军突起而旧经济呈现出疲态。而其中，产能过剩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重要经济现象。产能过剩会造成过度的产品挤压与浪费，降低企业利润与绩效，从而导致经济整体运行效率下降。2021年中国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7.5%，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以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5.9%、77.9%、74.8%。2021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虽比上年上升了3.0个百分点，但明显低于81%-82%的国际正常标准，产能利用率仍有一定提升空间，仍存在着产能过剩等问题。探求产能过剩的原因以及如何化解产能过剩，已经成为新常态下寻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为有效解决众多行业中所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国务院发改委等部门发布了若干指导意见与文件。2015年，为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国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改革重点之一就是有效去除产能过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调整产能和库存的存量，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一系列举措彰显出了中国对于化解产能过剩问题的高度关注，但现实证明近几年的政策效果并不明显，特别是钢铁等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还在加剧，企业仍面临严重困境。因此，深化改革以改善政策效果刻不容缓。
二、产能过剩的定义与测度
为研究供给侧改革的首要任务即去产能，首先应对其产生的直接原因即产能过剩进行全方位剖析，对产能过剩的界定、测度进行梳理，以便于形成对于中国产能过剩程度的直观认识。
2.1产能过剩的定义
目前学界对于产能过剩的定义的意见并不统一，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产能过剩进行了定义。在西方经济学中，E.Chamberlin最先系统地对产能过剩进行了定义。其研究认为，产能是成本处于最低值时所对应的产量；产能过剩是成本最低处的产量高于长期均衡中的实际产量的差额［1］。产能过剩还可以从不同层次进行定义：微观上，产能过剩是指实际产出低于产能产出达到一定程度时所形成的生产能力过剩；中观层面来看，若一定时期内某行业的实际产出在一定程度上低于该行业的产能产出，则被成为产能过剩；宏观上，产能过剩是社会活动未达正常限度的产出水平，并引发生产要素闲置的现象。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产能过剩的核心都离不开“供大于求”。
2.2产能过剩的测度
产能利用率是对产能过剩进行测度研究的主要应用指标。衡量产能利用率的具体方法有直接计量法和间接计量法。通过对企业进行调查，直接获得产能利用率指标的方法为直接计量法，此方法在收集准确全面的数据方面存在较大难度；间接测量法首先需估计出产能规模，然后通过公式Y/Y*进行计算。具体来说，估算产能规模的方法主要有峰值法、函数法与数据包络方法。峰值法定义产能规模为一段时间内产出水平的峰值，是测算产能利用水平的经典方法；函数法，是将要素投入数据代入事先设定的具体的生产函数形式，估计出相关参数，进而得到产能利用率；数据包络（DEA）方法，即首先通过可观察到的投入和产出数据刻画生产前沿面，再将偏离了生产前沿的无效率部分估算出来。
不同的方法都存在着各自的优势与缺陷，任何一种单一的测算方法，都不能完全准确得刻画出真实的产能利用水平。因此中国产能过剩的计量应在国外成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融合目前中国经济体制与发展现状，构建出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相适应的产能过剩计量体系。
三、产能过剩的成因
目前，学者们对于中国产能过剩的成因看法不尽相同。概括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市场与政府两个视角。
3.1政府视角
众多学者以中国当前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和转轨经济下的体制不健全为背景，着手剖析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在目前的政府官员晋升机制和财政分权体制的刺激下，各地方政府以盲目追求GDP增长、增加财政收入为其发展核心，其充分利用各种优惠政策来招商引资，大力发展最能带来经济效益的重工业。且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采取了很多政策性补贴招商引资，使得过度投资现象加剧。地区之间激烈的针对投资的补贴性竞争已成为导致产能过剩最为主要的原因。同时，各级政府出台的产业政策作为各行业的投资风向标，在诱发企业投资方面会产生很大影响。
3.2市场视角
林毅夫基于市场失灵的视角提出了“潮涌理论”来解释中国产能过剩的形成路径。在某些领域，在产业政策的引导和创新的正面溢出效应的影响下，使得企业的进入门槛较低且会集体涌向某些领域［2］。而企业在进行投资时往往会存在信息不对称，尤其是无法明确行业内企业的总数，进而导致投资中出现了“潮涌”，形成严重的产能过剩。
四、产能过剩的治理对策
“政企互动”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只有政府和市场相互协调配合，才能使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逐步化解。但学术界对于产能过剩到底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仍存在广泛争议。不同的原因也就意味着完全不同的治理措施。根据对产能过剩的不同界定以及原因的探讨，学者们主要提出了以下治理对策。
4.1依靠市场自发调节
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任何的政策制定者都很难制定出一套能完全化解产能过剩的方案。因此，更应该由市场机制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由于中国目前市场机制并不完善，更应该充分遵循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客观规律，深化培育市场成熟度，使市场充分发挥其自我实现均衡的作用。只有基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深入把握市场经济规律是化解产能过剩问题的关键。
4.2产业结构优化调整
苏剑认为，中国要适时进行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3］。由于中国长期处于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更应该加快淘汰落后产能，这既是治理产能过剩的重要手段，也是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的迫切需求。
4.3深化体制改革
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存在着市场因素论和政府干预论两种说法。对于中国而言，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转轨过程中经济体制缺陷造成的。通过对官员晋升体制、财税体制等制度进行深入改革，对体制上的根本弊端进行全方面治理才能有效化解产能过剩。政府应当通过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推动投资主体的多元化，规范政府的投资行为等措施来化解产能。
〔参考文献〕
[1] CHAMBERLIN E. The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7.
[2] 林毅夫．潮涌现象与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理论的重新构建［J］．经济研究，2007，(1)．
[3] 苏剑.产能过剩背景下的中国宏观调控[J].经济纵学动态，201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