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年以来，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取得革命、改革、建设的伟大胜利，并且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和时代化，使社会主义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理论武器的掌握和认知，从不自觉到自觉，从不成熟到成熟。尊重历史、研究历史、从历史中总结其发展规律，又进一步推动历史的前进，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经验。 90年的历史跨度，为我们重新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和历史阶段划分问题提供了更大的思维空间和更为充分的根据。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历史分期，学术界持有不同的观点。 要研究这个问题，必须首先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问题， 即从何时开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才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此问题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否成立。
（一）国内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的认识
卢培琪、王立胜认为，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日起，就开始了中国化的历程［1］。 皮家胜认为，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2］。 张世飞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就应该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并试图运用其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之日算起［3］。 梅荣政、李红军把 1921 年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3历史起点［4］。 马乙玉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起点应为中共二大。 因为中共二大通过的《宣言》、制定的革命纲领及各项议案表明它已经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它们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并具有中国民族形式和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纲领、方针和政策［5］。 有学者认为，中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探索是从 1927 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从党的八七会议开始提出武装夺取政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确立的时期。有部分学者认为遵义会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也有人认为 1938 年 10 月六届六中全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因为这次会议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早是由西方传教士、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等非马克思主义者介绍和引入中国的， 若忽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而单纯地从思潮传入着眼，显然值得商榷。 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从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转变。 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和主要倡导者、领导者、推动者是中国共产党。 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任何阶级的意愿和诉求都难以实现。 同样，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但把中国共产党完全等同于工人阶级的看法，还是有失偏颇。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中共一大
中共一大前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主体产生，不管自己主观上是否愿意，中国共产党的行为就自觉不自觉地被纳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结合的过程—之中。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创造主体，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主体。 虽然有学者强调，“一大”并未认识国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未“化”出正确的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一个历史进程， 其次才是昭示出一种理论成果。正如恩格斯所言：“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从哪里开始。 ”［6］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主体无疑是中国共产党，而客体则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毛泽东同志在 1941 年 5 月《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 20 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 20 年。 ”［7］753 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强调：“中国共产党自 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 ”［7］904 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这些论证清楚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是中国共产党一大前后，并且在以后党的实践中日益得到深化。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段划分
(一)国内外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划分的认识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阶段的划分，学界和理论界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中国时代主题的变迁等不同的划分依据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
1.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和领导集体为依据来划分。 作为大学生政治理论课通识教材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 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为第一个阶段，标志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届四中全会为第二个阶段，标志是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党的十六大以来是第四个阶段，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8］。
2.以中国的历史时代主题的变迁为依据的划分标准。 田克勤认为，在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则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或“社会主义改造”；从“社— 4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又到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从否定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到回归“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三次大的转换［9］。
3. 从党的领导人讲话和党史的角度作为划分标准 。 梅荣政、李红军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划分为一个前提和三个阶段。 历史前提时期：从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到 1921 年。 第一阶段：从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第二阶段， 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76 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第三阶段，从 1976 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至今，是进行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段［4］。
4. 从代表人物的思想发展与历史实践的互动关系出发为依据的划分标准。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美国学者从代表人物的思想发展与历史实践的互动关系出发进行了考察。施拉姆在《毛泽东的思想》一书中把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划分为六个时期, 从 1917 年到 1976 年的 60 年，每 10 年一个时期。 邹谠认为，邓小平通过重新解释毛泽东思想进行理论创新，保持了意识形态的连续性，现在和以后要解决的是 “协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则与快速变化的中国社会经济现实的关系问题”。 这一过程被分为三个阶段， 以 1975 年 1 月邓小平复出、1976 年 9月毛泽东去世和 1978 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10］。
（二）从主客体互动角度来划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主客体互动关系进行划分，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客体是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可以考虑从三个历史阶段、两次历史性飞跃和两大理论成果的角度来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历史阶段，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产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即从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第二个历史阶段，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成功实现了社会主义的改造，奠定了初步工业化的基础，从政治、经济、文化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即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第三个历史阶段，党把马克思基本原理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结合起来，从改革开放，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各项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建设，即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 两次历史性转变： 第一次是从革命党到夺取政权的转变，即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第二次是从相对封闭状态下—的建设到改革开放下条件下， 全面的改革和建设时期，即实现从建设和改革的转变，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阶段划分的启示
要正确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进行历史分期，必须首先统一对划分标准的认识。 为此，要从方法论上深入研究和解决这样几个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内涵的混乱， 往往导致历史阶段划分的左右摇摆。 如果在这个最基本的概念上得不到统一的认识，没有统一的客观标准，自然众说纷纭，得不到共识。从本质上来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进程，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日益结合；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来看：一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就是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进程中的实际问题，这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一是中国 “化 ”马克思主义，既要使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按照马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把中国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从实践到理论的过程。不论是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抑或是从形式和内容等其它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进行归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具备这四个条件： 一是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方法，二是要立足中国实际，三是要体现民族特性，四是要有理论创新成果。
（二）学科的实践性
任何科学理论都有实践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阶段的划分要服务于现行的政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为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服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 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问题我们党的文件已有明确的结论，在理论界也已取得了广泛的共识。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阶段划分，要有助于有科学地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两次历史性飞跃， 阐释两大理论成果的形成和发展，而不是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划分问题既是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者、宣传者和学习者，对学术的探讨一定要有政治的敏锐感。
（三）正确区分和对待经验教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我们既有失败的经验教训，也有成功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曾经犯过两次打错误， 导致了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和 1934 年苏区反围剿的失败， 我们党从两次失败和两次胜利的经验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在以改革开放为临界点的前后两个 30年里，在前 30 年，除开始 7 年比较顺利以外，我们党甚至犯过两次大的错误（一次是以“大跃进”为标志的1958 到 1960 年，另一次是从 1966 到 1976 年的 “文化大革命”）， 从而使社会主义事业受过两次大的挫折。 但是前后两个 30 年并不能割裂，如果没有前 30年的曲折探索为基础， 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巨大成就，就不可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迅速走上正确的道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也是如此。由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需要不断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在这一过程中，就有可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以致挫折。在特殊情况下，出现挫折和反复也是难以避免的。 这种失误乃至反复，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具有规律性的现象，无论是积累的经验还是值得吸取的教训，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财富。 重要的问题是能否从错误中学习，取得教训。要善于总结错误的经验，从错误中学习，通过错误的教训来体改对客观规律的认识， 纠正错误，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
参考文献：
[1] 卢培琪,王立胜.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M].理论学刊, 1993(6).
[2] 皮家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与逻辑前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11）.
[3] 张世飞.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与形成标准[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8）.
[4] 梅荣政,李红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进程和分期[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11）.
[5] 马乙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问题理论辨析[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
[7]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8]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9] 田克勤. 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经验[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10] 张静,靳书君.美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概述[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