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怀斯坦·休·奥登Wystan Hugh Auden(1907-1973)是20世纪重要的诗人之一，英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奥登一代”（Auden Group）代表性作家。克里夫顿·费迪曼（Clifton Fadiman）在《一生的读书计划》中肯定叶芝与艾略特二位诗人卓越地位后写道“我认为还有第三个人应该加入该二人组，他是W.H.奥登”。奥登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一生连续出版了10多部作品，其中包括12部短诗、歌谣和歌曲，6部长诗。他的作品涉及流行文化、时事和方言等诸多主题。此外，他还是一位伟大的剧作家、词作家、编辑、翻译家和散文家。作为一位重要的英美诗人，奥登在英国诗歌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巨大的影响力。爱德华·门德尔松(Edward Mendelson)评价他是“二十世纪最具包容性、技巧最娴熟、最真实的诗人” (Mendelson, 1981: xxiii)。
关于奥登的一生，向来有两种故事。 一个聪颖过人的青年，出身于传统读书人家（朱涛 84）。他于1907年2月21日出生在英格兰北部的约克，是家中的第三个儿子。他父亲是医生，母亲是护士。他的父母都是英国国教教徒，这对奥登晚年的信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奥登早年更像他的父亲，而后来更像他的母亲。在父母的影响和鼓励下，奥登开始了广泛的阅读，这进一步增强了他对音乐的兴趣——有文字的音乐。他童年时喜欢科学甚于诗歌。然而，进入牛津后，他对盎格鲁-撒克逊诗歌和中世纪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他觉得自己应该致力于诗歌创作。毕业后他去柏林学习德国文学。1930年回到英国后，他开始在一所中学任教5年。从20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中期，他在英美诗坛的地位显赫，受到学院派批评家的强烈推崇(吴泽庆 227）。奥登在诗歌生涯的初期，受到过许多与其诗歌本质无关的赞扬，他被“誉为一个具有政治计划的团体的领袖，是一个能够找到并引领人们走出‘荒原’的诗意救赎者”(Spears, 1964: 1)。 在20世纪30年代，评论家们评价了他的作品和他的作品所传达的意图。以审美为导向的批评家们讨论了他作品的技巧、形式和态度。他们讨论奥登的新诗能否代表一种新的精神，引领他们走出“荒原”。对于政治倾向的批评家来说，他们认为他的诗歌是革命的，代表了共产主义。例如，奥登在1930年出版《诗歌》(Poems)后，他的诗的超然、冷漠和随意的特质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并得到了评论家的好评。1932 年，《演说家》的出版巩固了奥登作为那个时代新声音的地位。《演说家》激进、讽刺性极强，代表了评论界的政治色彩。 另一种说法则与此截然相反：奥登不满资产阶级社会的种种陋习，终于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以诗文抨击时弊，积极投身革命，在 20 世纪初成为一位革命诗人（朱涛 84）。诗作反映重大的社会现实，作品具有鲜明的左翼政治观点(吴泽庆 227）。20世纪30年代后期，他还从事政治和社会活动。1937年，他访问西班牙支持反法西斯主义者，并在那里写下了著名的诗歌《西班牙》（Spain）。1938年，他与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 在中国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访问，亲历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这促使他创作了十四行诗《战时》(In Time of War)。奥登访华时与中国诗人有过直接接触，尤其他的盛名在当时西南联大校园大放异彩。当年活跃于西南联大的诗人后来成为九叶诗人，他们从奥登的诗歌中汲取的影响非常突出，表现在穆旦、杜运燮和辛笛三位诗人身上尤为明显。1939年是奥登的转折点，他决定移民美国并关闭他的英语分会，并于1946年正式加入美国籍，这在英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而且，奥登移民之后，他的精神信仰也发生了变化，因此批评家们开始研究他的发展和思想。他们认为奥登迅速地、不负责任地改变了他的信仰，并把他的事业看作是一种反向发展。1951年，英国著名批评家理查德·霍加特撰写了《奥登论》(Auden: An introductory Essay)，这是第一本全面研究奥登作品的著作。尽管他对奥登生涯的看法受到了敌对批评的影响，但他却是第一个对奥登的移民经历和后期作品做出中立评价的人。1940年，他重新皈依基督教，加入了英国国教。奥登的职业生涯可以根据其不同的风格划分为不同的时期。许多评论家将奥登的职业生涯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基督教。他信仰的转变与他作品风格的变化是一致的。他于1973年9月29日在维也纳去世，并被埋葬在奥地利一个小村庄的教堂墓地。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诗人角有一块牌匾，也是为了纪念他的一生。
《无名的市民》是奥登反映西方现代生活的一首讽刺诗。这首诗辛辣地讽刺了一个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失去了个性和灵魂的现代市民。本文试图借助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从诗中的内容和意象出发，考察诗中的描述如何体现资本主义社会对个体的压制，如何反映了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异化，关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塑造个体和社会集体“求稳”观念。
文献综述
国外对奥登的研究或从批评到赞扬，或从奥登个人经历到诗歌语言风格。英国著名批评家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撰写了《奥登论》(Auden: An introductory Essay)，这是第一本全面研究奥登作品的书(1951)。他是第一个对奥登的移民和后期作品做出中立评价的人。约瑟夫·沃伦·比奇(Joseph Warren Beach)的《奥登经典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Auden’s Canon)一书从思想和信仰的变化角度解释了奥登对早期诗歌的修改(1957)。 汉弗莱·卡朋特(Humphrey Carpenter)写了一本名为《奥登传》(W. H. Auden: A Biography)的书，介绍了奥登的生平和创作背景(1981)。约翰·富勒(John Fuller)写了另一本书《W·H·奥登评论》(W. H. Auden: A Commentary)，详细解释了与奥登有关的事情(1998)。 彼得·波特（Peter Porter）在《剑桥奥登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 H. Auden) 一书中也讨论了奥登的语言和风格 (2004)。
中国对奥登的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九叶诗人”对于奥登的译介和研究；八、九十年代对于奥登作品译介的再次高潮，以及二十一世纪初的奥登多角度研究。在研究的重心方面，中国的奥登研究主要集中在奥登作品的中间的两个时期以及奥登的作品对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例如，赵文书著有《奥登与九叶诗派》一文，探讨奥登的语言风格对九叶诗派成员穆旦、杜云燮、辛迪的影响(1999)。 总体上看，二十一世纪初的奥登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影响研究、对比研究、诗人及诗派方面的研究、诗人宗教思想的研究、诗歌本体研究、奥登诗风转变研究、文体学视角研究、心理学视角研究以及个案作品研究。例如， 何功杰的《这样的现代人是否自由?是否幸福》从主题、表现手法、语言韵律上分析现代社会对个人的压制和对个人独特性的忽视，讽刺了一个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失去了个性和灵魂的现代市民，揭露西方现代官僚统治下的社会制度(2002)。田园的论文题目为《论奥登1928-1941年间的诗风转变及其动因》（2006）。该论文虽然探讨了奥登的诗歌特征，但主要关注的是其风格形成的原因以及他各个阶段的信仰。
马克思主义批评属于广义的文学批评范畴，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学批评，也包括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批评，还包括20世纪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获取和保持经济实力是所有社会和政治活动的动机，包括教育、哲学、宗教、政府、艺术、科学、技术、媒体等等(Tyson, Lois 53)。马克思主义对人类事件和产品的分析侧重于社会经济阶级之间的关系，既包括社会内部的关系，也包括社会之间的关系，它从经济权力的分配和动态的角度解释人类的一切活动。
正文
马克思主义批评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常常被物化和压制，并逐渐失去独特性。从标题来看，其形式与无名战士墓碑上的铭文相似，但诗人笔下的主人公却不是为国捐躯的英雄，只是一位没有个性特征、没有自我、庸庸碌碌、与世沉浮、甚至连姓名也不为人知的市民，能表示他身份的只是一串由字母和数字组成的代号，犹如生产流水线上一只零件，一颗螺丝钉——冷冰冰的机器人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一位普通的无名市民为何享有如此殊荣，州政府竟然为他树碑立传? 官方口吻宣称他是现代社会中公认的圣人。
资本主义社会导致个体与劳动产品、自我、他人以及自然的异化。诗中描写 的是一个极其普遍、极其平凡的“无名市民”，他的品行、职业、政治立场、健康状况、人际关系、婚姻家庭、经济生活以及他的思想和行为表现等等都为人们或官方所知。他一生俯首听命，唯唯诺诺; 在干活、喝酒、看报、生孩子中昏昏噩噩地打发时光。在这一机械生活模式下，“无名公民”失去了对自我的控制，他从来都不是自主、自我实现的人类存在，他只能是资本主义利益最优化欲望笼罩下的模式而存在。他的精神世界犹如一泓死水，永远荡不起一丝涟漪，泛不起一朵浪花。诗人蓄意采用冗长的句式， 而且全篇整齐划一，创造出呆板、单调、 平淡的效果。再加上诗人罗列了无穷无尽的数据、报告、社会各界专家的意见， 以及琐屑的生活经历，给人们以物质压迫精神，社会窒息自我的感觉。这正是组织严密、毫无生气的现代社会的真实写照。
马克思主义批评关注意识形态如何塑造个体和社会集体观念。语言上诗人巧妙地使用了无数社会调查术语：统计局、品行报告、工会报告、会费、保险单、病历卡、分期付款购货法、社会服务等，口气冷漠，索然寡味，读者似乎在读一份统计报告。然而从这些枯燥无味的陈述中，读者却能深刻地领会到诗人对现代“圣人”无情的嘲弄，以及对现代社会中个人价值观念的尖锐批评。最后，诗人用一问一答来结束全诗：“他自由吗? 他幸福吗? 这问题真荒谬。”这一问一答既富于深刻的哲理，又带双关意味：表面上既然我们没有接到他感到不幸福的报告，他自然非常幸福；事实上是奥登对现代人灵魂丧失、人性异化的鞭挞。读者只要稍加玩味就会恍然大悟：在机器和物质主宰一切的现代化社会中，倘若有人要提出自由、幸福一类的问题，那倒真有几分荒诞不经。
结论
奥登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在英国诗歌界渐露头角。30年代奥登的诗名盛极一时(赵文书 12)。他在牛津大学研读了中古时期以来的诗歌，继承和发扬了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T.S.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等诗人的诗歌。本文借助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分析《无名公民》(The Unknown Citizen)，感受资本主义社会对个体压制、劳动异化结果、意识形态控制的戏剧性讽刺，深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如何通过物化和工具化来压制个体。这有助于揭示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促进对个体身份和价值的重新认识，揭露现代社会通过各种权力机构和官方规范对个体思想和行为的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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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琴（2000-），女，汉族，四川达州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外国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