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翻译研究以原文本和译文文本为研究对象，关注翻译实践过程，提出了功能对等理论、目的论、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等翻译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然而传统译论一直忽视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将译者置于边缘化的地位。然而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和核心执行者，应是翻译研究的重要关注点之一。胡庚申教授在《翻译适应选择论》（2004）中提出了以译者为中心的研究视角。2013年，胡教授以生态整体论、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和适应选择理论为基础提出了生态翻译学理论。胡教授在生态翻译学理论中进一步提出了译者主导的概念，并结合翻译伦理，在生态翻译学的伦理原则中提出了“译者责任”这一伦理原则。
一、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译者责任”伦理原则
生态翻译学伦理原则是基于生态伦理学而提出的。生态伦理学强调人在处理与四周环境关系时需遵循的道德规范。在生态伦理学的基础上，胡教授结合生态翻译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进一步提出了四大伦理原则，即“平衡和谐”原则，“多维整合”原则，“多元共生”原则和“译者责任”原则。四大原则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平衡和谐”原则关注设计翻译活动的各个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尤其强调翻译生态（“译境”），文本生态（“译本”）和翻译群落生态（“译者”）之间的关系。胡教授认为“译者‘生存’、译品‘生命’和翻译‘生态’”之间形成相互依存、动态平衡的关系。“多维整合”原则可以作为评价译本质量的标准。“整合适应选择度”包括译者在创作译文时，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等多维度的“选择性适应”以及涉及到其他翻译生态环境因素的“适应性选择”程度的综合（胡庚申，2013：114）。生态翻译学认为“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本就是最佳的翻译，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努力提高“整合适应选择度”。在此基础上，确定了生态翻译学所提倡的翻译方法，即“三维转换”。“多元共生”原则关注译论研究的多元和不同译本的共生。在翻译生态环境中，多元化的翻译理论和不同的译本的共存彰显了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基础——“适者生存”，促进了翻译理论研究，还推动了不同版本译本的产生和发展。生态翻译学突破了翻译研究中的“原文中心”和“译文中心”概念，进一步将“译者中心”理论，发展成为了操作层面，即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主导”，以及宏观伦理层面的“译者责任”。译者是“翻译群落”的一员，但是与群落中其他成员相比，他可以直接参与翻译过程，实施具体的翻译行为。可以说，译者代表“翻译群落”，在翻译时，负责统筹协调“翻译环境、“翻译文本”和“翻译群落”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译者责任来体现“译境、译本、译者”关联互动、平衡和谐的翻译生态整体观”。笔者认为，“平衡和谐”、“多维转换”、“多元共生”都从属于“译者责任”这一伦理原则。践行前三条伦理原则也有赖于“译者责任”伦理的认知和履行译者：译者在文本生态层面完成源语文本和译文之间的“多维转换”，实现文本生态不同层次甚至不同翻译生态之间的的平衡和谐，维护译论研究的多元化和不同译本的产生；都是在践行“译者责任”伦理原则的具体体现。
二、《西游记》及其回目翻译研究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浪漫主义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刘耿大，1998：3）。它以唐朝玄奘发誓去印度学习佛经的真实事件为基础，讲述了五位主人公漫长艰辛、充满了奇幻色彩的旅途。《西游记》的英译最早可以追溯到1895年。1901年，英国汉学家翟理斯在其所编写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向西方读者介绍了《西游记》的部分章节。1913年，上海广学会刊印了李提摩太的《西游记》英译本A Mission to Heaven, A Great Chinese Epic and Allegory(《出使天国:一部伟大的中国史诗和寓言》)。这一版本也被认为是《西游记》的第一个英译单行本。1942年，亚瑟·韦利完成了西游记的又一英译本Monkeys：A Folk-Tale of China (《猴》)。1977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美籍华裔学者余国藩（Anthony C. Yu）的《西游记》全译本（以下简称为“余译本”）共四卷。余译本被认为是目前在英语国家世界影响最大的《西游记》译本之一。余教授在首版序言译本的序言中曾经提及，在他翻译之前，西方世界尚无完整的《西游记》译本，已有译本都是节译本，且对原文删减较多，特别是小说原文中的大量颇具特色的诗词，在翻译时都被删减了。在节译本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多为外籍人士，对中华文化理解有限，同时也为了迎合西方读者的阅读兴趣，对《西游记》原文进行了大量改写，一定程度上歪曲了其中的中国文化内容，带给读者不实的体验。因此余国藩教授希望能呈现一步在形式、内容和内涵上都忠实于《西游记》原著的译本，期望将其中大量精彩的中国诗词以及所蕴藏的中国文化内涵呈现给西方读者。
回目，即章回小说每一回的标题。从形式上看，回目展示了中文的形式美和音韵美。《西游记》中文回目以对偶句为主要形式，上下句语言结构保持一致。又因章回小说脱胎于说书人的“话本”，为了读起来郎朗上口、易于传播，回目中还使用了如头韵、尾韵、双声、叠韵等音韵修辞。从内容上来说，回目回包含章节的主要信息。在《西游记》回目中，读者可见部分中国文化中特有的人名，地名，宗教称谓和名词等等。从交际功能上来讲，回目不仅承担了信息传递功能：需要用一些故事信息来吸引读者的关注；还给读者带来了审美的体验：回目本身展示出来的语言美和文化内涵，有助于读者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目前，国内已有部分学者对《西游记》的回目翻译展开了研究工作，贺梦冉（2020:685-687)探讨了《西游记》回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活动，以及翻译行为中体现出的译者主体性。吕卓林和刘海燕（2020:189-190）基于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方法，分析了余译本中的翻译策略及其效果。冯傲寒（2015）总结了余译本回目翻译的特点，深入探讨了斯坦纳的阐释学理论在指导章节标题翻译中的可行性。本文作者认为，从译者角度出发，对《西游记》回目翻译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探讨，而胡教授在生态翻译学中所提出的“译者责任”伦理也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的基础。
三、余译本《西游记》译者责任的履行情况
由于不同语言生态之间存在的语言同质性和异质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明确自己的翻译目的，认清自己的译者责任，在翻译过程中实现源语文本和译本文本在不同维度的平衡和协调。生态翻译学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责任是在源语文本和译语文本之间寻求平衡，通过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改造源语生态中的语言、文化和交际生态，要让改造后的语言、文化和交际生态能够在目的语文本生态中生存。
在语言生态层面，回目翻译不可忽略的一项就是对偶句的转换。对偶句是回目的主要语言形式：对偶句上下句字数相等，句式结构一致，以寥寥数字高度概括章节情节，读起来节奏分明、朗朗上口。陈定安认为，在翻译时，对偶句可以被翻译为字数相等的上下句。(2004:137) 然而由于英汉语言句式结构的差异，在汉译英的转换过程中，不易实现译文上下句单词数相等的效果。译者需要作出选择，以其他的方法实现在译文中重现类似“对偶”的语言效果。以第82回回目“姹女求阳//元神护道”为例，余译本中译文为“The fair girl seeks the yang// Primal spirit guards the Way.”译文的单词数虽然多于原文，上下两句单词数并不一致，但排列后可发现，上下两句视觉上长度大致相等。译者使用另外一种方式重现了对等的效果。在第28回回目“花果山群妖聚义//黑松林三藏逢魔”，上下句的结构均为地点状语+主语+谓语部分。此处，余译本为了复刻原文的句法结构，选择同原文一样，将状语前置，译为“At Flower-Fruit Mountain a pack of fiends hold assembly//At the Black Pine Forest Tripitaka meets demons”。根据英语语法规则，英语句子中，状语多位于句尾，也可置于句首。这样翻译，即重现了原文的句式结构，也没有违反英语的语法规则。第4回“官封弼马心何足//名注齐天意未宁”中有一个反问句“心何足”。余译本将回目拆分成了伴随状语和主语这样2个分句结构“Appointed a BanHorse, could he be content?// Named Equal to Heaven, he’s still not appeased.”此外对于“心何足”，直接转换成英语中的文具结构。此译文不仅很好的维持了上下句结构，对原文中的特定句式要较好的再现出来了。从译文的语言形式来看，余译本主要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在遵循英语语言规则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再现原文的结构，或实现视觉上类似对偶的效果。
作为一种跨文化活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有责任是保持不同文化生态的平衡，促进跨文化交流。余国藩老师希望其译本能够呈现比较“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给西方读者，他本人幼时的成长环境和教育背景也让他产生了对中国文化的独特理解。第13回回目中“陷虎穴金星解厄”的“金星”，本来是中国神话体系中的一个人物。余教授没有将其翻译为“the Planet Venus”，而是按照字面意义将其直译为“the Gold Star”，以避免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误解。还有第14回回目中出现的“心猿”。《西游记》中的“心猿”除了可以指孙悟空之外，还可以描述“心里东想西想，像猴子一样安静不下来，控制不住”的状态。在翻译这一词语时，以往的译本中比较常见的两种译文分别为“Mind-Ape”和“Mind Monkey”。根据小说的创作背景，此处的“猿”更多指向“猿猴”。小说中孙悟空的形象也是以猴的形象为主，因此余译本中选用了“Mind Monkey”的表达，希望读者能正确的理解该词语所传递的形象。在翻译回目中出现的道教和佛教用语时，余译本中采取了不同的翻译方法。回目中出现的佛教用语和称谓都被译成了梵语。比如回目中出现了多次的“唐三藏”被翻译为“Tripitaka Tang”。“Tripitaka ”一词本为梵语，意指佛佛教典籍中经、律、论三种类别的佛典。此处的“三藏”实则为“三藏法师”，是对精通佛教圣典中之经、律、论三藏者的尊称。在第2回回目中出现的“菩提”一词同样来自于佛教，通常指某人突然觉悟，洞悉真理。“悟彻菩提真妙理”一方面可指孙悟空从师父菩提祖师处学习知识和法术；另一方面，也暗示孙悟空像菩提树下的释迦牟尼佛祖一样重新顿悟。由于回目篇幅限制，译者很难将两层意思完整的表达出来。余译本中选择使用梵语“Bodhi”来保留原文的佛教文化内涵，吸引读者的注意。
至于“大道（“the Great Dao”）”（第1回）、“元神（“Primal Spirit”）(第33回)”、“姹女（“The fair girl”）” (第80回)、“婴儿 （“the child”）(第37回)这些出现在回目中的道教术语，余译本中主要采取了直译或直译加注的方法。在书后第2回和第19回中，读者可以找到对“元神”、“姹女”和“婴儿”等道教炼丹术术语的解释。在文化层面，余译本是在尽可能充分理解词语意思和内涵后，选择了异化的翻译策略。译者没有为了迁就读者而用西方世界的类似概念来进行替换，而是选择保留原文中的文化异质性，以实现自己的翻译目的。在交际维度中，译者有责任在目的语生态环境中重现源语文本的交际意图，如信息功能和审美功能。在第53回回目中，出现了两个表达“怀鬼孕”和“邪胎”。此处原文的重点在于表达师徒一行人出现男性怀孕的奇特之处，因此，“鬼”和“邪”和并不是指向邪恶，而是表示这种行为的不正常。如果在翻译过程中忽略或错译这两个字，原文想传递的信息将大打折扣。余译本将这两个词分别译为“conceives a ghostly child”和“the weird fetus”。“ghostly child”保留了原文的神秘色彩，“the weird fetus”也不会误导读者，认为所怀的这一胎是邪恶的存在。
再比如第31回出现了中国儒家“五常”原则中的“义”和“智”。在中国文化中，“义”常指正直的精神，以及为了友谊愿意承担风险或为他人做出牺牲的行为。“智”主要指快速理解、判断、创造事物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余译本用“wisdom”这一中性词来对应“智”。“Wisdom”本意即解决问题的能力，与中文中的“智”是一致的。而余译本中的“chivalry”是来源于西方世界所提倡的骑士精神，包括谦卑、荣誉、牺牲、英勇、怜悯、诚实、公正、灵性。骑士精神中“牺牲”、“英勇”、“怜悯”、“公正”和中国文化中的“义”字内涵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有限的篇幅之内，译者很难完整地将“义”的内涵传递出去，而“chivalry”一词能让读者产生共鸣，快速且准确地让读者理解了中国文化。
四、结论
本文作者认为，在生态翻译学框架下，评价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履责情况时，不应只关注“平衡”二字，应综合考虑译者的翻译目的，在翻译过程中是否较好的发挥了主导作用。余译本《西游记》的翻译目的之一让西方读者能正确认识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通过分析译本中回目部分的翻译，不难发现此译本采用了归化和异化相结合，偏重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实现了原文生态环境和译文生态环境在语言生态、文化生态和交际生态的平衡和谐。为了让译文读者能更好，更全面的理解原文中的中国文化内涵，减少异化可能产生的“接受差”，译者还在译本中加入了大量的注释。在翻译活动中，译者遵循自己的目的，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采取恰当的翻译方法，认真严谨地履行译者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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