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背景
随着多年持续、快速发展，我国经济总量逐步攀升，也已跃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经济水平不断提高，人们消费需求不断提升，我国的消费供需矛盾日益凸显，而目前我国的金融仍滞后于时代发展，国内人民对金融产品的种类和金融服务的质量也要求越来越高，国内金融产品同质性强，创新不足，服务水平亟待提高，因此金融领域的供给侧改革对我们改变现有的经济结构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小微企业融资难、风险高，难发展，一直是被高度关注的社会问题，发展和推动普惠金融、深化金融的供给侧改革，显得更加重要 。而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实施普惠金融的主体，在推动普惠金融发展中具有主导作用。
二、宁波市普惠金融发展情况
近年来，宁波不断提升普惠金融服务水平，2019年宁波获批创建全国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2020年8月出台的《宁波市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提出到2022年底，宁波将形成支持制造强市、服务民营经济及小微企业和助力乡村振兴的多元金融供给体系，实现融资服务、数字支付、风险防控和金融知识教育四大普惠金融服务全覆盖。
就宁波而言，在成为囯家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后普惠金融正在释 放着强劲的力量。利用在地理区位和产业链发展中具备的决定性作用，大力探索“宁波模式”。截止到2020年末，宁波市各类小微创新产品巳达300余个，收益企业20余万家。其中普惠金融小微贷款余额3500余亿元，比年初增长1000余亿，增幅达45%。民营企业贷款8000余亿，较年初增长1300余亿，是上年增量的2倍多。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更是主动收窄息差0.2%，让利30多亿。
宁波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从普惠金融服务对象的需求出发，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合作，争取财税、用地、用电、科技、信息、人 才、运输等政策支持。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加大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信贷支持，开发适合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金融产品。例如，开发失地农民的“养老贷”产品，使农村弱势老年群体享受到低成本的融资服务；开发“多权一房”的农村金融创新产品，为缺少抵质押物的农民提供普惠金融支持。
三、发展的意义
（一）提供公平合理的金融权
每个群体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针对自身的金融服务需求得到相对公平合理的被服务的金融权利。通过得到合理的金融权利，便于其更加自由地参与进社会中的经济活动。
（二）“普惠”所有人群
将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民的需求纳入进来，普惠金融有博大的胸怀，容纳所有的人群，用一个公平合理的价格让大家都能够接受，以便为所有人群提供更好的服务。
（三）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
普惠金融侧重全面性的金融服务，如：储蓄、借贷等金融服务，在开设普惠金融业务时，需要一个相对完备的金融服务体系做支撑，进而建设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利用独有的技术设备，为所有被普惠金融服务的人群搭建支付和结算相对安全的平台，同时普惠金融必须加快发展的步伐，将目前的服务模式转变，提供为所有人都适用的金融服务。
（四）达到可持续发展
传统的金融机构遇到国际金融危机，较难在第一时间采取应对措施，然而普惠金融由于其涉及人群包含了低收入人群，为其扩大普惠金融服务的业务范围和盈利空间有很大帮助，和传统的开展方式有所不同，它可以将资源得以有效的配置，注重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的参与感，通过采取这样的手段，才能扩大普惠金融的受众，不但促使其发展，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
四、宁波地区成功举措
（一）基层机构体系不断完善。不断拓展基层金融服务网络，建设形成了综合型、社区型、微小型等多种类型的具有不同功能的基层金融服务网点。在综合型网点方面，农信社重点建设“丰收驿站”，打造集金融、电商、物流、政务、公益等社会资源“五位一体”的金融便利店模式，全方位满足群众生产、生活、创业等多方面需求。在社区型网点方面，宁波银行、台州银行等金融机构重点建设社区银行，将金融服务资源向居民聚集区倾斜，为社区居民的基本金融服务提供便利。在微小型网点方面，重点建设助农金融服务点，专门为农民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农民、渔民提供存取款、汇款、代理缴费等基础金融服务，以及电子支付代理、贷款申请与还款、电子商务等新型金融服务。
（二）征信模式不断创新。探索信用体系建设的有效模式，积极创新信用信息征集、信用评定、信用应用等方式。在信用信息征集方面，农信社将区域内农户纳入信用信息采集范围，并增加农渔业生产、农户建房、环保、社会治安、信访、失信等行业信息采集内容，构建全面反映农户基本情况和生产生活活动的信息数据体系。在信用评定方面，平安银行开发内部评级系统，对客户信息进行自动化评定；泰隆银行运用“三品三表”（人品、产品、押品，水表、电表、海关报表），真实评价客户信用。在信用应用方面，象山县首创“政府+村”集团授信模式，目前农信社已在定塘镇率先试点，首期授信5000万支农贷款；农信社、泰隆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象山、镇海等地推广“整村授信”模式，授信户数达10余万户。
（三）金融产品不断丰富。根据不同群体的金融服务需求，打造不同类型的信贷产品。推出海域使用权、林权、土地经营权、农村住房等“多权一房”农村金融抵质押融资模式，积极推广“易农贷”、“民宿贷”等信贷产品，拓宽“三农”主体融资渠道；部分银行针对个别群体，细分市场，推出“匠人贷”、“蓝领通”、等小额信用贷款，推广“整厂授信”服务模式。针对园区行业特色，推出股权质押融资、“一区多园”贷款、“银税互动”等小微企业信贷产品，创新知识产权质押、纯信用质押等新模式，帮助小微企业走出无抵押担保困境。
（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依托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智慧支付更加便捷、利民，多家银行创建了 “刷卡无障碍示范街区”、 “网上支付应用示范区”和 “电子支付应用示范村”等。多家银行机构在宁海等地推行村级财务网上支付模式，全镇42个行政村开通网上银行，实现村务资金“快拨付、零在途、即到账”。
（五）服务机制不断提升。以创新促发展，不断升化金融服务理念和服务方式，建立了“妈妈式”服务机制、公平竞争机制。在“妈妈式”服务机制方面，深化对“三农”和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建立了“农村金融指导员、普惠金融特派员、部门金融联络员和金融志愿服务者”四位一体的“妈妈式”服务机制。在公平竞争机制方面，全面公开各银行机构的贷款条件、流程和利率等信息，消费者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的银行机构申请贷款，推动信贷服务的公开化、透明化，构建良好的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五、典型案例—创新普惠金融
某信用联社与组织部联合推出的“红锋信贷”贷款，通过纯信用、低利率的方式，为建有党组织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担保难、融资贵等现实难题，将更多信贷资金投向实体经济。信用联社分主体、分类别、分层级进行授信，企业信用贷款额度最高可达2000万元，创业党员个人信用贷款额度最高亦有200万元。
（一）党建绩效成为享受金融政策红利的主要依据，以此激励企业的先进性，充分体现了党建引领作用。企业党建工作质量决定了可享受的信用贷款额度和利率优惠政策，企业党建工作做得越好、党组织星级评定结果越好，可享受的额度越大、利率越低，这对企业党组织始终保持先进性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二）通过“党建+金融”深度融合，使党建成为政银企之间的新桥梁，有力推动了企业服务模式的创新。乡镇（街道）党建办、发展服务办、信用联社联合成立20余个“红锋信贷服务共同体”，聘请百余名优秀党员和骨干力量组建“红锋信贷管家”队伍，对全市建有党组织非公企业实施联合走访全覆盖，提升了企业服务的主动性和服务质效。
（三）“红锋信贷”成为企业发展的“红色引擎”，激活了地方经济发展的红色基因。“红锋信贷”把党建成果转化成“真金白银”的创新实践，打通了企业党建与资金要素之间的联系，使党建也真正成为企业的生产力，为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推动党建与发展同频共振，实现多方共赢。
六、目前不足
（一）大型金融机构的支农意愿还需要提升。目前农村基层金融组织形式仍以农商行、农信社、村镇银行、小贷公司为主，农村经营网点、ATM等前端基础设施的覆盖率密度仍然较低，不少大型金融机构对拓展农村市场意愿不高，部分国有商业银行虽已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但在基层发展力度还需加大，工作主动性和参与度还有待提升。
（二）评价指标体系还需完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评价指标体系建设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信息的不对称，中小银行和机构科研能力相对较弱，新技术的应用能力有限，多技术的融合应用更显不足，在基础数据、风控等方面的积累和探索也不够。
（三）产品供需单一。部分金融机构出于风险的考虑，过度看重抵押担保等措施。一方面部分银行机构在小微企业办理贷款过程中也会收取一定的费用，如会计审计费、担保费、抵押物保险费等。另一方面，普惠金融服务针对性不足。部分金融机构未能基于农户、涉农企业的贷款特点，构建具有针对性的贷款审批机制，导致审批效率偏低，无法及时完成审批授信额度、下发贷款；各家银行推出的金融产品同质化严重，且存在恶性竞争的情形，不能形成金融合力帮助小微企业健康发展和服务“三农”。目前的金融创新产品大多为了筒化流程、缩短周期类产品，缺少还本续贷、信用贷、创业贷等更适合小微企业的产品。
七、下一步对策
（一）强化农村金融服务的组织机构保障。继续发挥农村商业银行、信用联社等主体扎根农村、贴近一线的优势，提高服务小微企业和“三农”的能力。加大对助农金融服务点的扶持力度；充分发挥商业银行惠农功能，推动建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工作机制，在授信审批、风险管理、资源保障、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向基层农村倾斜。
（二）强化针对小微企业的融资保障。针对小微企业生命周期特点，打造开展专利权、商标权、股权、排污权等抵质押融资的专业平台，设立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基金。探索和推广“孵化贷”、“研发贷”等新产品，完善银税、银担、银保等多种合作模式，鼓励中小企业在不同层次资本市场挂牌上市。借鉴深圳经验，建立科技型小微企业创新能力综合评价体系，根据不同评定结果予以不同的贷款贴息额度，整合科技金融相关信息，打造创业创新“一站式”金融服务平台。
（三）综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信息技术，整合多渠道、多范围、多维度征集的数据资源，破解融资服务中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提高金融 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一方面，通过创新产品，拓宽渠道，降低成本，缓解小微、涉农企业的融资难、融 资贵问题。另一方面，拓展“金融+场景”服务模式，最大程度解决信息不对称、不齐全等困难。
参考文献
1、 杜朝运.普惠金融发展的理论与实践[M].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
2、 宋刚.商业银行金融科技发展策略研究[J].金融纵横,2019。
3、 沈斌,韦庆文.商业银行普惠金融发展绩效影响因素研究[J].特区经济，2018。
4、 焦瑾璞,王瑱.普惠金融六大计策与技术变革[R].普惠金融的中国实践:技术驱动变革,2016.10。
作者简介：解放波，（1985出生），男，籍贯（山东），现任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营零售银行部经理职务，经济师职称，硕士研究生学位；研究方向（金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