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为例,研究双重股权制度这一创新的控制权结构安排在外部治理环境变化时的成本收益权衡。研究发现,"合伙人制度"使阿里管理层获得了相比现金流量权的超额投票权,在登陆美国资本市场前,阿里管理层利用该制度攫取了大量控制权私有收益；登陆美国资本市场后,阿里则因"白皮书事件"受到资本市场严厉惩罚。阿里在美国上市前后的外部治理环境变化直接导致阿里管理层攫取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成本大大增加。研究表明,在外部治理机制缺失的环境下,"合伙人制度"这一制度创新反而会成为管理层攫取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工具,严重损害外部投资者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