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空间分布来看，中华民族各个民族共生共存，不断融合；从历史形成过程来看，各个民族也是不断发展并渐渐融合为一体。然而，从书写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来看，少数民族文学却非常少，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中国文学史可以说大多并不健全，只有汉文和诗词，缺少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是处于残缺的状态。有部分学者作家曾提出过将中国文学史进行重新归类和汇总，不能只是汉族文化，而应该将少数民族文学纳入其中，一时间，引起各界相关人士的共鸣，达成一致意见，但是此后所出现的各个类别的新版中国文学史依然我行我素，少数民族的文学著作依旧缺席。
从中国当代文学史来看，在建立新中国之初，通过开展识别民族的工作，确定了55个少数民族，并确定了这些少数民族的名称，同时确定了各民族人民平等的政治身份，实现了各个民族平等的政治地位。在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史中，如果说缺少少数民族文学是由于少数民族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命名，那是情有可原、情非得已的，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史就根本不会存在这一困境了。可是实际情况却是，在多数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依然没有改变缺乏少数民族文学的窘境，即使个别著作中，存在部分少数民族文学，但是这些少数民族文学只是点缀，起到衬托主体的作用罢了。当代文学的说法于20世纪50年代出现后，最早由华师所编《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开始对少数民族文学予以重视，20世纪80年代编辑的一些极为重要且意义重大的高校教材，也都不同程度地对少数民族文学重视起来。但是，20世纪90年代后，在中国当代文学书写中，却普遍缺乏少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的边缘位置也无法保持。在编写中国当代文学著作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一开始是有意叙述少数民族文学，慢慢变成有限叙述，然后是差异叙述，最后就不再叙述少数民族文学。
为什么在书写中国当代文学史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学受到极大的冷落？除了少数民族文学所存在的语言障碍，滞后的翻译等被学术界所共同认可的因素外，最深层次的因素就是少数民族文学的他者化境遇了。下面的内容会从三个方面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的他者化境遇予以论述。
一、少数民族文学的命名导致文化身份的他者化
少数民族文学指的是中国除了汉族以外，其他少数民族比如彝族、壮族等55个民族的文学创作作品。而形成这一概念，首先必须确定创作人员具有少数民族的身份。少数民族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新中国所命名产生。纵观中国历史，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现代，并不具有民族概念，更不要说少数民族的名称。民族这个词语源自西方，是在近代出现，因此，历史上，中国是没有鲜明的民族观念的。从西方国家引进民族的概念和民族国家的理念之后，这些思想极大的影响了中国人，并形成新思潮。在结束封建帝制之后，民族替代对封建皇帝的认同理念，建立了一种新的认同国家的形式。此时，才出现了中华民族这个极具凝聚力的概念。通过开展民族识别的相关工作，在国家政治秩序中，开始纳入多民族这个概念。实际上，少数民族这一概念就是通过民族识别工作的开展，逐渐通用和传播开来的。少数民族指的是除了人口众多的汉族之外的，人数相对较少的55个其他民族。而中华民族正是由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同组成的，两者缺一不可，并具有政治上的一体性。
虽然命名少数民族的文学是一种政治行为，其目的是构筑国家意识，但是，由于各个民族都具有各自的文化和心理，而文学也是具有其自身的艺术特点和自主审美方式，因此，当我们采取政治命名的方式，将文化差异巨大的各个民族文学加以涵盖的时候，就会认识到，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文化上，少数民族文学这个概念，其本身错位了。这个概念本身所具有的结构特点，从文化与心理等方面使得少数民族文学被他者化了。
（一）二元对立的少数民族文学概念所具有的深层结构特点，从心理上将少数民族文学他者化
少数民族文学从逻辑上来分析其概念，可以得知，其中的“少数民族”相对于“主体民族”存在并加以命名【1】，“主体”和“少数”从其涵义上就可以得知，文学话语权自然而然地就掌握在“主体”手中，两者存在从属关系，支配权通常是属于“主体”的，而“少数”被他者化的现象可能会发生。如同埃里克森曾指出过，在研究多数和少数民族两者关系的过程中，常常会分析权力差异性。多数民族对于政治权力具有决定权，同时，对于重要的经济也具有支配力量，除此之外，最为重要的是，对社会话语方式具有决定性作用。即使将逻辑上的尴尬全部抛开不看，单就民族心理而言，少数民族文学概念中所隐含着的二元对立的思想，其实是古代中国“华”“夷”两分观念的承袭和继承。而当代中国56个民族的划分方法，依然没能避免将中国全部人口进行两分式，即汉族与少数民族，这样的文化观念渗透进去。这种文化理念，追溯其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及儒家思想所提出的“华夷之防”，以及以华夏为正宗，而以周边小国为蛮夷的中原中心观念。“华夷之辨”认为华夏在地理位置上属于中心，而蛮夷小国则处于边缘地段；具有华夏血统的人属于我族，而具有蛮夷血统的则属于异族；华夏文化具有高度文明特征，而周边小国则属于野蛮、缺少文明的国家。这些理论使得华夏族人心理层面上认定蛮夷的他者化。由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两分法与这些理念从本质上来说是一致的，因此，中国文学史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常常忽视，中国文学史通常来说都是汉族的文学史，而少数民族文学通常被认为不够先进，是落后的文学模式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由于少数民族文学概念忽视了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差异性，而将其整合为具有统一性质的文学整体，导致在文学想象中少数民族文学的他者化状态
中国的少数民族，大部分集中居住，部分少数民族还拥有自身文字、自身语言和自身信仰，彼此之间具有较大的差异，同时，即使是同一个少数民族，处于不同的分布区域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因此，这些少数民族不可能只存在同样的文化特征，运用少数民族文学史来统一概括所有少数民族的文化历史，显然存在较大弊端，不能全面反映少数民族文化全貌。【2】因此，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两分法，显然无法满足中国当代文学史划分需要。这种划分方法只会导致将汉文化作为中心，而少数民族文化是缺席的，少数民族文化异质的性质无法得到重视，从而用想象中的同质性取而代之，可是想象本身除了构造他者影像外，没有实际意义。
由于各民族文化具有较大的差异，同时，各个民族应该具有平等的话语权，文学史书对民族文学进行编辑时，可以以各个民族不同的文化体系为出发点，来进行民族文化的划分。梁庭望教授认为多民族文学应以中华文化板块为基础，自成体系的划分为若干个文化圈和文化区。这种划分方法使得两分法的尴尬得以避免，同时也与民族文化内在特质相契合。
二、著述文学史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学境遇他者化
虽然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书里，少数民族文学边缘化现象非常严重，甚至于已经无法发出自身声音，但是，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却一直被持续创作出来，鲜活的存在于文学界。不算民间文学，就单单只是作家文学，就已经十分繁荣。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各个少数民族作家就踊跃投身于创作之中，并主动靠拢主流文学，出现了蒙古族的玛拉沁夫、傣族的康朗甩、彝族的李乔、壮族的韦其麟等极具影响力、十分优秀的作家。20世纪80年代，各个少数民族作家更加活跃的进行创作，大大的增加了少数民族作家队伍阵容，提高了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创作的成绩，不仅出现了文学史书通常都会提到的经典作家回族的张承志、沙叶新，藏族的扎西达娃、阿来等；而且出现了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蒙古族作家李准，回族作家石舒清、霍达等；同时，还有地域性的少数民族作家群也逐渐形成。除此之外，建立新中国后，竞相创办了各类民族文学期刊，许多少数民族作家大量优秀作品得到刊发。
（一）编撰文学史的人员对少数民族文学视而不见的心理和态度，使得少数民族文学被淡漠地他者化
中国当代文学史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的著述很少，陆续出版了各民族文学史之后，上世纪六十和八十年代，少数民族文学尚存在于少数几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然而，九十年代后，文学史书写变得个体化和学术化，大部分文学著述中却渐渐缺少了少数民族文学这部分内容。【3】从严谨治史的角度出发，56个民族是不断在相互融合，并都进行了文学创作，这是历史事实，因此，文学史的书写遗漏其他55个少数民族的文学著述，就显得毫无道理，没有遵从实事求是的精神。问题在于九十年代时，遗漏少数民族文学的现象并没有得到较好的纠正和重视。导致著作人员没有收纳少数民族著述的缘由是什么呢。究竟是少数民族著述文学水平达不到标准，无法纳入史书标准；还是编撰人员并不熟悉或者没有兴趣研究少数民族文学；抑或是由于文化方面的差异，惧怕出现各种理解或书写错误呢？无论是怎样的原因，恐怕都显示了著作者们对非主流文明缺乏足够的学术关心。如果说早期的边缘化，至少还说明少数民族文学依然占据一席之地，那么后期的完全缺失少数民族文学，就说明了其完全丧失文学地位的窘境。这种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完全排除少数民族文学的态度，背离了少数民族文学长期以来的存在及其取得的成绩，使得少数民族文学无法发挥其自身的作用，并处于失语状态。
（二）在大量文学史著述中，少数民族文学入史方式缺乏主体性，遮蔽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性的著述方式导致了其他者化的境遇
缺乏主体性指的是少数民族文学著作的价值理念并非本民族文化，而是主流文化，其文学评价标准是将主流文化作为主要依据，片面突出追求汉文化，以及积极响应时代话语的文学理念。少数民族文学趋同汉文化，只是单向趋同，是少数民族靠拢主流文化，却缺少主流文化学习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营养这一行为，因此并非双向互动与交流。各个民族都是爱国家的，文学史地位不是由爱国心的强弱来决定，而是以审美价值为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因此，有部分学者认为，少数民族文学缺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主体地位，并不只是在文学史著述中缺席那么简单，更表现在叙述立场、观点和方式上的汉文化化。新中国成立后编撰的文学史展示的是主流文化，以及重要作品，而少数民族文学则是非主流文学所出现；同时，叙事视角和评选尺度上都是以汉文化为标准，汉族的“传统”和“正宗”等观念甚至也渗透其中。因此，少数民族文学实际上是被主导话语权支配着，虽然并没有淡出，但是一定会被边缘化，少数民族文化著述的地位与作用自然也逐渐被消解了。
三、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学者在学术处境上的他者化
（一）主流精英拥有学术上的话语权，而民族文学研究工作人员因此无法进入到他们的学术圈，从而文学史的编撰工作也无法被民族文学研究者们主导
专家曹顺庆认为少数民族文学是生存于西方、汉语和精英知识分子等多重话语霸权之下的。现代知识分子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深，传统文化包含夷夏之辩和雅俗之分的观念，少数民族文学被当作落后俗文，其作品当然会深受精英知识分子的轻视。这种观点将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他者化的境遇一针见血的指出来，然而，无法否认的是，中国学术资源由少数主流精英掌握着，当学术精英们心理层面上就默认少数民族文学是落后的，那么他们所掌握的中国学术资源圈自然会拒绝少数民族文学的闯入。比如，在学术会议中，少数民族议题直接被搁置或者完全没有；大部分主流学术期刊对于少数民族研究论文很少甚至并不发表；编撰文学史时忽视少数民族文学，等等。当然，这也是由于主流精英所受教育缺少少数民族文学这个版块有关，因此，漠视少数民族文学，认为这些文学是相对落后的文化就不难理解了。而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学者也因此很难进入主流学术圈，缺少话语权，更无法将编撰的文学史去涵盖少数民族文学了。如此，少数民族文学作家的研究工作只能成为孤芳自赏的自我沉醉，缺少主流学术圈的回应，更无法影响主流精英的写作。
（二）由于主流精英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之间缺少平等对话，因此，由主流精英主导所编撰的文学史最终是以汉文化为中心的
采取中心和边缘来对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行描述时，那么两者的关系就不仅仅只是地域差异，同时也包括了文化观念上的区别，话语权力上的差异等，这表现了两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世界上的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中国的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中国汉族和少数民族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不平等关系。在这种不平等关系的影响下，主流精英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又缺乏沟通与了解，因此主流精英自然而然就认为少数民族文学在文学价值方面是落后而欠缺的，从而编撰文学史时自然就不予考虑它们了。
综上所述，在中国当代文学书写中改变少数民族文学的他者化境遇，将少数民族文学入史，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无法一蹴而就。不仅需要少数民族作家不断增长自身的写作实力，研究少数民族文学工作人员的长期投入，而且需要对民俗学、宗教学和人类学等学科加强研究，拓宽研究视野，实现跨界研究。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对主流精英所持有的文化本位观念加以破除，唤醒他们尊重各种文化的心理和态度。事实上，各民族文化本身就是多元共生的，是相互依存，无法分割的。文学史书写应该秉持这一理念，不能一开始就分主次，而忽视了各个民族文化相互融合与相互补充的一面，固步自封的认为汉文化是先进的，而少数民族文化是落后的，只会阻碍中国当代文化健康发展的步伐。
参考文献：
[1]尹晓琳.少数民族口传文学档案多元价值探析[J].兰台世界,2021(01):119-122.
[2]彭成广,孙纪文.马克思主义文论对新时期中国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启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41(10):180-185.
[3]马梅萍.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阈下的民族文学“入史”问题[J].民族文学研究,2020,38(05):5-12.
作者简介：
刘佩珍，女，1970.9广西 贵港。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专任教师，法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研究。
李素娟，女，1974.11.22广西 宜州。文学博士，南宁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广西少数民族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