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柳得恭的生平及燕行经历
柳得恭（1748-1807），字惠风，一字惠甫，号冷斋、冷庵、歌商楼、古芸居士、恩晖堂等。其幼年丧父，及长入著名学者朴趾源门下。曾任奎章阁检书官等职位，是朝鲜十八世纪北学派文学的代表人物，与朴齐家、李德懋、李书九合称“汉学四家”。著有《渤海考》、《四郡志》等，另有《冷斋遗稿》。
柳得恭先后有过三次到访中国的经历。正祖二年戊戌，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六月，朝鲜问安使团赴沈阳，给正在那里谒陵的乾隆帝请安。在沈阳他认识了沈阳书院诸生，与之诗文唱和。此行柳得恭并无留下相应的燕行录。
正祖十四年庚戌，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朝鲜国王遣使至北京恭贺乾隆皇帝八十寿诞。正使昌城尉黄仁点，副使礼曹判书徐浩修，书状官兼掌令李白亨。柳得恭和朴齐家一起作为副使徐浩修的检书官第二次出使中国。燕行时间始于庚戌六月二十二日，讫于庚戌十月十日。柳得恭著有《滦阳录》（别名《热河纪行诗注》），以诗文串联的行文方式，记录了此次的燕行。
纯祖元年辛酉，嘉庆六年(1801)，朝鲜派遣谢恩使团赴燕。正使判中枢赵尚镇，礼曹判书申献朝，书状官兼执义申绚。柳得恭和朴齐家一起作为使团的检书官随行入燕，辛酉四月初一到燕京，五月初三返程。柳得恭此次燕行着有《燕台再游录》（一作《滦阳录》卷二）。该书以时间先后顺序，对所交往的清文士进行详略不一的记述。其所交往的人员，包括缙绅、举人、孝廉、布衣、书商以及沈阳书院诸生等，共计五十四人。
除朴齐家外，柳得恭是十八世纪与清人交流次数最多的朝鲜文人。下文从柳得恭第二、三次出使中国时所著的《滦阳录》和《燕台再游录》出发，对他和清朝文士的交游及书画交流情况作进一步梳理。
二、柳得恭与纪昀、李鼎元等人的交游及其书画交流
早在出使清朝之前，柳得恭对当时一些著名的清文士已予以关注。他曾编选《中州十一家诗选》，对李调元、李鼎元、潘庭筠等11位清朝诗人及其诗作予以重点介绍。他燕行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能与这些硕学鸿儒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而通过与纪昀、李鼎元、潘庭筠等人的深入交流，可以说他实现了这一夙愿。
纪昀（1724-1805），字晓岚，别字春帆，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孤石老人，河北省献县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太子少保。乾隆五十五年，柳得恭自沈阳入京城后，便到纪昀宅第造访。纪昀谈到柳得恭的《冷斋集》，对其诗文才情表示赞许：“朴次修携《泠斋集》到，已拜读矣。天骨秀拔，与次修一时之瑜亮。昨与次修集俱品，以味含书卷，语出性灵，不胜佩服之至。”[1]原来先前朴齐家（字次修）就带着柳得恭的《泠斋集》来拜访了纪昀。嘉庆六年，柳得恭第三次来华，此行奉命购买朱子书善本。入京次日即到纪昀家中拜访，询问京中有无朱子各书。同时他还注意到纪昀虽已年逾古稀，却仍能作蝇头小字，不禁感佩愈深。
李鼎元，字和叔，号墨庄，绵州罗江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官至兵部主事。李鼎元与其弟李骥元、堂兄李调元，合称“绵州三李”。柳得恭与李鼎元早有交情，虽未见面，却有十余年的书信往来，算得上是社交已久的旧友。但到1790年（庚戌）柳得恭二次入燕时，二人方得会面。因此一入京，柳得恭和朴齐家就到李鼎元、李骥元兄弟二人住的四川会馆拜访，四人欢饮达旦。
十一年后的1801年（辛酉），柳得恭第三次到访中国，两人再次相逢。此时李鼎元作为到琉球册封的副使顺利回国，即升兵部主事。两人喝酒吃鱼，所谈话题甚多且广。李鼎元为怀念仙逝的旧友李德懋，曾寄诗于其子，这次又向柳得恭打听其子近况如何。他还很关心柳得恭的《二十一都怀古诗》是否复印版刻，等等。
一日，李鼎元带着友人彭蕙支和王霁到五柳居探访柳得恭。三人出示诗稿向他请教，几人对诗作进行了一番探讨。王霁还拿出有张问陶画作的扇子，请柳得恭题诗，柳得恭欣然作诗。
柳得恭虽不以书画见长，但是精于赏鉴，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用“六书”来类比画，在《饮中八仙图序》中写道：
六艺，画不与焉，非不与也。寓乎六书之中。今夫画人者，布置须发，较量丰约者，象形是已。弹琴围棋，望月看山者，指事是已。使人望而知其圣贤仙佛，清浊雅俗于象事之外者，会意是已。不达乎六书之义而能于画者，盖鲜矣。然而画今人者，象其形而已，无所事乎事也。画古人者，指其事而已，未必肖其形也，得其人于象事之外则无古今焉，故善画者会其意而已。[2]
用“六书”来论画，“象形”、“指事”、“会意”三者，在他看来都是必要的构成部分，象其中形更要会其意，画如是，书法亦如是。柳得恭在《率更胥诗稿序》中论书法与诗“气味相类”，善书者必善诗。“唐人无不善书，而诗亦莫盛于唐。”可见好的书法也必含诗意在其中。
当天又设宴为柳得恭送别。李鼎元拿出《登岱》、《过海》两幅画来请柳得恭题诗，其上已有袁枚、纪昀、翁方纲、钱大昕等诸名士的题跋墨迹。
纪昀和李鼎元之外，与柳得恭交游的清朝官员还有潘庭筠、孔宪培等名儒巨宦。虽然柳得恭并没有与他们进行深入的交谈，但他们在清朝都是颇有声名的人物，对柳得恭的影响自然也是重要的。
潘庭筠，杭州人。字兰公，号德园。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辞官后主惠南书院，喜从方外游，常随笔作水墨花卉。早年间，柳琴携带《韩客巾衍集》入燕时，潘庭筠即有为柳得恭等四家诗集写下跋语，点评柳诗十六首，之后柳得恭写信答谢。由此两人相识。他们虽神交已久，却素未谋面。直到庚戌八月十三日太和殿宴礼那天，才真正相会。
孔宪培(1756-1793)，原名允宪，字养元，号笃斋，曲阜人。他是孔子第七十二代孙，乾隆年间，袭封衍圣公。柳得恭第二次入燕时，在圆明园和京城均拜访于他。孔宪培既为柳得恭写了斋号，又赠他《蔡京州学碑》、《党怀英杏坛碑》、姜开阳模刻《定武兰亭》及《先圣墓上蓍草》五十本等。柳得恭以《义兴麔角寺碑》回谢，并赠五律一首。
三、柳得恭与罗聘、张道渥等人的书画交游
柳得恭在清的交友圈子很广泛，上至清廷高官，下至布衣，其中他与清朝的书画家也有往来。柳得恭在第二次到中国时，与罗聘相识，经他引荐又认识了两位书画家张道渥和吴照。
罗聘（1733-1799），字遯夫，号两峰，又号衣云、花之寺僧、金牛山人等，扬州人。布衣，好游历，为金农入室弟子，是“扬州八怪”中最年轻也是最后一位画家。柳氏认为他青出于蓝，说世传金农的画作有大半是出于罗聘之手。罗聘对于传统画梅技法的学习，不拘一家，博采众长，终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自成一派。其特点为笔法古拙质朴，格调秀逸典雅。其妻子方婉仪及儿子允绍、允缵宗其法，也以画梅见长，后人称其为“罗家梅派”。在罗聘所画诸多题材的画作里，《鬼趣图》是其最为特殊且出名的。此图一共八幅，每幅图上的“鬼”都形态各异，造型夸张，或掌大如股、或头大于身等。此作品在当时受到广泛关注，目前所见即有一百五十多人的题跋。柳得恭评其《鬼趣图》：“穷极谲怪，海内名士如袁子才、蒋心馀、程鱼门、纪晓岚、翁覃溪诸人莫不题诗。”又夸奖所作红梅长幅：“繁艳可嘉，诗又韶婉，不为画掩。”（《滦阳录》）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柳、朴自沈入京，与罗骋相识，诗画交流频繁。相见数次后，罗聘已把朴、柳视为挚交。他为柳得恭画像并题《折梅》诗一首。柳得恭则赠以《苏定方平百济碑》和《刘仁愿纪功碑》二拓。《苏定方平百济碑》，现位于韩国忠清南道扶余市定林寺的五层石塔底层。此碑记载了唐朝将军苏定方在白江口之战中击败百济，新罗统一朝鲜半岛成为唐朝附属国等一系列重要的历史事实。[3]《刘仁愿纪功碑》，现藏于韩国扶余博物馆，同为纪念唐时将领刘仁愿随苏定方灭百济而立下的石碑。
由于罗聘的援引，柳得恭还认识了张道渥和吴照。张道渥（1757-1829），字水屋，一字封紫，号竹畦，又自号张风子、骑驴公子，山西平阳府浮山县人。他生性自由，为人耿直风趣，喜爱交游。张道渥现已无书画作品存世，但在《墨林今话》中提到他善山水画：“吾邑季上圩称其山水秀润近董华亭。改七芗尝语余曰：‘水屋画简而又简，似查梅壑，惜未见其迹。’”[4]
吴照（1755-1811），字照南，号白庵，江西南城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拔贡，官至大庾教谕，后弃官卖画自给。擅画竹，兼善山水、人物，亦能画兰。《墨林今话》称其：“书法纯用浓墨，亦有别趣。”[5]因罗聘向他提起过柳得恭，便寄其著作《说文偏旁考》于柳，后遂相识。他送给柳得恭的《画竹图》，柳氏赞其书画双绝，是位奇才。
四、柳得恭与陈森、曹江等人的书画交流
柳得恭常往琉璃厂的聚瀛堂和五柳居两间书肆走动，很快他跟书铺的两位老板崔琦和陶正祥也变得熟稔起来，同时也结识了大量来此游逛的读书人。特别是第三次入燕时，正逢三年一次的会试，各省举人齐聚燕京，且多去琉璃厂游玩。
柳得恭通过聚瀛堂的老板崔琦，认识了画家陈森，并请陈森为他画像。陈森让柳得恭整襟端坐，又叫他吸烟喝茶，谈笑自然，自己吮毫熟视，一挥而就。柳得恭观之也觉颇得神韵，赞其“不似东师之再三易稿”。[6]柳得恭将画像带回寓馆，正副使见了大为惊叹，让他一定要把这位作画高手请到馆里来。可惜陈森白日里都往王爷贝勒家里去，无可复邀。
柳得恭在书肆中认识了曹江。曹江，字玉水，江苏青浦人。柳往琉璃厂游玩时，常见他独自在那安静地练习隶书，不觉心生好感，故与之攀谈。知他性子沉稳喜静，不欲攀附权贵。连柳得恭约他同游琉璃厂，他也只道不肯去，直言那不过是个招惹是非的名利场。如此年纪竟有此等心境，柳得恭对他颇为赏识。临别时曹江赠柳得恭一把自作题诗的扇子，又以刘墉及馆师唐晟所写楹联各一对相赠。
柳得恭通过曹江，认识了陆庆勋、康恺及沈刚等人。陆庆勋，字树屛，号建庵，江苏江松江人，副都御史锡熊子。陆庆勋是曹江的外甥，柳得恭每次到曹江处都能见到他，并与之交谈。后来曹江寄给柳得恭一山水画扇，纤妍可爱。看其落款“甥荫香写，应母舅大人命，”[7]柳得恭推断是陆庆勋的手笔。康恺，号起山，江苏青浦人，善画。康恺以举人身份来京应试，可惜无缘入大挑。在曹江赠给柳得恭的诗扇中，有一面即是康恺所画。沈刚，号唐亭，江苏松江人，明代著名书法家沈度的后裔。能诗工书，善画梅。曹江曾开玩笑：“此公虽孝廉，胸中却无一个字，只善画梅。”[8]柳氏观其所画《梅花图》，发现果然系精品。沈刚又于一扇面画梅赠柳得恭，并题一诗。柳得恭评其“笔迹亦绝妙”。[9]
此外，柳得恭与朝廷官员刘大观、收藏家黄丕烈、朱熹后代朱镐以及举人黄成等也有一些书画往来，从中也可见其交游圈子之广泛。
结语
柳得恭三次访华，并结交了大量的清文士，这种情况在燕行使团中实不多见。在十八世纪中后期之前，出使中国的朝鲜使臣对于与清人的交往，多表现出高高在上的鄙夷态度。他们恪守着由来已久的“华尊夷卑”的中国观，认为被满族入关侵占的中国已不是真正的中华。在那一时期的燕行录中能明显地感受到“尊周思明”、“华夷之辨”等思想的痕迹。直至清中期，清廷政局稳定，国力强盛，经济繁荣，使得朝鲜文人对清朝的看法慢慢有了改变。以朴趾源为首的北学派，主张利用厚生的实学思想，提出要向清朝学习先进的文化和技术。朴趾源门下的弟子柳得恭、朴齐家及李德懋等人，深受老师的思想影响，利用出使中国的机会积极地与各清文士进行交往。自北学派兴起后，朝鲜使团成员对清朝的态度有所改观，与清文人的交往亦增多。北学派诸人的燕行，是中朝文化交流向友好发展的一个有力转折点。尤其在书画艺术交流方面，柳得恭等人的燕行，更是为两国艺术家们进一步的深入交流开拓了更宽广的道路。他们为朝鲜后期的书画家金正喜及其弟子赴华进行书画文化交流积累了经验。柳得恭这两本燕行录保存了较多中朝文人艺术交往的史料，对研究和了解两国书画交流的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朝鲜）柳得恭《滦阳录》，金毓黻编《辽海丛书》第1集，辽海书社，1931-1934年，第？页。
[2] （朝鲜）柳得恭《冷斋集》卷七，《韩国文集中清代史料》第11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1页。
[]3 拜根兴《<大唐平百济国碑铭>关联问题考释》，《唐史论丛》，2006年，第133-150页。
[4] （清）蒋宝龄撰；程青岳批注；李保民校点《古代书画著作选刊·墨林今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7月，第135页。
[5] （清）蒋宝龄撰；程青岳批注；李保民校点《古代书画著作选刊·墨林今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7月，第91页。
[6] （朝鲜）柳得恭《燕台再游录》，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60册，首尔：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310页。
[7] （朝鲜）柳得恭《燕台再游录》，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60册，首尔：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288页。
[8] （朝鲜）柳得恭《燕台再游录》，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60册，首尔：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289页。
[9] 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