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中，儒家文化是优秀的传统文化，其思想精髓博大精深，深刻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子孙，是一个较为系统而又严密的思想体系，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关羽是《三国演义》中塑造的典型人物形象，是受儒家文化深刻影响下的一个典型代表，也是塑造的最让封建统治阶级满意的人物形象。毛伦，毛宗岗父子在《读三国志法》中把关羽的“义绝”与诸葛亮的“智绝”、曹操的“奸绝”合称“三绝”，当然这是仅仅就其“义”而言的，儒家文化主张的“忠、勇”更是在他的身上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关羽的“忠、义、勇”是典型的儒家文化的代表。
一、关羽是“公忠体国”的忠臣，是“忠”的典型人物形象。
《庄子.渔父》说：“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上以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以孔氏之后治也。[1]”庄子是先秦道家学派的重要人物，但他糅合了儒家的部分思想，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观点，他主张忠于君主、忠于国家，对于君主忠心耿耿，对于国家尽职尽责。
儒家文化主张“公忠体国”，即是人民在社会活动中应把国家的利益放在前提，以国家的利益为根本的利益，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以促进国家的利益、维护国家的荣誉而主动积极的奉献自己的一切。儒家文化认为国家里的任何人都应该关心国家大事，不仅官吏要把国家的大事作为自己的职责，紧紧围绕国家之事关心国家、支持国家、爱护国家，庶民百姓也应该紧紧围绕国家之事开展各项社会活动，为社会的稳定、国家的繁荣和昌富强做出贡献。在南宋时期伟大的的爱国诗人陆游曾在《病起书怀》中说：“位卑未敢忘忧国”，说自己的地位虽然很低微，但是也不敢忘记忧念国家，要为国家的兴旺、民族的盛衰、百姓的安危至死不渝。陆游尽忠为国，具有强烈的爱国责任感和热爱祖国的伟大精神，揭示了百姓与国家的血肉关系。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表明作者虽然地位卑微，但从未忘却忧国忧民的责任。这些都是具有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典型的“公忠体国”的代表。
作为《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地位虽然卑微，但未忘忧国。小说中关羽出场的社会背景是：“时汗末黄巾起义，天下大乱，雄豪并起”，乱世出“忠臣”，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阶级人物——皇帝，理所当然号召天下的臣民，讨逆反贼，讨贼是为国家、为皇上，当然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桃园三结义”中的铮铮誓词：“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就体现了这种忠于国家、安抚体恤百姓的思想。在这里关羽提出的是忠于国家，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国家即是君主，君主即使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君主和国家是同一概念而论。因此关羽、刘备所提出的“上报国家”，意思是向上要忠诚的报效君主，忠于国家就是忠于国家的君主，忠于汉天子，忠于刘氏的正统地位。而所谓正统，在中国历史上是历代统治阶级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为维护自身的统治的利益而创造的一种观念和解释；当今“正统”思想不再仅仅是局限于某个领导者、某个党派，而是全国人民所认同的思想；在国家范围内，我们赞成并拥护同样的道德，遵从同样的法律，即为“正统”。维护谁正统谁不正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有不同的解释，基于《三国演义》中当时时代情况，汉代是以刘氏家族为统治阶级的代表，所以关羽忠于的是刘氏的天子。
宋代程颐说：“大臣当天下之任，必能成天下之安，则不误君上之倚，下民之所望，与己致身任道之去。不失所期，乃所谓信也。不然则失其职，误上之委任，得为信乎？[2]”在这里信就是忠，它包括忠于君之所托，忠于民之期望两个方面。说作为贤能的大臣要有远大的志向，对上不辜负君主的信任，要忠心耿耿；对下不辜负民众的期盼,对人民要尽心尽力、尽职尽责。《三国演义》中，关羽不幸被困于土山，但为了匡扶汉室，救护两位嫂嫂，向曹操约定三个条件，其中有降汉不降操，而保留继续追随刘备的权利，但曹操采取封侯、赠金、赐袍和赏美女等各种手段，力图动摇其初衷而归于曹，但面对忠心耿耿的关羽，曹操只能望洋兴叹。这可谓之“不误君上之所倚，下民之所望”。与关羽齐名的中国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在强敌面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也一直被中华儿女视为忠诚的典型。其在元大都的监狱中写的一首五言古诗《正气歌》，充满了浩然正气，酣畅淋漓地表现了他的忠肝义胆、铮铮铁骨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表现出文天祥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战斗精神。这就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理想信念。
关羽作为刘备手下的五虎之将，披肝沥胆，败走麦城，以死殉刘，可谓忠也。小说在其七十六回中写关羽被困麦城，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孙权派诸葛瑾劝降，关羽说：“吾乃解良一武夫，蒙吾主以手足相待，安肯背义投敌乎？城若破，有死而已，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身虽殉，名可垂于竹帛也。[3]”关羽被围困时，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即使粉身碎骨也保持坚贞气节。特别是当游说云长失败以后，诸葛瑾满面羞惭，上马出城，回见吴侯曰：关公心如铁石，不可说也，孙权曰：“真乃忠臣也！私此如之奈何？”作为敌国的孙权不得不为关羽的“忠”所折服了，可见云长的忠可谓倾君倾敌。
在《三国演义》中，历代帝王为关羽的“忠、义、勇”所称赞，通过不同的形式为其赞扬，尤其是不断为他加封晋爵：宋徽宗封其为忠惠公；清世主封其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清高宗加封其为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清仁宗加封其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关圣大帝；清宣宗加封其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这么多帝王的封号中多见于“忠”字，这不得不承认儒家文化下的“忠”对于封建统治阶级是多么的重要，同时也显示出关羽的忠诚之至。
二、关羽是“义重于山，义贯千古”的义臣，是“义”的典型人物形象。
“义”是中华传统美德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是君子一切言行都要遵循的原则；“义”就是按照道德的要求来判断行为是否应当的标准，也是儒家提出的行为价值标准。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解释说：“义者，事之宜也”，“义者，天理之所宜”[4]。“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在这里揭示了“义”的重要含义：“义”是宇宙万物存在发展的根本原则，是人们内在的一种道德观念，是行为主体的道德性原则；“义”是人们是否应当做的、是否符合实际情况的事情，可以与不可以、正当与不正当应以“义”为准。
汉代著名的儒学家董仲舒在“义”上指出：“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有为而失义者，谓之自失”。其主要表达的意思是：施行义的方法，首先是应该匡正自我,而不是匡正别人。若自己不能够端正，即使能够端正别人，也不能称之为义。
在儒学的学说中，不管对“义”作何种诠释，但他们是以处理好社会活动中的人际关系为圆心，以展开“义”的各种方式和作用为半径而形成固定的模式，强调“义”乃是人生所固有的道德观念，即人的观点的固定属性。笔者认为“义”乃是一种道德准则，何为义，何为不义，这没有明显的分水岭，“以敬兄之心敬人即为义”，非者非也，我想甚为恰当。
作为关羽，堪称“义绝”，在诸多对“义”的阐释中，是上述儒家文化中的哪一种呢？对于关羽“义绝”这一化身，我想根本不能就某一个方面阐述他的义，他的“义”包括了多重含义。也有人认为关羽的“义”不是一般的义气，而是披肝沥胆、义无反顾的，是比泰山还重比生命还重的义，这固然如此，但决没有指中要害。唯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指出云长的“义绝”甚为全面，他说：“历稽载籍，名将如云，二绝伦超群者莫如云长，青史对灯，则及其儒雅；赤心如赤面，则及其英灵，秉烛达旦，人传其大节；单刀赴会，世服其神威。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酬恩之义异重。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心泽起忭焚香告帝之心，而磊落过之，意则阮籍白眼傲物之意而严正过之，是古今各将中第一奇人。[5]”在毛宗岗看来，这各将中第一奇人的奇处，就在神威之处的“义”，同时全面的阐述关羽的“义”：桃园之“义”、恩重之“义”、君臣之“义”、兄弟之“义”等多方面的义。有的认为关羽的义有抵牾矛盾不相容之处，没有严格的区别，是作者竭力用义来美化关羽。在这里我想阐明的是作为“义”这一字，本身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没有明确的划分界限，意思有：合乎正义的行为和事情；合理的主张和思想；恩情；善美等多种意义。儒家对“义”的解释：“义者，事之宜，天理之所宜，心之宜，事之宜，善恶之心也”相吻合，所以在这里笔者结合《三国演义》中关羽的故事情节，从如下两个方面谈一谈关羽的“义”：
首先是桃园三结义。桃园结义是关羽“义”的起点，但也是贯穿全文的“义”的内容。故事中每一个与关羽有关的情节都是着力体现他们在桃园中的誓词：“同心协力，济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民......不愿同年同月生，但愿同年同月死。”[6]桃园结义是关羽展开“义”的心，围绕“义”心有总有分的突出云长的“义”绝。其次是恩重之义。在全书中突出关羽的恩重之义是以围困土山为伏笔，关羽为了救护两位嫂嫂，匡扶汉室，寄予曹操之下，而云长为了寻找刘备，过五关斩六将，但曹操没有计较，而且赐袍相送并通关放路。对于曹操的恩重之情，云长确实心存感激，然而，何以为报呢？在小说的五十四回中，曹操败走华容道，云长义释曹操，充分的宣扬了关羽义释曹操的“义”。书曰：“曹瞒兵败走华容，正与关公狭路逢。只为当初恩义重，放开金锁走蛟龙，拼将一死酬知己，致令千仰义名。[7]”华容道义释曹操是关羽恩重之义的充分表现，突出关羽有恩必报的大义精神，是舍身而取义也。
诚然，关于关羽的“义”还有君臣之义、兄弟之义、信义之义等等，这些“义”在《三国演义》全书的各个环节中相互交叉，充分展现，淋漓尽致的表现儒家文化下云长的“义绝”现象。
三、关羽是一位“勇冠三军、英武神威”的勇士，是“勇”的典型人物形象。
在中国儒学圈中，是非常崇敬圣人的。孟子说：“圣人，人伦之至也。”因此圣人有许多与常人的不同之处，近乎神秘离奇，不同凡响。《三国演义》中有多处内容说到云长是圣人，究其原因，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说关羽的英武神威，是勇猛其人所不能勇，能为人所不能为，近乎圣人，故而曰“人伦之至也”。
在小说的第五回中，关羽初出茅庐，温酒斩华雄，体现的是其身怀绝技的盖世之勇，是其勇貌初露。在与华雄的交战中，孙坚大败，祖茂被杀，袁术的勇将俞涉，不到三个回合就被华雄斩了，上将潘凤也被斩了。正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关羽请缨上马出战：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如天捶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正欲探听，鸾铃响处，马到中军，关羽提华雄之头掷与地上——其酒尚温。关羽英武潇洒，神武中带着儒雅。他斩猛将如探囊取物，不费吹灰之力，众将的被杀及战斗场面的精彩描写更是从侧面烘托关羽的勇猛过人。在白马之围中，曹操处于极度的困境中，连损几员大将，无奈颜良何。而关羽却把那些虎将雄兵，视为土鸡瓦犬，以闪电速奔于颜良面前，手起头落，飞身上马如入无人之境，连曹操也佩服得五体投地而说：将军真神也。关羽杀颜良、诛文丑，体现的是沙场老将之神勇。后关公寻兄，千里走单骑，过五关隘，斩六将，也可引用后人诗叹曰：“独行斩将应无敌，今古留题翰墨间。”
在明知鲁肃邀请是鸿门宴、必然没有好意的情况下，关羽单刀赴会，临危不惧、谈笑自若，在宴会上与鲁肃等劲敌唇枪舌战，沉着冷静，让敌人不敢轻举妄动。后勇猛果断抓住机会，挽住鲁肃作为人质，平安离开。关羽只身赴会体现的其公临难不惧，不亢不卑，视强敌如草芥，机智巧妙应对，力挫强敌的外事之勇。在《三国演义》第七十四回：“关云长放水淹七军”中，关羽料事如神，当狂风暴雨之时，云长放水淹七军，于禁被擒被迫投降，淋漓尽致的表现关羽作为将帅之大智勇，
关羽之武勇举不胜举，难以言尽。全书最为突出描写关羽的“勇”的不是战胜敌人，而是战胜自己。书中写华佗为关羽刮骨疗伤的情节，可谓勇也，是身处险境，但视死如归的传奇英雄之勇。在关羽疗毒的时候，按照华佗的要求，应在清静处立一根柱子，柱子上定大环，把腿套在环中，用绳子绑住，蒙住眼睛，才能用尖刀把皮肉划开，刮去骨上的箭毒，敷好药，再用线缝好伤口。然而关羽却说：何用环柱？只令设酒席相待而割开皮肉直至于骨。书中描写到“陀用刀刮，悉悉有声，帐上帐下见者，皆掩面失色，公饮酒食肉，谈笑之间全无痛苦之色[8]”。关羽刮骨疗毒时饮酒吃肉，谈笑风生，无半点痛苦之色。阅读此段，莫不禁色、掩面，之余，想一想，在古代的医学水平下，无麻药，竟动如此大的手术，其疼痛之忍非常人之所能及也。华佗说：“某为医一生，未尝见也，君侯真天神也！[9]”可见关羽之勇，连华佗也把他看着是天神，意为只有天上的神仙才能忍受此剧痛，哪有常人能有此勇气，但是关羽做到了。在关羽刮骨疗毒情节的描写上，《三国演义》把云长的勇猛之气描写上升到一个相当高的地位——只有儒家文化下的圣人才能做到。
当然，关羽的勇猛之中又夹杂着自信过激、自以为是的弱点，这种弱点极进发展，从而导致了其败走麦城，这另当别论。
总之，关于关羽的人物形象探讨，不必计较他的功过，我们应该放在一定的社会大环境中进行讨论——儒家文化的规定性。关羽所表现的“忠、义、勇”及其他的生命过程，都受到儒家伦理纲常的规定，是儒家文化渗透下的典型代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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