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思想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庸”思想是其思想的核心之一，强调“中道”、“平衡”、“和谐”的重要性。“中庸”思想否认了天命的遥不可及，强调天命是由人掌握的人性，其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与本体论的哲学意蕴不谋而合。中庸的另一层含义“执中”，其中又蕴含了方法论的思想。除此之外，中庸之所以是很难实现是因为它没有量化的标准或是说达到质变的临界点，这其中彰显了量变与质变的辩证思想。
1 “中庸”思想的内涵
“中庸”一词最早见于《论语·雍也》：“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是说中庸作为至高无上的道德原则，民众却长久以来都很缺乏它。“中庸”思想其释义简而言之是折中调和、不偏不倚，《中庸》的原文对“中庸”的定义是：“喜怒衰乐之末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程颐对“中庸”的诠释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但它其中实际上包含着三层理论。第一，中的意思是不偏，庸的意思是易、改变，指的是不轻易改变人生的目标和方向这才是成功之道；第二，指人要保持平和的心态，不过分外露喜怒哀乐这样的情绪，拥有一颗敬重、平和的心；第三，中成了“好”的意思，庸是“用”的意思，意思是人需要有一技之长，能够做到在其位谋其职，德行相配。由此可见，“中庸”思想并不只是单纯的折中思想，它其中含括了中正、中用的为人处世原则等。
2 “中庸”思想与本体论
2.1 本体论
从广义上来说，本体论所指的是研究客观实在的本性；从狭义上来说，本体论是研究浩渺宇宙的本性；无论是广义上还是狭义上的本体论，都离不开对本性的一种追根溯源的式意向追求。哲学的本体论是关于一般存在或者存在本身的哲学学说，是对于人与世界的相互关系的究极追问，但是本体论所要追求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单纯地探究出什么是世界的本源。事实上，人类在追求本体论的时候总是会将一些超越现实的理想添加在现实之上，将现实存在转化为了理想存在，这样做的意义是让人类在追求本体论的过程中保持对现实与理想热忱和在自我活动中寻求真善美的意识，以及保留自我超越的可能，这也是本体论存在的意义。
2.2 “中庸”思想的本体论
从本体论意义上讲，要实现“中庸”就需要“正己”，需要“诚之”,“诚”的终极目标仍然直抵“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个最高的哲学境界。
《中庸》中写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是儒家的哲学观，也是儒家思想中本体论的体现。在中国古代，天命的概念牢牢占据着中国古人的思想，而儒家却在这个时候提出了人性，认为天命其实就是人性，是可以由人自己把控改变的而不是遥不可及的，成为中国古人摆脱长久以来“天命”束缚的开端，将人们从愚昧的原始状态中解救出来，并逐渐开始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人的主体性也就此显现了出来。
另外，儒家的“中庸”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而天人合一的真正目标其实就是使人合于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境界，也就是“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状态。这反映了“中庸”思想的思想主题并不是简单的折中主义、调和思想，其实“中庸”思想更是儒家的一种教化理念，希望人们能做到自我修身，自我监督，自我完善，通过自我培养达到一个优秀的人格，是孔子仁教的体现。“率性之谓道”，道即人道，意思是人性的体现需要依靠人道，按照人道的原则修养就叫做“教”，但孔子也意识到，人性是有三六九等分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所以孔子的培养目标也就是将中层的人向君子的方向培养。无论是将天命与人性结合还是天人合一的理念，我们都可以看出儒家的“中庸”思想始终贯彻“天”与“人”的相互映照的关系。对于古代中国而言，这无疑是振聋发聩的声音，在多数人还将天视为宇宙起源万物主宰的时候，儒家首倡人本身的重要性，儒家讲求“天君”即“心居中虚”，人的思维主脑，是天生的自然原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儒家的天人合一注重的是“天”与“人”的交互成果，人性是由天自然产生的，但后天人为的实践学习也会对人性的变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实际上阐述了人与自然甚至是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为中国古代本体论的讨论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
3 “中庸”思想与方法论
3.1 方法论
方法论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哲学理论，是人们观察事物、处理问题、解决矛盾的方式方法，它通常回答的是怎么办。在某个层面上，“庸”被理解为“用”，中庸的含义就被解释为“用中”，此时它就代表的是一种方式、手段。“中庸”思想作为方法论，实际上也影响了中国从古至今许多人的行为方式。
3.2 “中庸”思想的方法论
“中庸”除了是一种本体论的思想，它也可以是一种方法论，包含了简单的矛盾观、发展观与量变质变规律，“过犹不及”是“中庸”思想的一般方法论。
“过犹不及”，指人们在为人处世、品德修养上都要维持适度的原则，水满则溢，月盈则亏，超过了这个适度的量或者没有达到适度的量都不能得到预期的成效，而“中”就是适度的准则。“中庸”思想主张“欲速则不达”，其实也是对“度”的把握，除此之外，它还从中节、中用、中正、中立、中行这几个不同的角度强调了“中庸”思想的适度原则，某种意义来说适度原则成为了“中庸”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方法路中的灵魂。从哲学意义上来讲它反映的是事物发展过程中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量变是质变的积累，量变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质变，但是量变与质变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分界线，量变与质变总是在不经意间发生了转变，我们很难把握量变与质变的平衡点，这也是为什么中庸成为了一个很难实现的理想状态。“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可以看出，早在数千年前孔子就已经发现中庸其实很难被人做到极致，大家都只能是尽量靠近中庸，其本质原因就是量变与质变的转换规律。
孔子曾曰“执其两端，用其中为民”，意思是要考察把握住事情的两个极端方面“不及”和“过之”，并采用不偏不倚的中和的方式解决觉问题。孔子的“中庸”思想还主张“叩其两端”，意思是要把握事物矛盾的对立面，完整的认识问题，避免人们在看待问题的时候走入两个对立的极端之中，杜绝人们认识事物的片面性。两端实则是事物的矛盾双方，“执其两端”就是要我们承认事物矛盾的客观存在，矛盾双方是对立统一的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其同一性和斗争性是事物矛盾的两种背道而驰的属性，但二者又是相互联系、不可分离的，“中庸”思想所追求的就是采用中和的方式缓和矛盾，保持矛盾双方的同一性。事实上，儒家在这个时期已经意识到事物的运行和发展都有一定规律，要根据事物的客观规律采取最适当的活动方式，“执两用中”的思想就是儒家“中庸”思想中认识事物发展客观规律、采用科学方法的方法论的显现，是实现不过也无不及的科学方法论。
所以，从方法论来看，儒家的“中庸”思想是通过对矛盾双方的的认识与分析，遵守适度原则，权衡二者达到不过且无不及的适中状态，实现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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