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兵"是1960年代首届中国人民大学"文艺理论研究班"学员集体写作的笔名,这个写作班子写过很多"大批判"文章,对当时文艺潮流的走向有过不小的影响。本文发掘梳理相关史料,回顾"马文兵"写作班子的背景、组织、写作模式等,希望将此作为一种文学史现象来分析,从一个侧面考察"文革"前夕文坛的状况,并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过程中的曲折给予历史的理解。

在新时期改革文学中,以乔厂长为代表的改革者们,往往一"上任"就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工厂的面貌为之一新,但这种"上任"的叙事模式常以一种"外部视角"选择性地遮蔽了小说叙事中真正的难题。这种叙事模式的形成不仅仅是作家无意识的选择,更与一种对于改革、现代化的理解有关。这典型地体现在不同时期国内文艺评论界对苏联戏剧《外来人》的态度上,通过对乔厂长与切什科夫两位"外来人"形象的比较及其评价,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改革文学的"外部视角"背后的深层困境。

文艺界"拨乱反正"通常被当作政治"拨乱反正"的构成部分来研究,双方既合谋共生又相互背离的复杂关系被当代文学研究者所忽略。本文以重返历史现场与史料重读的方式,将其重新放置到1975年至1983年前后文学史的"过渡状态"中加以考察,对其发生的时间范围和历史进程提出新的看法。重新厘清文艺界"拨乱反正"的历史过程,既对新时期文学史的论述有着重要影响,也对反思文学史分段研究及其理论局限具有范式重构的借鉴意义。

秦晓宇编选的《我的诗篇》出版后的引起了较大争议,围绕这一文化事件的批评多从文化批评角度出发,而容易忽视对诗集本身的美学层面的讨论。本文希望将讨论的重点放在诗集本身的复杂形态,通过结合历史上工人写作在国际视野下集体抒情的面向以及当代文学史内部新诗大众化运动的线索,为今天新工人诗歌超越风景化的苦难展示,转变为更具表征性的新工人阶级美学提供一点参考。

"新工人诗歌"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学产物,在凝聚和展示新工人诗人及其所属阶层的经验和感受方面具有社会学和美学的双重意义。本文以《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藏》一书为核心,从正反两方面对"新工人诗歌"进行分析:一方面是"新工人诗歌"之于当代先锋诗歌的方法论意义,主要体现在新工人诗人作为一种回心式主体及其所涉及的诗歌政治性这一诗学传统;另一方面则是"新工人诗歌"本身的美学争议,即"工人诗歌"对于先锋诗歌形式律令的暖昧性纠缠及其作为一种陌生化文本在商品化的接受现实中的尴尬处境,以及在此前提下,"诗歌转变为行动"的可能性。

"百花奖"的大众评选性质体现了文学评奖从权威向大众的位移,它以读者为中心,将通俗叙事美学作为价值评价尺度,从而在官方意识形态与先锋文学之间创制出一种兼顾商业性与艺术性的文学新类型。"百花奖"促成了从读者—编辑—奖励—作家环环相扣的利益产生与分配机制。这一机制与政府文学奖一同构成了协同治理的文学秩序,并对不在秩序之中的写作者进行召唤。

本文研究对象是莫言小说中的创伤记忆书写。论文梳理了其小说中的酷刑记忆、饥饿记忆、爱欲被压抑的记忆、死亡记忆等创伤性记忆的类型,分析了其所书写的文化创伤记忆与个体生命的创伤记忆。本文运用文化记忆、叙事学、心理学等理论,阐释了莫言如何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对创伤记忆进行重构,并通过建立自足的审美世界达到对创伤记忆的疗愈效果。最后,通过创伤记忆的视角,说明了莫言小说的文学史意义。

《心灵史》作为张承志最重要的作品,既是解读作者内在思想脉络的关键,也是理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变迁的钥匙。本文通过对读《心灵史》及其改定版,并结合作者90年代以来各类文学创作,从激情的消退、宗教观念以及思想道路等三个维度,分析作者思想的演变轨迹,并由此探究其思想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意义。这两个版本之间的距离与差异,既反映了作者本人思想的演变历程,也在某种程度上显影了近三十年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危机与挑战。

1921年郭沫若据王实甫《西厢记》改写出了歌剧本《西厢》,该剧以《绣刻北西厢》(《六十种曲本西厢记》)为底本,以《第六才子书》(《金圣叹批点本西厢记》)为参照本,又融合西剧的戏剧观念,在尽量保留《王西厢》唱词前提下,对其说白、时空等进行删改,形成了融合杂剧、传奇、西洋歌剧文体特征的郭改本《西厢记》。从版本学和文化学角度看,郭改本《西厢》的价值体现在:一,郭改本《西厢》是现当代"戏剧影视版《西厢》"的开山之作,在《西厢记》版本系统中非常独特;二,郭改本《西厢》同明清诸多翻改本《西厢》一样,典型体现了中国古典戏曲"与时俱变"的发展规律。研究"民国旧体文学",以郭改本《西厢》为代表的民国古典戏曲名著改写本的研究应该引起重视。

苏雪林在1930年代所写的两篇郭沫若评论《郭沫若与其同派诗人》和《几个以古事为题材的剧作家》,坊间各种"郭沫若研究资料"均未收录。这两篇评论,前文对郭沫若的诗歌在思想上肯定,在形式上否定,后文对郭沫若的历史剧则全盘否定。本文对这两篇评论进行了分析。

结合1940年10月31日《大公报》的消息和吕霞光的《回忆我在重庆的时候》可以知道,《文化工作委员会史料特辑》(《郭沫若学刊》2011年第2期)中未能识读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为吕霞光。文化工作委员会曾被称作"租界"、"第二红岩"、"第二(八路军)办事处"、"齐之稷下"、"文化堡垒"等,我们有必要搞清楚其基本史实。

郭沫若的小说《未央》发表于1922年11月《创造季刊》第1卷第3期,是郭沫若在其《女神》时期所发表的最长的一部作品,同时也是他本人准备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序幕"。但这部作品的大部分内容在收入《沫若文集》时被郭沫若删除了,至今一直处于佚文状态。发掘出这段佚文不仅具有史料意义,而且对于我们研究郭沫若早期创作以及生平和思想状态也有着很高的价值。

本文将郭沫若一生中所涉及的同性亲密交往的有关史料进行了收集和整理,并阐述了郭沫若本人对此的态度与认识,同时进一步发掘了郭沫若自传中相关描写的潜文本,认为郭沫若在性/别上的自我认识与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发生是息息相关的。

台湾作家童伟格通常被划归入"新/后乡土"文学的系谱,本文试图将其从此文学史框架中解放出来,借由对于长篇小说《无伤时代》叙事线索的复建,给出破译童伟格书写密码的一个不同于前行研究的批判性视角,既而在对童伟格创作立场检视的基础上,探讨镶嵌于"新/后乡土"话语内部的时代缺陷,并最终求索超克时弊的可能路径。

本文以台湾诗人夏宇《诗六十首》为例,从布尔迪厄的有关理论出发,探讨其创作时选择文字的趋向,期望能从文字这一最小单位进入文本,进而显现夏诗的审美趣味及社会文化意涵。

华语地区学者对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普实克的认识,主要在于其现代文学研究。然而,普实克的研究业绩远超于此。他的学术视野非常宽广,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理解可谓别有会心;其认知基础一方面源于他的布拉格结构主义的理论素养,更重要的影响来自他和诗人马提修斯合作以捷克语译写中国古今诗歌的经验。本文析述普实克为《中国古代诗歌》(合订本)撰写的跋文,以揭示普实克之"抒情中国论"的观念和理据。

本文运用比较文学译介学理论和方法分析法国米歇尔·鲁阿女士的《郭沫若诗选》法译本,从中发现该译本所承载的跨文化信息。1968年"五月风暴"前后,法国被一种左翼意识形态所笼罩。在此背景下,法国最早关注中国新文学的艾田蒲及其弟子、研究中国新诗的鲁阿,将目光聚焦郭沫若诗歌,通过这一翻译成果,成功地将中国新诗代表作《女神》作者、革命的和爱国的诗人郭沫若介绍给法国读者。而诗人郭沫若的形象,真正代表的是遥远的红色中国,即法国在1960年代末所寻找的一个他者。

郭沫若与外国文学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紧密关联,其作品也受到英语、日语、德语、俄语、法语等学术区域的关注。杨玉英教授的新版著作《郭沫若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研究》是对英语世界郭沫若各类体裁作品的翻译和研究态势的全景呈现,对海内外作为整体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有着积极启示作用,为相关平行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推动了作为国际郭沫若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海外郭沫若研究的进展。

《称心如意》自初刊本至文集本,历经三次修改。修改主要是细部的微调,包括用语规范化、清晰准确化、流畅化、细密化以及对口语式比喻的删削。总体上,修改堪称成功:经过修改,剧本的错别字、病句减少;表意更清晰准确,写人写事,更入情理;剧本亦更趋流畅;细密程度亦更佳。然而,亦有不成功的,乃至于失败的修改:用词的规范化造成了台词时代与地域特色的弱化;口语式比喻被大量删改,这使得台词的生活气息淡化,表现力削弱,幽默性降低。

抗战爆发之后,军队中的文艺活动十分活跃。其中隶属于航空委员会政治部的神鹰剧团,荟萃了文艺界的不少杰出人物,在空军戏剧运动等方面取得不菲的成绩,是研究军中文艺的典型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