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道德哲学被称为自律道德哲学，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自律道德哲学通过理性意志自我立法的学说，对道德哲学的几个关键问题:道德的基础、道德的普遍性和必然性、道德义务的绝对性、道德行动的动力等作出了系统而有创意的回答。然而，康德自律的道德哲学并非凭空提出，而是要回答近代西方道德哲学所面临的一些根本问题。现代中国的某些学者在康德哲学的影响下，将中国古代儒家哲学也说成是康德意义的自律道德哲学，这种以西释中的结论忽视了中国古代哲学特殊的问题语境和切问思路。本文在梳理了康德自律学说的基本原理和立场之后，将儒家哲学与之比较对照，证明将传统中国哲学说成是康德式的自律道德哲学是郢书燕说，不能成立的。以西方现代性哲学来包装中国传统哲学，使得中国传统哲学真正有创见和有普遍意义的贡献被遮蔽和歪曲。

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在推进社会解放思想的进程中实现了自身的思想解放，变革了以素朴实在论为基础的直观反映论的思维方式、以机械决定论为基础的线性因果论的思维方式和以抽象实体论为基础的本质还原论的思维方式，这也构成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理论思维的新起点。"问题导向"的理论思维，提升了当代中国哲学捕捉和把握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洞察力、分析和提炼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概括力、阐释和论证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思辨力、回答和解决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思想力，赋予哲学范畴和哲学命题以新的时代内涵和思想内涵，为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思维的坚实基础。

海德格尔1930/31年对《精神现象学》的阐释在这部著作的效应史中占据重要地位。海德格尔极为重视其中的"自身意识"之思，认为黑格尔的这一思想已经触及了作为形而上学之隐秘根据的"基础问题"，对未来思想有着重要借鉴意义。海德格尔的阐释指明了"自身意识"的关键性，但这种阐释的基本意图和问题语境却长期没有得到深究，以至于这一阐释工作本身的深远意义还需一种适宜的澄清与照亮。

概念与其展现方式之间的关系是黑格尔哲学体系叙述的内在理路，它规定了在黑格尔艺术哲学中成为核心概念的Ideal及其与一般理念的区别。从这个内在理路和Ideal出发，我们不仅可以回应20世纪30年代以来德国学界基于新文本而对刊印本的忠实可靠性提出的质疑，也得以在比较新、旧文本的基础上，对过去我们在黑格尔艺术哲学中理解不到位的、发生误解的，乃至根本没有讨论过的问题尽可能作出更客观的表述。

两汉今文经学强调六经折中于孔子，经学为孔子所立之法。汉末面对《周官》《左传》等典籍的传播与兴盛，郑玄把古文经典纳入经学体系。郑玄的注经目标，是"究先圣之元意"，其基本背景，是体现在《汉书·艺文志》中把经学理解为"王官学"的体系。把经学视为王官学，容易导出经学就是历史。而在郑玄的体系中，经书是自伏羲至孔子所遗的文献集合，而历史只是理解经书的一种方式，作为文献的经书本身是独立的。经书的独立性与解经方法的历史化，既维系了经部的独立地位，也塑造了中国的经史传统。

啖助新《春秋》学从追问孔子为什么删修《春秋》开始，希望揭明孔子寄寓在历史表象中的"微旨"。他们以分析的批判的方法，由时代问题出发，指出历史表象的背后存在着必然之理，即人们对于自己所处时代问题的回应，并由此确立起相应的制度。但在历史的展开中，具有正效应的制度逐渐呈现出负效应，因此需要因时从宜，进行权变。权变不是常人可以根据训条进行判识的，只有圣心足以裁定，而圣心的裁定实际上完全遵从于众人所愿。啖助新《春秋》学通过历史表象背后的理、权、心的赋予，不仅表达了他们的历史观念与政治哲学，而且使旧的经学知识形态转为新的理学知识形态，以充满张力的思想开启了理学。

自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伴随着社会经济状况的剧烈变动，早期现代政治哲学观念群发生了剧烈变化。这个变化过程是通过一系列连续性和断裂性的发展才得以充分实现的。其中两次非常重要的断裂分别是使用抽象的人类理性人格否定超验的上帝人格，以及进而使用经验的人类概念否定抽象的人类理性人格。这两次断裂可以被理解为早期启蒙和社会学启蒙，人类思想在趋于更为实证化和去-形而上学化的方向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德国古典哲学的后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更为清晰同时又更为暧昧地呈现出这两次重要的断裂。站在德国古典哲学末端的青年马克思也正同时站在了社会学启蒙的开端。青年马克思的政治批判及之后研究的转向充分说明了从早期启蒙到社会学启蒙的转变。通过这个视角来研究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形成及其变革背景，可以补足既有马克思研究中有所忽视的方面。而且，从社会学启蒙视野下的马克思出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学启蒙对早期启蒙的批判，以及政治哲学的总体发展进程。

价值形式论的"内在机理"重在关注从简单价值形式到货币形式的逻辑展开过程。虽然该逻辑揭示了货币的本质和起源，揭露了货币之谜，为资本主义拜物教预留了深度批判的理论空间，但要充分地把握价值形式论，还需要探寻其内在机理背后的"历史依据"。对历史依据的挖掘应当到原始社会中去寻找。在原始社会，伴随着生产力的缓慢发展，"公有财产、财产观念""私有财产"和"私有制、奴隶制"也逐步产生并发展起来，构成了价值形式论的历史依据。从历史依据中生成的人类学哲学，以生产为核心，展现了人类历史的原初图景，它启示人们，单纯追求财富不是人类自古以来的命运，古代社会是充满活力而有限的，同时还阐明，原始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人作为生产的目的到人作为生产的手段的辩证过程。

哲学与历史学存在互补共生的关系。哲学理论的历史感揭示了哲学靠近历史学的方式，历史叙述的哲学性则揭示了历史学靠近哲学的特点。历史在哲学理论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历史是人的存在方式和根本特征；历史是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历史性是哲学看待事物的基本方式；历史是哲学的服务目标。哲学在历史学研究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超越偶然的普遍史；超越局部的全球史；历史研究方法的系统总结；作为理论框架和宏观指导的历史观；导向哲学是历史研究的最高境界。哲学与历史学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是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强调在现实生活世界的基础上通过实践实现二者的统一。

道德是偶然的吗?道德偶然性理论何以可能?回答它们需要回应"道德的偶然性""道德内偶然性"与"道德间偶然性"三个基本问题。"道德的偶然性"通过对道德与偶然性关系的历史梳理，呈现人类道德认识中的偶然性谱系，揭示道德偶然性世界观的出场；"道德内偶然性"，在道德偶然性世界观中，阐释道德偶在、道德偶性与道德偶然的道德哲学范畴，探究道德偶然性理论话语体系；"道德间偶然性"，说明道德成为偶然之后，个体的道德行动与社会的伦理准则如何可能，回答道德偶然性的实践问题。道德偶然性理论将为后现代语境中的道德认知、道德行动与道德治理敞开全新的理论视域。

现代实践吁求道德义务的解释新论，过往的经验论、超验论、神令论、功利论、边际约束论的解释方式皆存在一定的缺陷。借助挖掘隐伏在西方思想史中的同意论，为重塑西方道德义务观的内在生成机理确立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在回溯霍布斯及洛克的"契约论"、康德的"德性论"和罗尔斯的"正义论"的基础上，发现同意论视角下的道德义务观既具有契约主义的理性，又兼具责任伦理的底色。洛克提出的"自愿同意"假设作为道德义务的确认程序完成了对个体意愿的观照，同时依据罗尔斯主张的正义制度的规制作用，保障了群体意志的在场。在技术加剧伦理冲突的当代社会，同意论的重拾和完善对于道德义务理论重塑以及马克思主义伦理视域下的伦理秩序建构皆彰显了一定的积极意义。

胡塞尔晚期在对几何学起源的追问中将理念性问题主题化，其关注核心在于理念性如何实现从主观起源到客观性的转变。梅洛-庞蒂聚焦于这种转变。在胡塞尔那里这种转变根源于先验主体的构成能力，而梅洛-庞蒂则认为逻辑构造对经验起源的排除隐藏了否定，这使人们遗忘了语言从言语实践到书写沉淀的转变。梅洛-庞蒂在语言的起源中追问理念性的涌现，这使起源的追问聚焦于自我与他人之间的深度交织。梅洛-庞蒂由此肯定交织在存在根源上的真实性，而不再像胡塞尔那样以绝对自我为源泉。因此，在对《几何学的起源》的解读中，梅洛-庞蒂转向了与胡塞尔不同的存在追问与世界论点。

从古希腊以来，行为的自愿性或有意性便被视为道德归责的依据，而经过基督教哲学对意志及其自由决断的探讨，人的道德主体性开始被明确奠基于自由意志之上。在此过程中，作为相关理论学说的试金石，并非出于自觉的意愿而导致的罪过即"无意之罪"的问题一再以不同形式被提出。无论是亚里士多德对于"不能自制"问题的分析，还是奥古斯丁对于情感最初波动之罪的考察，实际上都对意愿或意志活动的无意识维度及其伦理意蕴进行了揭示。时至现代，作为精神分析创立者的弗洛伊德通过对"无意识"的系统探究，深化了对于意志问题及其复杂性的理解，并正面勾勒出了某种"无意识意愿"的雏形。在此基础上，拉康在驳斥对欲望的自然主义解读并赋予欲望以特定伦理内涵的同时，也通过重新界定欲望、意志与理性的关系，并构想一种自愿为他者揽责而实现的自由，从而实现了对西方传统的哲学心理学与伦理观的创造性重构。

"异类具存"是王弼论证"无"之必要性的重要依据，即经由无而生成万物，充满差异的万物由此被统合起来以建立整体的秩序；这一点也历来受到重视和讨论。然而在王弼看来，"统物"只是论证无的必要条件且有着局限。实际上，除了统物，"通物"也是王弼所揭示的无的另一层面。而且通物居于无与统物之间，具体指明了无如何统物，是连接两者的实质性环节，从而是王弼讨论无的更为充分和根本的路径。这意味着需要重新界定和廓清王弼哲学的基本问题，并为在新的问题视域中阅读王弼著作和理解其哲学提供路途。

资本主义大工业推动了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革命,其直接后果是民族交往向世界交往的跨越。世界交往具有三大空间效应:一是世界交往的时空转换效应。世界交往成功地实现了"用时间换取空间"和"用空间集约时间",推动了资本生产力的长足发展,创造了资本文明的奇迹。二是世界交往的"空间剥夺"效应。世界交往把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扩展到整个世界,成功地实现了对落后民族、国家的"空间剥夺"。"空间剥夺"是马克思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重要视角和内容。三是世界交往的空间解放效应。资本空间解放虽然创造了文明奇迹,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但是资本主义现代性有着自身的历史局限。无产阶级将取代资产阶级成为空间解放的主体力量,进而颠覆资本空间、解放劳动空间。劳动空间解放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哈贝马斯把现代性视为"未完成的计划",吉登斯认为我们处在"晚期现代性"之中,拉图尔却主张"我们从未现代过"。拉图尔的理论不乏合理内容,但其命题是模棱两可的。并非我们从未现代过,而是现代性从未简单过,并且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已变得越来越复杂。现代性理论需要再启蒙,把被简单现代性理论与实践抽离的概念和制度"再嵌入"其历史展开的复杂关系之中,追溯过去的轨迹,探寻未来的方向。
关键词： 现代性;拉图尔;复杂现代性;进步;

随着现代性在空间上的扩张和在逻辑上的加强,其在社会历史表象上也就不断极端化,并因此使得其原初的启蒙规划显得过剩。这种极端化表明现代性进入了超级状态或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环境的超现实化、生存活动的脱语境化以及人本身的非主体化给人类生存和发展直接提出了终极性挑战。对这种挑战的诊断以及对另类现代性的想象,构成今日哲学之重大任务。以之为参照,自卢卡奇提出现代性的极限以来,由于缺乏替代想象,在话语上,西方激进理论便陷入百年焦虑,后现代以及其他晚期现代性话语都只是这种焦虑的表象。对于当代中国来说,现代化进入新时代,也意味着创造超越西方现代性之疯狂的别样现代性成为时代的直接任务。

在西方政治哲学中,现代爱国主义的本质是一种政治诉求,需要将其置于以权力-权利为脉络的政治哲学论域中加以界定和阐释,以获得必要的现实感与规范性。在权力的逻辑中,当爱国主义蕴含着对现代国家及其政治权力体系的认同与忠诚时,"对祖国的爱"能转化为强大的行动力,爱国主义也成为捍卫政治权力的重要工具。此时,需要廓清爱国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边界及其指向的政治权力的边界。这是爱国主义的权力阈值。在权利的逻辑中,爱国在广义上是公民表达政治诉求的重要权利。将这一权利旨趣确立为界定与规范现代爱国主义的核心机制,既对由权力话语单边塑造的爱国主义有所矫正,也为探寻现代爱国主义理论中政治权力的边界、以及厘清权力-权利之间的界限提供了一种指引。

在当代西方语境中,爱国主义遭到了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双重指控与消解,从而引发了政治理论界的激烈争论。本文从公民共和主义的立场出发,分析了爱国主义的情感构成,确认了爱国主义情感的天然自发性,同时强调了其作为政治责任和义务的维度。文章结合公民共和主义关于"公共善"、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理论,认为爱国主义当前所遭到的质疑源于多种误解。爱国主义在当代需要面对和解决如何判定"公共善"、如何与民族主义区分以及如何在现代民族国家阶段塑造国家意识并获得认同等问题。

黑格尔基于绝对精神自身演变的逻辑要求所提出的思想建构的准则,在马克思那里实现了基于唯物史观阐释原则的变革性飞跃,回归历史具体的基本内涵就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构建思想体系、阐释精神历史。回到马克思历史具体的阐释原则或可提供一种对于中国经验具有方法论高度的有效解释,这体现了唯物史观阐释原则的方法论价值,也体现了马克思科学思维方法的实践意义。在中国现实面前,一些西方观点是主观的不确定性在理论思维中的表现,通过理论思维框定中国道路,自然就偏离了中国道路基于自身特点进行自我调整、自我定义的实际过程。阐释体系的建构和创造,首要地取决于阐释原则的确定,为此要消除一直困惑西方阐释学的"理解与解释"的不确定性或因人而异的多元性。"三大体系"建设从哲学方法论上讲就是学术理论的阐释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