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无论是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探讨,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究竟是实践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论,抑或对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还是"真正的实证科学"的论争,都是对马克思哲学的不同理解,这些不同理解都与马克思哲学在面对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关系这样一个贯穿于哲学史的根本理论难题时的理论态度相关。本文回溯到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对偶然性概念的厘清与改造,指出马克思哲学与一种非决定论的唯物主义哲学传统的联系,并指明这一传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得到了新的发展。

公共意识由公共存在决定,又能动反作用于公共存在。这种机制,首先在于使主体认识和把握社会公共存在的本性,进而引领主体通过建构更优化的公共存在的实践,体现其能动和创造的特质。公共存在的层级和样态不同,相应的公共意识的作用方式也不同。在个体群体层面,公共意识使主体确立公共的价值追求和评价体系;在社会国家层面,公共意识引领主体建构秩序规范和维护公共利益;在人类整体层面,公共意识通过凝聚历史合力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人类社会作为公共存在的历史进步,需要公共意识发挥对其维护和建构的功能。

党的十九大报告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深入阐释了文化自信的现实根基、思想内涵和重大意义,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根本性指导。文化自信的内涵呈现为实践维度、理论维度、民族维度、时代维度和价值维度五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前两个维度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现实基础和思想内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定性";民族维度和时代维度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身份"属性,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定位";价值维度则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价值旨归,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定向"。理论与实践的"定性"、民族与时代的"定位"与价值的"定向",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系统结构体系,同时也在根本意义上构成了文化自信的中国表达。

在1960年代的早期考古学研究之后,福柯引入了"系谱学"概念。国内外学者认为从1970年代开始福柯的研究方法发生了从"考古学"到"系谱学"的重要转变。但是通过考察福柯"考古学"方法的康德来源以及福柯"系谱学"概念的尼采来源,我们可以看到福柯的考古学中包含着系谱学问题,福柯所理解的系谱学中也体现出考古学主旨;通过反思和反驳福柯从结构主义到解释学、从研究知识话语到研究权力实践、从进行批判分析到进行因果分析的这些表面转变,则可进一步表明福柯的考古学与系谱学并不是简单的转向和替代关系,而是补正和深化关系。

"四端""七情"是儒家情感哲学的核心内容,分别代表道德情感与自然情感。先秦儒学对自然情感做了初步归纳,最为完备的表述是"七情"说。孔子对道德情感多有指点,孟子进一步总结为"四端"说。朱熹正式探讨"四端"与"七情"的关系问题,《朱子语录》中提及"四端理发、七情气发",但在其"心统性情"的架构中却将两者同归于属气之"情"。朱子思想内部关于"四七分合"的矛盾对东亚朱子学产生深远影响,在朝鲜儒学史上形成了持续日久的"四端七情论辩",其中以李退溪为代表的岭南学派主张"四七分理气",以李栗谷为代表的畿湖学派主张"四七气发理乘一途"。从孟子到朱子再到退溪,儒家情感哲学关于四七关系的理解经历了"正—反—合"的发展过程。

陈淳师事朱子二十余载,但并非一味墨守师说,而是有着自己深沉的思考和独到的发明。在理气关系上,朱子晚年主张"理在气先",陈淳则强调"理不外乎气"、理气合一;在天理与四德、五常关系上,朱子提出"仁包四德",陈淳则别出心裁地论证"五常一体"、五常互包。值得注意的是,在证明仁是"天理自然流行"的基础上,朱子和陈淳又异口同声论证仁属于人的"自然权利"。仁是天理"自然本有之理",内在先验自足。自然权利属于自由思想范畴,由此可以发掘与梳理宋明理学内在的自由思想资源。

进入北宋后,面对佛教的挑战,宋儒提出了多种应对措施。柳开、种放等士人继承韩愈的路线,欧阳修则从"礼义"上辟佛。与之不同,范仲淹继承了李翱的思路,通过发挥《中庸》的"内圣外王"思想对佛教加以批判。更进一步,范仲淹以此建构了以"道"为核心的儒学理论,并要求士人把此"道"内化为意识。这一思想的实质在于"内圣外王"既是行为,更是理念,这就为士人提供了安身立命的价值规范。在范仲淹的引导下,越来越多的士人对《中庸》进行诠释,进而逐渐形成了《四书》学。

在中国文化中,"天"作为一个核心概念,其内涵表述以及由此引出的"天道""天人合一"等一系列思想体系是中国哲学的主流价值所在。但是也由于"天"的概念在时间发展中所表现出的多重性,使得理解"天"颇具难度。本文从自然性、道德性与博爱性三个层次剖析了早期中国文化中"天"的形象以及人们对于"天"的认知与探索;同时,从"天"的三重属性出发,以"天人同道""天人同德""天人同构"三重维度解析了汉代以来的"天人合一"思潮的兴起与架构,从中提炼出中国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当代价值。并着力从"不妄为"与"有作为"两个方面阐发了中国哲学构建"生态观"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从而凸显了中国哲学独有的生态智慧。

为了批判和反思经济决定论与教条主义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要思潮。其中,有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尝试用"生产范式"来理解马克思的理论范式。围绕"生产范式"的理论重构成为这一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马尔库什与哈贝马斯曾就生产范式展开过一场公开的学术争论。马尔库什认为,哈贝马斯将劳动/生产和交往理解为不可还原的两种范式是对马克思的误解。哈贝马斯则在正面回应中再次强调了生产范式与实践哲学的不相容关系。双方争论的分析框架恰恰揭示出生产范式的理论效力与边界,并为我们进一步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范式提供了契机。

追问事件因果性与事件相关性之间的关系,这一直是当代因果论、物理学哲学和统计学哲学的一个核心论题。大多哲学家认为,赖欣巴赫的共因原理与因果马尔科夫条件不是普遍有效的,它们具有同样的局限性,尽管后者比前者更具一般性。针对这些争议,布达佩斯学派坚持回归本源。他们相信,在共因不完备的概率空间拓展中,总能发现事件相关的共因。问题是,他们的整个纲领目前还只是一种形式化理论,其结论在很多情形下是本体论惰性的,不能充分保证事件相关之共因存在的实在性。

从胡塞尔到萨特的现象学运动,在科斯嘉之外,开辟了另一条从反思出发来说明规范性的思路。在给予-所予的先验意识结构中,胡塞尔将规范性看作是源于意识所予的观念性,并以反思的体验转换特征来界定情感,再以情感意向性来阐明价值。虽然萨特拒绝了胡塞尔反思概念上的行为把握特征,但仍在客体把握特征下来理解情感。这种情感就是焦虑,它既是对虚无的领会,也是对自由的意识。因此,萨特坚持了意识的给予-所予结构:焦虑意指着我的自由,但在自我把握之中所予我的则是价值,即我在世存在的意义。萨特对胡塞尔的价值理论的批判性阐发,虽然回到康德式规范性的思路,却部分承纳了胡塞尔的规范性框架,并与之一道证成了反思性情感的规范性。

意识概念至少可以分为形而上学、经验科学和现象性-体认性意识三类。现象性意识概念是独特的逻辑行为,具有反身自涉性和语义稳定性。这两种特性使得根据现象性意识概念所划定的意识哲学领域,具有相对于形而上学和经验性科学的自主性。本文通过重构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方法,说明该方法不仅是认知转化工具,而且可以用来打造语义转化装置,将关于意识的语词和语句的意指,严格限定于被纯化后的意识现象与意识结构。正因为如此,现象性的意识概念才有独特的逻辑行为,故而能用来划定自主的意识哲学领域。当然,意识哲学的自主性也需进行限定。

康德的至善学说蕴含着一种从后果主义角度进行解读的可能性。至善作为德性与幸福的综合,可以被解读为"理想的道德世界"或"一切道德目的的全体",它蕴含着一种追求"理想事态"的后果主义价值论思想。而康德关于"人有义务促进至善"的主张,不仅不像伍德和贝克等人认为的那样与康德关于"应当意味着能够"的主张相冲突,反而包含着从目的出发来理解义务之可能性的后果主义规范论思想。因此,探讨一种"康德式的至善后果主义",不仅有助于克服康德伦理学与后果主义伦理学不兼容的传统教条,也有助于克服对一般后果主义伦理学的价值论是"前道德的"或"非道德的"的责难。

卢梭开创了现代政治哲学的三个重要例外。他将自然的简朴、自足和恒久视为评判文明的标准和塑造文明的范本;他深刻意识到了理性的脆弱,转而强调德性对于政治社会和幸福人生的根本重要性;他蔑视和抨击古典经济学,主张保留经济的道德和政治品性,并通过重塑公民的欲望和荣誉感,使现代经济回归对简朴幸福和高尚人生目的的追求。卢梭思想的这些独特方面对反思和挽救现代文明的危机,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庸》为阐发礼义而作。在汉唐经学中,"中和"一直属于礼学诠释的范畴,主要着眼于圣王如何用中、执中,强调自上而下的礼乐教化。宋代以降,随着理学话语的形成与发展,"致中和"的群体从圣王向士大夫扩展,强调从下而上的自我培养。宋代理学家吸收佛道思想,进一步发明了"中庸之道""中和之理",强调体认天理,发明本心,主敬涵养,克制私欲。程朱的《中庸》诠释继承性与创新性并重,既有沿袭以往重视社会秩序、节制情欲的一面,又拓展出重视个人修养工夫的一面,强调礼乐刑政与道德性命的融会贯通。程朱并非舍礼言理,而是强调礼与理的有机统一。

"心"生成于"事","物"敞开于"事"。由"事"而显的意义则在进入人之"心"的同时,又现实化为意义世界,后者既是不同于本然存在的人化之"物",又呈现为有别于思辨构造的现实之"物","心"与"物"基于"事"而达到现实的统一。离"事"言"心"、离"事"言"物",逻辑地引向"心"与"物"的分离;扬弃这种分离,则需要引入"事"的视域。基于"事"的心物互动,同时涉及知与行的关系。"心"的活动和内容以不同的方式引向"知","物"之扬弃本然形态,则关乎"行"。"心"与"物"通过"事"而彼此沟通,与之相应,"知"与"行"也本于"事"而相互关联。以"事"应对世界的过程既关乎"知"("物"通过意念化而进入"心"),也关乎"行"(以不同于观念的方式改变"物"),"知"与"行"由此在本源的层面走向统一。

在数字化资本主义的网络信息技术建构起来的远程登录中,我们面对的世界已经龟缩为一个电视-电脑屏幕和手机显示屏的间接光建构起来的电子窗口,人将不再真实地踏上道路,而当光速的远程在场消除了存在论上的景深时,基于路途性之上的一系列的形而上学(世界观)体系都会失去自己的立足之处。甚至,彻底颠覆形而上学的海德格尔的思想在路上的深刻构境也被光速瞬间击穿。

作为当代生态危机意识的一部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其对现代性生产-消费体系的批判性观点,在当代生态理论和社会思潮中占据重要地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较为深刻的地方在于,将当代生态危机的本质引导到特定的生产方式中,因而其主要的理论成绩是:通过异化劳动概念对当代生产-消费的总体结构进行多重的批判性分析,并通过这种分析提出相应的变革性方案。由于缺少社会现实的基础定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缺陷表现为其批判性观点的主观主义和浪漫主义倾向,致使其变革方案往往局限于主观构造中。探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消费观并把握其基本得失,对于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本中所阐明的是历史观层面的内在矛盾观,主要说明的是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形式。而他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阐明的是资本逻辑这种具体问题分析层面的内在矛盾观,主要说明的是资本关系本身的发展过程是如何把内在矛盾不断地生产与再生产出来的。强调马克思的内在矛盾观在后一层面的转化或深化,不仅对于我们在学术辨析的维度上正确认识国外学者在《资本论》解读上的相关观点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地、自觉地把握当下社会实践活动的规律性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性。

苏格兰启蒙初期,普芬道夫自然法体系开始传入苏格兰。其中,格森·卡迈克尔对普芬道夫著作在苏格兰学界的推广功不可没,而且他对普芬道夫文本的注释也为苏格兰的后续学者提供了全新思路,哈奇森便是受其启发的代表人物之一。自哈奇森之后,苏格兰学界的自然法体系开始呈现与传统自然法体系完全不同的理论倾向,并染上了启蒙时期苏格兰特有的情感主义色彩。普芬道夫采用的是启示神学的体系,认为善恶由是否遵守自然法来界定;卡迈克尔则把对上帝的情感植入普芬道夫的自然法体系之中;到了哈奇森,他的整个自然法基础都建立在道德知性的能力之上,而行为动机、情感更成为了道德判断的主要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