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科学的发展在为伦理研究带来一系列重要机遇的同时,也为伦理学的传统研究和某些伦理观点带来了挑战。自从上个世纪20年代以来,社会心理学和个性心理学中的境况主义实验就被认为消解了品格概念;最近20年,某些哲学家更试图利用认知科学的有关研究成果进一步表明,将品格作为核心基础的美德伦理学在经验上是不适当的。本文旨在表明,无论从经验研究还是哲学反思的角度看,这个主张都不是结论性的;并且,亚里士多德式的美德伦理学有思想资源回答境况主义者提出的挑战。本文也试图以此为案例来探究一个重要问题: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经验科学和哲学反思之间的关系?

在哲学研究中,大量的哲学论证其前提依赖于直觉,从直觉出发建构哲学论证是当代哲学的一个主要特征。由此引发的一个问题是:专家直觉与大众直觉哪一个更为可靠?传统哲学家认为专家具有洞见,大众则充满偏见,这种立场被称之为专家辩护。实验哲学家反驳了这一看法,认为专家直觉和大众直觉同样不可靠,所谓的洞见不过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偏见。追索这一思路,本文认为哲学在根本的意义上是人间之学,专家和大众直觉都值得同等对待。本文一方面引介讨论实验哲学对专家辩护的批评,另一方面从概念上理清直觉和理论的关系,指出专家辩护不能成立的深层原因,进而在此新理路下,重新理解哲学与科学的区分、重新理解哲学的本性。

学界对笛卡尔的真理理论还没有形成决定性的共识和系统性的见解,这篇文章旨在澄清该理论:(1)首先区分两种笛卡尔的"真/假"概念:在判断中的形式性真/假和观念的质料性真/假;(2)分析和补充部分学者对笛卡尔真理规则所涉"真"概念的符合论解释;(3)论述另外学者的融贯论解释所依据的理由并不充足;(4)提出一个新解释:虽然目前支持融贯论解释的理由是糟糕的,但是却可以基于其它理由接受其解释中的某些合理要素,因而主张笛卡尔的真理理论是一种间接要求融贯性而直接要求符合性的真理理论。笛卡尔的认识论同时设定了符合性和融贯性两个原则。

图书象数学的兴起是儒道融合的结果,对宋代易学和儒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宋代图书象数学的代表,邵雍的先天易学内蕴着丰富的物理性命之学,尤以天根月窟说为其精髓。天根当静极而动之时,是阴极而将生之微阳;月窟当动极而静之时,是阳极而将生之微阴。通过天根月窟的观念,邵雍一则强调了阴阳"动静之间"的"神妙"之用,二则凸显了天地阴阳消息的"生生"之意。不唯如此,天根月窟说还含有独特的心性修养意义。此心性修养说以"以物观物"为核心理念,以"静"与"闲"为两大要旨。在后世,邵氏先天学及其天根月窟说对朱熹理气论的最终证成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为明代心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资本内部的辩证法是资本在自身运动中所展开的逻辑,即资本自我推动和自我创造的辩证法。《资本论》第二卷关于资本流通过程的研究创造性地建构了这一辩证法,进而揭露了资本所蕴藏的内在危机。资本循环中"货币的复归"、资本周转中"价值的转移"和社会再生产中"资本再生"等环节鲜明地揭示了资本自我推动和创造的过程,即资本"外化"与"收回"自身的逻辑。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洞悉了资本的运动规律及其基本特征,同时也明晰了资本主义产生危机的内在机理。

在现代性视域内,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建构意在克服资本主义所导致的社会共同性缺失和私人社会的兴起。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理论本义是"共同性",它是实现人之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个性存在与类存在相统一的共同生活。在思想渊源上,"共同性"奠基于启蒙所建构的内在性。马克思以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双重维度上深化了启蒙。第一个维度是批判性的,即坚持内在论立场,彻底终结现代性的内在与外在、政治与自然的辩证法,把启蒙的核心价值推进到解放的层面;第二个维度是建构性的,即从内在性生成主体性,以主体性(无产阶级)作为共产主义的存在论前提,把资本主义现代性扬弃为全球自由联合体。

市民社会批判是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这种批判体现为对政治经济学原则的反思,力图达到对以个体劳动与商品交换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体系的改造,以实现个体发展与社会总体发展的一致,黑格尔的国家理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来的。对黑格尔国家学说的批判,使马克思意识到必须对市民社会进行批判,这既需要对政治经济学的原则加以反思,又需要对产生政治经济学的现实进行批判。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的思想经历了从生产逻辑向资本逻辑的转变,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的超越。这种超越的根本点在于面对市民社会的态度:在黑格尔看来,理性的国家可以解决市民社会的问题,这是一种"修正"式的市民社会批判;而在马克思看来,以资本逻辑为内核的市民社会,不可能解决自身的矛盾,因此必须在新的基础上重建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联合体。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章"道德和法。平等"中表明:一切人,或者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者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这种平等要求是从人就他们是人而言的这种平等观念中引申出来的;平等观念是一种规范性价值判断,是正义的表现;现代平等要求是资产阶级首先提出来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只停留在政治权利的平等上;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则要进而实现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平等;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

公理化真理论把真看作一个原始谓词,并用一组公理和规则给出真谓词的意义,真首先是语形概念。在公理化真理论的标准模型中,一个定理可解释为真。因此模型真和语形真在概念上需要作出区分。通过不同的技术手段大部分公理化真理论都能较好地处理悖论,但DT和KF系统同时证明"说谎者语句λ"与"λ不是真的",此时语形真和模型真产生了冲突。莫德林和费弗曼等国外学者从哲学解释或技术上对此进行的辩护都存在不足之处,本文通过从语义视角入手建立起一种真对应关系后指出,这一受到质疑的结论既不应归结为形式技术问题,不是一个意外的推论,也不必从其他哲学角度进行辩护,问题是由克里普克语义真理论自身在处理强化说谎者悖论时失效所导致的。KF系统两种真的冲突,反而以形式方法揭示了当内、外逻辑不一致时,真理论所具有的性质。

欣提卡主张,前期维特根斯坦的指称观与新指称理论高度相似,进而暗示新指称理论存在着重要理论缺陷。通过批判性地考察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指称观和分析《逻辑哲学论》中的名称和对象之关系,本文指出前期维特根斯坦与新指称理论迥然有别,从而对欣提卡的哲学问题给出了答复。通过对《哲学研究》中关于直接指称表达式讨论的分析,本文指出,后期维特根斯坦对指示词和专名的性质作出了区分,其指称关系主张具有消去论特征。本文还进一步批评了那种认为后期维特根斯坦是指称的描述主义者的流行观点,并指出语境原则是贯穿前后期维特根斯坦指称论述的基本思路。

"南镇看花"是反映王阳明心学思想的一条重要材料,围绕它在中国哲学史上引申出了丰富的话题。20世纪30年代以来,我国学界对"南镇看花"的诠释主要有宇宙论、主客体认识论、直觉论以及现象学、实践论、价值论、意义论等诸多解读范式,这为我们反思"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饶有兴味的"解剖麻雀"的典型案例。其中诸多诠释范式之间的张力表明,如何在中、西、马对话互动中追寻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问题意识以及当代价值,仍然是今天中国哲学发展创新的重要课题。

《中庸》提出了"道不远人"的著名命题。这里的"道"指大全之道。这一命题引发两个问题:一是道与人何以远离?二是道与人又如何合一?对于这些问题,儒释道三家通过实例和隐喻即思想实验作了回答。道家的"浑沌之死",主要是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浑沌隐喻大全之道,浑沌之死意味着大全之道的破裂,而道体破裂是儵、忽所象征的意欲萌动与情识外泄的结果。佛家的"野鸭飞过"与儒家的"孔子与点"主要是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野鸭飞过隐喻习心或闻见之知外驰,所以中断习心外驰,就成为佛家通达大全之道、证成道不远人的方案;曾点之志意味着一人一物从当下切入,即可洞见大全之道的本来面目,这是通达大全之道、证成道不远人的儒家方案。佛家与儒家的两种方案点明了人与道的两种关系,即人与道对象化与非对象化的关系。

君子作为现实生活中积极向上向善的正面人格形象,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成人成己的价值认同,是中华文化做人标准的人格化体现,是将内在德性外化为具体表现的现实人物。"君子"概念的内涵在历史上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中国儒、佛、道文化都为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君子"与理想人格相比,有区别也有联系。理想人格作为道德楷模,是人们学习的榜样,"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君子则是不断追求并自觉践行理想人格的优秀人格,是不断趋向于理想人格的现实人格,是每一个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应该努力做到的。在中国传统君子文化中,儒、道两家的君子文化最具代表性,道家的"天之君子"和儒家的"人之君子"中所展现的思想智慧相异互补,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就现实意义而言,提倡每一个人做"君子",在当下社会中也许更具现实性和迫切性。

《尚书·酒诰》中,酒开始与王道必然性相连,被赋予了天命性质。酒禁忌的出现,意味着酒在政权更替中的负面作用第一次被凸显出来。其形成既有历史原因,也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殷商诸王正身敬法,不惮酒色,至纣王因纵酒荒淫而致政息国灭,留下千古骂名。殷王成德皆不崇饮与纣王沉湎于酒而引起人神共愤,形成鲜明对比,也引起后世反思。出于意识形态管理考虑,周公把殷灭周兴归因于对酒禁忌的违与遵,奉劝康叔不用"水监"而代之以"民监"。最终,君王为政当以民心为检验成败得失的标准,构成了以儒家为中心的王权合法性理论的民意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类共同价值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的、反映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它彰显着社会主义本质的价值维度,指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的方向。人类共同价值是反映全人类的根本利益、世界各国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和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类共同价值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它们蕴含着变革中国、治理世界的系统的"中国方案",描绘了一幅中国和世界未来发展的完整图景。

西方哲学中的意识分析传统和佛教唯识学的心识分析传统,在知、情、意三分及其奠基关系问题上有共通之处。但在现象学中,胡塞尔和舍勒在"事物感知"与"价值感受"的奠基关系问题上产生分歧和对立。通过对佛教唯识学的"心-心所"说的重新考察和理解,作者在此提出一种立足于现象学直观的知、情、意三分及其奠基关系的新的解释方案:"事物感知"与"价值感受"不应被视作一个复合行为中两个彼此间有奠基关系的行为,而只能被理解或被诠释为一个行为的两个彼此间有主从关系的部分或要素。这里只有一个意识行为,它以不同的模式进行:感知的模式、感受的模式和意欲的模式。当其中一种模式起主导作用或发挥主导功能时,这个意识行为就表现为突显这种模式的意识行为,如感知活动、感受活动和意欲活动,而它们各自所构造的对象或客体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在此意义上,存在一种"动态的奠基",一种不同于"发生的奠基"和"结构的奠基"的奠基关系或奠基秩序。

我们持续不断地提出真之诉求,这一基本事实是我们哲学思考的出发点。真理包含了三个层面:实在论层面、实用主义层面和现象性层面,它们在根本上相互关联着,这使得真理概念具有了一个三元结构。这三个层面之间的关系引导我们进一步思考"是"、时间、空间、话语、意识、自由和幸福等哲学事态,并在其中发现同样的三元结构。借此,真理概念最终得到了完整论证,它在哲学上的位置也得到了明确呈现。

人被亚里士多德界定为"政治的动物",但自古希腊以降的政治哲学,家庭始终被排斥在政治之外,其结构也被理解为前政治性的"自然联合"。当把精神分析引入政治哲学时,我们恰好可以对家庭展开一个政治哲学考察:家庭不仅典范性地展示了人类共同体的根本性结构,而且映射出了共同体内部"权力"的运作机理。在此意义上,弗洛伊德与拉康关于家庭的精神分析论说,对政治哲学的研究作出了极富价值的学理贡献。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以"划界与批判"为中心,其核心内容是由规范性语句及其阐释构成的,具有践言意义而非断言涵义。对践言意义的分析不仅能够凸显《逻辑哲学论》内在的践言冲突,而且能够深入说明这一类哲学活动的阐释性和规范性特征,为普遍性的元哲学思考提供有效思路。这种解读方式要求我们将语义学和语用学更为充分而有效地结合起来,批判性地反思哲学的表达方式,探明意义的界限,防止貌似深刻的"胡说"和呓语。

钱锺书先生汇通中西,指出清代朴学与西方阐释学皆由文字训诂到文本理解,悟出理解与阐释是一"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之循环过程。本文笔者认为,刘勰《文心雕龙·章句》讲到篇章字句之关系,以"舞容回环"取譬,于此所谓"阐释循环"之概念便已初见端倪。中国传统中关于语言能否尽意、关于阐释之多元和读者之作用等等问题,均有诸多论述,可以为我们建立以中国话语为主干的现代阐释理论,提供丰富的资源。然而阐释学讨论语言、表达、理解和解释这类第一层次的基本问题,具有普遍性,我们完全可以站在自己的立场,以中国传统的丰富资源和古典论述为基础,借鉴西方阐释学理论,作出既有自己特色、同时也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