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字诠释学以"字本位"为特征,但其对意义的解释则需要借助解释主体介入原则和解释文本独立原则。如何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则是西方诠释学传统讨论的主要内容。根据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文字诠释应当以思想阐释为前提,而文学阐释则应以哲学阐释为根据。虽然二者之间存在很大差别,但它们都可以被看作通向真理的不同道路。

理解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把握数字资本主义的哲学内涵,首先需要从本体论上看到:一般数据正在塑造出一个类似于货币这样的巨大的数字界面或平台,将一切人和物都囊括其中,而所有的对象都必须经过一般数据的中介,在数字化空间中呈现出来。经过数字化中介的行动变成了虚体,虚体是数字化界面最基本的存在单元。这意味着在存在论上,数字时代塑造出了人与人,甚至人与非人之间的虚体交往关系。但最重要的是,作为数字资本的一般数据,是所有在数字化平台上的用户生产出来的,而被少数数字资本家占有。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需要打破这种垄断,将虚体活动共同生产出来的一般数据,转化为一种共享,为一种真正的未来共同体铺平道路。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延续了《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斗争主题:一方面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差异决定了两场革命之间的斗争性;另一方面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一定是完成于资产阶级革命所开启的历史进程之中,1848年革命体现了这种独特的历史情境。《雾月十八日》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有关阶级斗争与国家理论的政治哲学问题,也是回答普遍历史与具体历史情境之间不协调性的历史哲学问题。本文从"结构的历史"与"情势的历史"视角,重新解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间的关系:"结构的历史"肯定了经济基础在长时段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避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机械决定论倾向;"情势的历史"突出了特殊历史条件的断裂性情势,在策略性层面上回答了革命政治的方向与速率问题。《雾月十八日》既呈现了唯物史观的宏观结构,也透露了唯物史观的微观机制。

肇始于苏格拉底的为了消除恐惧、构筑绝对安全、封闭理性系统因而往往走向传统形而上学的"辩证法",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因为追求绝对、纯粹而导致自否定和自悖谬的"辩证法",以及对这两种辩证法保持批判反思态度并坚持开放性的"辩证法",是《启蒙辩证法》依次反思过的三种辩证法,也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反思过的三种辩证法。尼采的辩证法批判,黑格尔对绝对形而上学的追求,在回归马克思社会批判的意义上被整合、被克服。

作为一名当代新儒学的开创者,熊十力力图通过构建一种新型的儒家知识论,来回应现代科学对于中国传统儒学的挑战,并为他的形而上学寻求可以利用的理性资源。但是,以《量论》为代表的知识论提纲,却展现出其知识论所存在的种种限制:(1)将知识论与形而上学、逻辑学、辩证法混为一谈,从而未能真正把握知识论的真实意蕴;(2)对于自己所言称的知识论只是提出了某种纲要,而未能真正深入地撰写出成文作品来;(3)强调玄学真理、性智、德性之知对于科学真理、量智、见闻之知的统领作用,从而倡导的是一种以德性来消融和归纳科学知识的狭隘的新儒家知识论立场。

宋代学者朱熹的易学研究不囿前人之见,认为孔子的《易传》是"孔子之易",程颐的《易传》是"程氏之易",均有别于"文王之易"。他不迷信权威,读易务循正经,所著易学著作,亦取名《周易本义》;在给学生讲易时,详析前贤解易之弊,要求先从读《周易》原典开始。他治学态度诚实,虽然对《周易》本义有着极其深刻的理解,但是面对学生提问,常作"不可晓"的回应。但他执着于《周易》本是占筮书、卦爻辞本为占筮所用的观念,在释读有些爻辞时难免为其牵累,反而有违文王本意。这是朱熹在《周易》研究中的一个失误。

先秦儒学以仁、智、勇为"三达德"。武士之勇以行动为目的,武士自身成为工具;谋士之智以获胜为目的,以他人为工具。孔子在二者之上镇之以"仁",揭示人不是工具而是目的。兼具仁、智、勇"三达德"的君子必将从道不从君。商鞅、韩非试图以法家理念重新拆分三者:"仁",被简化为"亲亲"而不能推及仁民爱物;"智",被束缚在国家机器中成为处理行政事务的"贤"而不再具有是非之心;"勇",在军功爵之名利诱导下以行动为工具追求"尊",其哲学根基是人的行为必基于欲求。由此,法家以欲求构建制度,国家结构被二分为"尊亲"与"忠贤",尊爵被皇亲国戚垄断,其内以亲亲之爱维系;小圈子之外则明尊卑等级,以忠贤之德为晋身之阶。

在《"阐""诠"辨》一文中,张江提出建设当代中国阐释学的构想,这使中国传统有无自身阐释体系成为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本文认为,中国古典阐释学虽然涉及古代经典的方方面面,但以儒家经学为主导。自西汉以降,《易经》被推为群经之首,相应也使河图洛书成为阐释原型。从中国文明史看,河图洛书作为一种诠释模式,既解释历史也被历史解释,具有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双重意义。中国文明进程则表现为向这一述史模式不断回溯又不断放大其解释边界的过程。据此,抓住了河图洛书,也就抓住了中国古典阐释学体系的关键,同时也可以借此为中国人文科学的整体进展理出一条纵贯的轴线。

瓦雷拉等人在1991年出版《寓体心智》一书,开启了认知科学领域内新的解释路径。书中提出把认知理解为寓体行动,引发了认知科学中称为"施行主义"的研究潮流。瓦雷拉等人对传统认知科学的批判,集中在"内在表象"概念和连带的形而上学实在论,他们主张生物在其与环境的共同规定中创造其自己的世界。不少欧陆哲学家对表象主义其实也早有批判,尼采是这一批判的早期代表,他寻求以适用于一切生物之原则来说明人的认知能力,可以视为施行进路之先驱。

一般认为萨特的自由概念指的是人在任何情境下都拥有行动自由或选择自由,但事实上它首先指的是一种先验层面上的意识自由。通过刻画一种操作性的和时间化的自身意识,萨特表明在何种意义上意识是透明的和能动的,这正是意识作为一种自为存在的本质特征,也是人类自由最根本的含义。当然,在意识中寻求自由的哲学奠基,用意识的透明性和能动性来解释人的自由,这种观点可能会面临来自具身化问题的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萨特对意识能动性的强调是不重要的和无根基的。

莱布尼茨不允许主动的力参与到物质的创建中并成为其构成性的要素,这造成了其单子论体系的第一个逻辑中断;而从有机的自然直接跳跃到力学与几何学的自然,则构成了其体系的第二个逻辑中断。胡塞尔通过意向性理论和类型学概念,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莱布尼茨式的两次中断;但在讨论"原自我"和"原非我"间类似于呼吸的关系时,却依然陷入了逻辑中断。本文认为,通过现象学重建,朱熹的理气论可以很好地弥合以莱布尼兹和胡塞尔为代表的西方单子论体系中的逻辑中断;并由此提出,建立一门气的现象学,不仅在学理上是必要的,而且完全有可能成立。

一些海外学者最先提出,中国古代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是"内在超越"。这一说法也被很多大陆学者接受,以为是不刊之论。然而,本文在详细梳理"超越"这个源自西方思想的概念,在其语境中的基本用法和意义的基础上,指出"内在超越"论不但根本误用了"超越"这个西方哲学的基本概念,而且本身也根本讲不通。"内在超越"论暴露出以西释中做法的根本缺陷与问题。

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家的开山。他建构了以生命本体论为起点的心学理论体系,表现出祖述陆王又超越陆王、哲学人学的指向及人类中心主义的视野等特征。早期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普遍有着浓郁的心学情结,其原因主要是伴随中国现代化进程而产生的塑造现代性的需求,以及内含于陆王心学深层的个性自由意识的伸展等。探讨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现代新儒家的特征,深入把握陆王心学的内在价值。

朱子的《太极解义》是其太极本体论和太极本源论的建构之始。这一建构,不仅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正式作为哲学建构的主要依据和资源,开发了《太极图说》的本体论和宇宙论意义,把太极动静阴阳论引向了理气哲学的开展;而且,谋求太极与人极的对应,太极与人性的一致,更以"全体太极"为成圣成贤的新的内涵,形成了以太极为中心,集理气、性情、道器、体用为一体的一套哲学体系。这不仅使朱子在其后期思想发展中以此为基础实现了更为宏大的发展,也使得北宋以来的道学在理论上和体系上更加完整和完善。

霍耐特与朗西埃的"承认还是歧见"之争是当代德法批判理论前沿的最新碰撞。论争主要围绕三个层面展开:在解放目标上,霍耐特基于承认逻辑指向一种个体完整性的解放,而朗西埃通过重构政治的含义,主张以歧见的逻辑打破现行的治安秩序来实现解放;在价值原则上,霍耐特秉持黑格尔式的社会自由,朗西埃则坚持激进平等;在方法论上,霍耐特采用社会病理学和解释学的方法,朗西埃则立足于政治美学的方法。但是,对话的不充分性以及二者理论本身的瑕疵,影响了这场被寄予厚望的思想交锋的价值。

《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一个被忽略的马克思语言哲学文本,它提出了命名活动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通过这种原则,我们能够很好地理解马克思对词与物的关系的思考,以及对瓦格纳犯下的"语言游戏"和"按词造物"两个错误的批判,这两个错误实质上都是人的知性思维试图通过词和语言来操控物和物的世界的表现。强调命名活动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能够让我们克服知性思维的这种本能冲动,避免犯下与瓦格纳相类似的错误。这是使词获得它的现实有效性的重要原则。借此,我们能够在学理上和文本上为发展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做出贡献。

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从国家转向市民社会,从法哲学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由此从政治解放转向人的解放,从政治革命转向社会革命。马克思从总体上揭示了现代性所建构的现代社会-政治基本结构,决定人的双重生活方式、双重存在方式,决定人的双重本质。马克思在结构多维、过程流动的人类社会历史中把握人的本质。人的解放就是人的双重本质合一,亦即人的双重存在方式、双重生活方式合一,这就必须改变现代社会-政治基本结构,重新建立社会和国家的统一,国家(非政治国家)复归于社会(非市民社会)。这就是社会革命,也就是马克思提出的解构现代性的原则和方法。

党的十九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的重大论断,为推进相关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课题。主要矛盾的转变有根本性转变和阶段性转变两种性质不同的情况,而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属于后一种转变。判断社会主要矛盾是否发生转变,不仅要根据主要矛盾两个对立面的自身变化作出判断,而且要根据事物多种矛盾中哪一种矛盾居于支配和主导地位来判断。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它决定着我国社会发展的性质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这一主要矛盾的转化提出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再认识的任务,根据矛盾的个性和共性的关系,可以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概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对发展的需要同发展还不能在短时期内满足人民的需要之间的矛盾。

针对自然主义的"平等主义"观念,动态先验论主张把科学理论"等级化",进而将科学理论转变的合理性归结为构成性先验原则的连续性,这是先验论回归科学哲学范式的基本进路。新先验论在揭示自然主义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的同时,却没有进一步说明先验原则转变的合理性问题。为此,人们试图将结构主义实在论与动态先验论相结合,从结构主义路径实现新先验论的复兴。这两条研究范式的结合意义重大,但这仍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库恩以来的相对主义难题,其原因在于结构主义与新先验论还缺少一个共同的坚实基础。我们认为,只有把二者置于科学实践的平台上,将新先验论、结构主义以及实践论三个维度融于一体,才是当代科学哲学实现新发展的根本途径。

王阳明虽然没有专门的易学著作,却有丰富的易学思想。他精通易道,不仅知易乐易,而且玩易占易,对《易》有着特殊的敏感、彻悟和信仰。王阳明写于不同时期的诗文、游记、奏疏、书信,处处蕴含并洋溢出易道哲理和人文精神。心即易,易即心,阳明心易贯通的"道"在其亦儒亦宦、亦文亦武、亦顺亦困、亦真亦幻、知行合一的生命实践中得以亲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