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也存在一些短板，具体表现为农村供给不足与城市局部供给过度现象并存，城乡都存在公共产品的供需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城乡公共产品供给中主体不清晰，权责划分不明确。要提高城乡公共产品供给质量和数量，破除中国城乡二元社会格局，就应当对城乡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短板进行分析和比较，并在坚持均等化原则的前提下采取措施分别予以化解，努力在政府职能转变的思路下，积极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功能，优化城乡公共产品供给机制。

奈格里对马克思《大纲》"机器论片断"的激进政治解读直接改写了由福柯所开创的生命政治话语范式。在奈格里看来，生命政治与生命权力并不是同一的，而是处于相互对抗之中，生命政治作为一种反抗力量形塑了生命权力。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奈格里确立起劳动与资本的对抗逻辑，由此，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概念——剥削、共产主义和危机的生命政治阐释，从而开辟了生命政治批判空间。撇开其学理上的不足，奈格里的生命政治的范式转换具有不容忽视的建构性意义，它不仅深化了对危机的理解，而且指出了反抗资本逻辑的新道路——出走，在当代视域中建立起危机与解放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重新塑造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中久被遮蔽的阶级逻辑。

道德契约论强调个体在道德原则方面的共识。作为一种道德理论，道德契约论不只是对道德原则的证成，它也为制度的合法性提供了辩护基础。契约论与制度分析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也体现在当代道德契约论中。当代契约论的道德转向肇始于罗尔斯哲学，当代两位重要的道德契约论者:大卫·高蒂耶和托马斯·斯坎伦在建立契约理论时，都受到了罗尔斯哲学的深刻影响。虽然高蒂耶和斯坎伦的理论被冠以同样的"道德契约论"的名称，但是它们有着极为不同的哲学源头，这最终表现在制度伦理观方面的区别。在基于各自契约论对两种制度伦理观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将会论证二者所表现出的趋同性特征。

传统生计不仅是广大农户的基本生活保障，也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问题之一。新时代背景下，西南地区传统生计"特、小、散、弱"的格局需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革新，用新型的方式来组织生产新型的生产结构。当前，传统生计发展存在着传统技术式微，农户组织化建设难，以及乡土工业弱等问题。为此，发展传统生计需依托自我传习、人才返乡、科技下乡等方式修复重建特色的"森林-山地"生态复合生计；扶持家庭农场，借助合作社、县域电商等新型网络化组织来整合小农户经营；并积极创建适宜的农工产业体系扭转"弱"的现实，"技术、组织、产业"三位一体的发展机制可助力西南区域传统生计转型。

绩效指标的构建是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核心环节，而预算绩效管理又是多元化考评主体相互协作的过程。基于各主体间不同的利益诉求与优劣势差异，在厘清各主体间归类关系的基础上，需要对各主体所处的绩效评价阶段进行合理规划，并对绩效指标的选择进行侧重点分析；此外，还应从内外部绩效评价的共性出发，从整合共性指标框架和构建个性绩效指标库的共享平台着手，探求内外部评价指标框架之间衔接问题。这不仅是探讨预算绩效指标体系构建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内在要求。

区域经济是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其动力机制、发展模式及演化路径十分重要。西部大开发以来，创新力、市场化、开放度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构成西部省份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西部多个省份表现出了不同的发展模式，"技术-市场-外需"的发展模式更具导向性，创新力和市场化水平高的省份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经济发展表现更为优异。西部省份经济发展的演化路径有明显的差异，一些省份形成了资源诅咒、政府依赖或内需不足的路径依赖；一些省份则通过技术创新、市场改革和扩大开放实现了路径创造。新时代要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并形成新格局，就应优化发展模式，寻求路径创造。

从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视角，对外商直接投资不同溢出渠道对本土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本土企业接受外企技术溢出时，对技术模仿能力越强的企业能够更加有效地利用和吸收外资的先进技术；私营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带来的竞争示范效应和后向关联效应的对应系数均大于国有企业的系数。自主创新能力越强的企业，横向溢出效应程度一般会更加明显。在垂直效应的比较上，无论是在国企还是在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越强，垂直效应越强。因此在引进外资时既要注意量的总额度，更要注重质的需要，优先选择具有国际先进技术的外资企业，充分发挥竞争示范、人员流动和后向关联效应对本土企业的积极影响。

分析城乡经济关系应该秉持两种思维:其一是系统与结构的思维；其二是历史与演进的思维。中国城乡经济关系随着经济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其特征演变的基本表现为城乡(在内容上与空间分布上)由局部低水平互动向整体高水平互动演变，城乡经济功能的差异性、互补性与协同性逐渐增强。中国现阶段城乡经济关系存在的问题是:城乡统一、高效、公平的产品与要素市场尚未形成，城乡空间经济布局协调性差，政府可支配的资源在城乡及不同层级城镇之间分配不均衡，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工业现代化发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来解决这些问题。

在当前立法研究和改革实践中，"落实集体所有权"未如同"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一样受到重视。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新时期，针对"两权分离"制度的弊端，将落实集体土地所有权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有利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有助于促进适度规模经营，有益于实现农民财产权利。在现行农村土地法律制度中，落实集体土地所有权面临着权利性质错位、主体制度残缺和权利内容贫乏等现实困境。民法典物权编编纂应针对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缺陷致力于彰显其私权品格，健全其主体制度，并充实其权利内容。

少数民族青少年形成中华民族认同的路径主要包括家庭熏陶、学校教育、传媒渗透、个人阅历影响和重大事件激发等五个方面。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成为影响少数民族青少年中华民族认同的主要制约因素。倡导和普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共识，着重建设和物化凝聚各民族文化的中华文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认同的坚实基础上建构和提升中华民族认同，促进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形成良性互动，组织开展青少年民族团结教育交流活动，全面正确地执行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积极构建正面引导的全媒体渠道，有效抵御民族分裂势力的影响成为提升少数民族青少年中华民族认同的主要着力点。

叙事不仅是人们进行表述的一种形式，也是人们看待世界的一种特定方式。其主要关注表述在时间上的连贯性和空间中的交融性，因而能使世界变得有序和可以理解。作为"写文化"的民族志，随着其叙事背后的社会文化源泉的变更，其对叙述中的事实的认定和理解也随之出现差异。这不仅导致民族志书写中三种不同叙事主题和方法的产生与流变，也为人类学者以序列的方式反省经验并赋予其意义，把握和理解人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类学和民族志基础。同时，在叙事实践的背后，一种以反身性、科学性、关系性及生活性为主要特征的民族志叙事范式也呼之欲出。

后现代人类学的认知论问题长期被学界的方法论视角遮蔽。从他者的"文化之镜"到"镜中之我"，后现代人类学并没有逃离与"他者"在双重想象中的僵化状态。处于世界话语体系边缘地带的中国人类学，从一开始就借助西方人类学的镜像符号在行动和参与中自我发现和自我关照。当代中国人类学以一种世界的眼光和人类整体性的认知立场，超越了西方人类学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以及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镜像困境，这无疑开启了人类学的一种新境界——如何在人类作为一种整体性的意义存在中，重构人类学为作为一门为人类社会谋福祉的学科本质。尤其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背景下，当代中国人类学无疑开启了世界人类学的新纪元。

既往研究中"社区精英"几乎都直指男性，女性由于传统性别文化的原因长期以来都难以进入精英行列。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下，对云南大理州云龙县N村旅游社区的案例研究表明，社区旅游发展促进了女性社区精英的产生和成长，N村女性社区精英从传统"持家能手"发展到"经济能人"，从地方性知识的"无意识传承者"到"策略性使用者"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的积极拓展者、"讨论网"的成功运用者等角色。可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能够为农村地区的妇女发展创造条件，提供机遇和平台；当地妇女的全面发展又推动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这一"互为助力"的逻辑理路，为进一步正确认识农村女性社区精英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难与阻碍、科学把控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女性发展问题提供案例借鉴。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新的主要矛盾对党和国家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如何在新要求下做好云南经济工作，实现云南经济的充分发展，可从思想观念充分更新、营商环境充分优化、基础设施充分改善、供给质量充分提升、发展方式充分转变、经济结构充分调整几个方面求突破。
关键词： 主要矛盾变化；云南；经济工作；

中国是世界上煤炭产量最大的国家，但煤炭生产中的死亡率却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煤炭矿难多发固然有生产设备水平、人员训练程度以及产权制度安排等因素，但追根寻源，腐败是导致矿难多发的最根本的原因。要降低矿难死亡率，不仅要改善安全设施，加强对私有产权的保护，还必须完善相关制度，大力整饬腐败，肃清官场风气。

空间美学全方位地建构起有关"空间"的、立体化的、共识性的知识生产模式和阐释方式，从而给文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方法策略，并形成一种关于"文学"的空间美学理论。从内容的角度而言，空间美学改变了文学活动中对"场所""空间"等被动机械的表达，而是将其修正为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本体存在。空间形象可界定三种类型:其一是对现实空间的"再现"；其二是主体的精神空间和现实空间的意向性"融合"；其三是主体精神空间的释放。这三者构成完整的空间形象谱系。从文学形式的角度而言，空间美学调整了文学叙事中"空间"仅作为"场景""背景"的存在策略，而是将空间纳入到推动文本叙事的核心要素，"空间并置"与"空间隐喻"共同构成空间介入文学形式的重要表征因素。空间美学给文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知识资源和方法论策略。

随着数字叙事时代的到来，研究者试图摆脱传统叙事理论的束缚，从核心概念与阐释框架两方面入手创生新的理论范式。早期数字叙事理论倾向于从已有的叙事理论传统中寻求灵感，"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新普罗普主义"便是其中的代表；随着网络交流活动交互性的增强，非洲的口语叙事传统开始受到重视，研究者试图从传授过程、交互性及作品形态等方面在数字叙事与口语叙事之间建立连接；而电子游戏兴起之后，面对游戏学的挑战，数字叙事理论试图革新"叙事"概念以适应飞速发展的数字叙事实践。

基于现代商业社会的实践诉求，中国民法典当中应该对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进行系统的规定。一般规范对于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立法至关重要。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会突破合同相对性，是合同编时代性的重要表现方面。比较法上的经验表明，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立法很好地适应了现代商业活动的复杂性。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一般规范应体现私法自治和契约自由精神，也应注重提升理论解释力。真正第三人直接请求权是权利救济的重要保障。中国真正第三人直接请求权产生模式的立法选择应有利于权利救济。

《丹桂籍》是一部明清以来流传很广的善书。清末至民国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云南哀牢山腹地的南涧、景东、镇沅、新平都先后刊印过此书，涉及的民族有汉、彝、哈尼、傣、拉祜等。以哀牢山腹地新邑聚仙坛重刊《丹桂籍》事件为线索，这一历史过程表明，该书的刊刻是哀牢山腹地各族共谋和平与安宁的历史性活动，其过程蕴含了传统社会从善书到善行再到行善社区的行动逻辑。

茶马古道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成果，呈现多学科参与、多方法综合运用的特点，历史文献、考古发现、田野调查资料已得到了深入分析，涉及了概念辨析、时空分布、物资贸易与商帮组织、文化交流、开发利用和保护等内容。但以交互性和流动性作为茶马古道的核心来看的话，商帮与地方社会的利益博弈等互动，茶叶等商品对沿线不同群体的意义以及由此引发的心理认同，今日西南地区人员与物资的流动引发的类似文化交流和社会互动情况又如何等问题，仍亟待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