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晋南北朝隋朝,虽然很少学者专门以毗昙学命家,但毗昙学受到了广泛的研习。阿毗昙最先传译始于北方,最早有安世高,但真正推动毗昙学的传习的当属道安法师。僧伽提婆无疑是毗昙学译传的重要功臣。毗昙义学的讲习实际上开始于南地,因为毗昙学中的最主要的《毗昙》、《杂心》的翻译最终都在南地。后来毗昙学又在北方兴盛。特别是出现了专门以毗昙名家的"毗昙孔子"慧嵩。隋代毗昙学成就和影响最大的是慧嵩弟子志念。毗昙学在真谛翻译《俱舍论》之后,逐渐地出现不少毗昙与《俱舍》兼学的学者,而玄奘成为毗昙学的极点与终点。毗昙学在玄奘之后被俱舍学所取代。

欧阳修明确反对宋初以来的图书之学,并且破除了汉代以降对《系辞》乃圣人之作的迷信,继承王弼《易》学的传统,解《易》虽以义理为宗,但不废象数,而且对于消息等卦变之法尤其是筮法等象数范畴颇有研究,摸索出筮占过程中"七常多而九常少""八常多而六常少"的规律性,进而对《周易》的性质及其成书过程做出更加合理的推寻和探索。

历史汉字的整理与研究必须以专书文字整理与研究为基础,小学专书文字整理为此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新修玉篇》汇集十余种宋辽金时期的语文辞书而成,其中收录了大量楷书疑难字。本文选取"■""■""■"等五个疑难字进行了考释,并纠正了《汉语大字典》(第二版)《中华字海》的部分失误。

"颉颃"首见于《诗经》,其本义有争议,本义与引申义的关系不清晰。从词源角度分析,"颉颃"的本义有/直/、/高/的词义特点;其引申义的词义特点与此相同,可以反证本义;而《毛诗诂训传》对"颉颃"的文意训释也影响了"颉颃"的释义和新义的产生;从成词过程和文献源头分析,"颉颃"不是单纯词。这些问题的讨论,体现了词源研究方法在词语考释中的作用,为多义词的不同义位之间词义特点的不一致提供了一种解释上的可能性。

《左传》亦经亦史的特性,在中国学术史上有诸多讨论与研究,其衍生出的相关学术著作也是种类众多。其中"《左传》纪事本末体",是一种强化其史学性格的体裁,透过将《左传》重新编排,以事件为中心,消融编年体的特色。明代傅逊《春秋左传属事》,为明代"《左传》纪事本末体"代表作之一,傅氏的编排方式对于《左传》的经、史特性有何影响,为本文的论述重点。

从官吏生祠的分布范围与祠主事迹来看,两汉时官吏生祠具有明显的神仙方术色彩。同时,为官吏立生祠举动很大程度上是民间自发行为,并未得到朝廷正式承认。随着儒家意识形态的扩张与朝廷多次禁淫祠行动,魏晋时官方视野下的生祠意义发生了改变。官吏生祠的方术色彩受到了极大削弱,教化色彩逐渐浓重。至南北朝时,虽然为官吏立生祠行为受到了中央朝廷的限制,但是这种限制也意味着官吏生祠取得了正式身份,得以彻底同地方"淫祠"相区别。由此,生前立祠与死后立祠行为基本混同,官方视野下的生祠不再具有特殊性。

西汉"东海孝妇"与东汉"上虞孝妇"是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较大的故事。这两则充满迷信色彩的故事被史家班固、范晔当做信史,这足以说明"灾异对解决冤案是有效的"这种想法在当时的社会有广泛的影响。这种"迷信"的想法成为时人一种认同的价值观,是两汉的司法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引入"上天感应"的结果。正是汉宣帝以来开始见于正史的灾异之后察举冤狱的制度,让百姓逐渐认同了感天可以伸冤的"现实"。民众在旱灾过后有很大机会沉冤得雪,不是他们自我安慰的想象,而是存在于两汉司法制度中的重要内容

《庄子》对儒家特别关注,颇以儒家人物为寓言主人公。对此学者的认识历来歧说多出,态度也十分复杂。本文在传世与出土文献的基础上,以儒家与道家的互动及相互解读为线索,讨论《庄子》所反映的儒家思想与塑造的儒家人物,试图为解读诸子寓言类文献寻求更多的可能。

郝春文主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本文拟针对已见遗误处做出订补。因全文过长,分上下两部分发表,本期为上部。

王同愈用五个月时间批校了清同治八年翻刻汲古阁本《文选》,继承了何焯、陈景云、王念孙、陈倬、许赓飏等前辈校读《文选》的成果,并比勘所藏宋绍兴陈八郎刻本《五臣注文选》,间有自己按断。王氏批校过程中的详细记录,有助于我们了解前人读书治学方法方式。他批校的内容,则除了踵继前贤,利用当时重要成果外,借助自己藏书,比勘按断,在学习前辈学者的基础上适当发挥,值得更为深入的研究。通过其引述诸家如何焯、陈景云、陈倬、王念孙、沈兰台等,也可以为有清一代江南地区研读《文选》一书的浓厚风气提供又一直接佐

近年来,随着书画文献和一些稿抄本的大量刊布,使得明清别集甚至全集的整理日趋朝着完备性方向发展。但也不乏过度辑佚、失于考辨之作,《傅山全书》即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部。1991年初版的《傅山全书》曾根据傅山手迹误收了大量的李白、杜甫、韩愈、李商隐等人的诗作,2016年新版虽然较初版时有所修正,但误收和重出等问题仍较严重。充分利用新发表的书画资料进行明清别集的整理,至少应该做到以下几点:一、参照手迹,广为辑补;二、勾稽检核,去伪存真;三、集思广益,准确释文;四、详参诸本,备录异文。

老庄、道教、佛教常以"尘"喻指无足轻重之物,用"尘"象征世俗社会,将世间的纷扰和人的情欲等拟喻为"尘"。它们在魏晋南北朝的流行,推动了由"尘"构成的各种词语和意象在诗歌中的大量运用,既使得诗歌的语言更加丰富,又拓展了诗歌的情志内涵。主要表现为:道教题材的诗歌好以"尘"入诗;诗歌在抒发与老庄、道教相关的情理时常用到"尘";佛教僧人、信徒以及佛教题材的诗常引"尘"入诗。道家、道教、佛教与魏晋南北朝诗交汇互动,在中国思想史和诗歌史上形成一个充满喻意的"尘"的世界。

通过校勘,发现今传世诸本《史记·匈奴列传》司马贞《索隐》所注"牛马之湩,臣菟人所具"当系"牛马之湩,巨蒐人所具"之讹。另《史记·五帝本纪》:"帝颛顼生子穷蝉。"司马贞《索隐》所注"穷係"亦本应作"穷世",系避唐讳所替换。"蝉"、"世"音乃互通。

中古都城的市场建制中,除了与礼制有关的"面朝后市"之"市"外,尚有其他形式的市场,因桥设市的桥市便是其中的一种主要形式。它的出现跟当时以漕运为主要运输形式紧密相关。本文重点讨论了中古时期都城的桥市。

均田制崩溃、租佃制发展与人身依附关系变化是唐宋变革论者立论和争论的焦点,但鲜有论及期间发生的有经济学意义的变化。借助新古典经济学,可知变化有二:唐宋租佃制,尤其是分成制,成为更有效率的契约安排,因而迅速成为主流;地租率下降刺激佃农增加劳动力投入,带来其自身、社会和地主收益的共同增长。此前租佃制虽长期存在,但效率低于奴隶制。魏晋以来"客"的普遍化,标志租佃制在扩大,但并未扭转低效率的局面。"客"的卑微化及其免役权,就是证据。故魏晋仍是奴隶制占优势的时期。北魏均田制将奴婢作为应受田口,开启了奴隶变为独立小农的进程,因此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和人身依附关系由强转弱的临界点。唐宋间不存在上述变革。

桥梁是陆路及水路交通的交汇点,其位置的选择不但关系到陆路交通的衔接与畅通,而且还影响着水上过往船只的顺利往来。北宋庆历四年的移桥案,围绕陈留土桥位置的更改与否,朝野为之震动。这件移桥案表明,桥梁的位置勘定与更改必须遵循一些重要原则,就梁桥、拱桥而言,既不能交废行旅(包括水陆两道),也不毁折或尽可能少地损毁来往舟船及桥身;而就浮桥而言,勘定其位置时,考量更多的是其营造及维修的难度与代价。桥梁(包括梁桥、拱桥与浮桥)建成不易,故而桥址的勘定,是北宋兴建桥梁时的重要考虑因素。

唐代前期对商业活动和市场交易,只进行监管而并不征税。随着唐宋间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商税从唐后期开始成为国家赋税收入中占有重要比例的一部分。唐后期最初开始征收商税时,主要依托于中央的财政使职和地方节度使。而随着中央的势衰,商税基本上为诸道所掌控。在这期间,"务"由原来单纯指代某事务开始成为征收商税的财务机构,至五代在地方州县便普遍设置。宋代沿袭五代制度,在中央和地方各级都设有务或院等征收商税的机构,设监当官管理商税征收。宋代各县皆有务,或一县不止一务,务如无监当官则县令或佐官兼管。即便有监当官,一县令佐也需要参与务的日常工作和商税文簿的管理,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唐宋间商税的出现和商税征收纳入地方官府行政管理系统,使得宋代县级官府的职能相较于唐代有所扩展。

早期佛经翻译的研究对重建佛教传入东土的最初形态以及传播接受方式等方面的探索意义重大。正因如此,近些年来学者对早期汉译佛经的研究越来越重视起来。但当前的研究受以往及当下研究方法的影响限制较深,偏重于考察汉梵、巴利文及其他文字佛典文本的对译对读,对早期佛经文本传播的物质形态、尤其是译者权在佛经目录整理方面的作用和意义,较少涉及。本文通过查检当下早期译经研究方法和成果,并以《四十二章经》译者形成的考察为例子,意在指出经录撰写中反映出来的译者权问题及其在早期佛经研究中的重要性,认为早期汉译佛经译者的归属在某种程度上是为剔除伪经服务:为原本没有译者信息的译经找一个来自印度或中亚的僧人作为译者,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以此表示该经的真实性和权威性。由于现有材料尚无法证实那些早期归属的正确性,因此不能根据这些归属、通过译者生活的年代对早期译经进行断代和分析。

唐石经是现存宋元经书版本之祖,但代有磨改、修补,情况复杂,顾炎武之后研究者众多,而严可均、阮元集大成。其中《尔雅》一经,唐时避讳字、俗体字众多,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宋元刊本;唐时磨改字多准确,结合前人研究,审度搨本,尚可识别;明人补字最为拙劣,但可通过皕忍堂刻本和搨本的比对识别剥离出;其他未经磨改、修补之"文字与今本异者,多胜于今本",版源上与宋监本最接近,可校正阮本讹误三十余处,校勘价值巨大。松崎复《缩刻唐石经》本诸恢复石刻原本文字、力求可资信赖之定本的原则,对原刻文字多有改动,虽不乏疏漏,但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正>【题记】前辈学人函札、日记作为历史材料运用于人物专题、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及社会生活史研究,有其独特之价值及视角,别具优势。研究者可借此贴近了解所研究所关注对象当日之生活圈、交谊圈、交集圈、戚友往来、人际脉络、身体景况、心灵细微及相关贯连,即有可能借此将所关注之对象,所研究之人物,所涉及史事现象人物之日常居恒、进退出入、史事前后、彼此因果及相关系连,"体贴"并大体"复原"出来。而所"体贴"并大体"复原"出来之生活圈、交谊圈、交集圈、戚友往来、人际脉络、人物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