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智能制造已成为制造业发展的必然方向。本文通过分析全球智能制造主要领域发展概况,欧美日等制造业强国发展战略,我国工业机器人、智能数控机床等智能制造发展状况以及装备制造业智能化进展,针对我国装备制造业智能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缺乏核心竞争力、标准化普及不够、工业大数据应用价值未充分挖掘、以及智能制造相关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等,提出四条建议—结合产教研提升创新力、普及智能制造技术与管理标准、建设数字服务中心、大力发展智能装备制造服务业,以促进装备制造业智能化产业升级。

在全球再工业化的浪潮下,网络-实体系统(Cyber-Physical System,CPS)成为各国实现制造业升级的关键。本文以服务主导逻辑为理论基础,构建融合技术、能力和应用为一体的CPS架构,分析中国、德国和美国的制造业政策与报告,对比三个国家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战略布局的异同。研究发现,制造业正在向以用户为中心的制造服务化进行转变。在CPS能力体系的构建中,中国注重强化工业基础实力,德国强调制造业高度集成,美国侧重社会力量助力制造创新。

从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视角，对外商直接投资不同溢出渠道对本土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本土企业接受外企技术溢出时，对技术模仿能力越强的企业能够更加有效地利用和吸收外资的先进技术；私营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带来的竞争示范效应和后向关联效应的对应系数均大于国有企业的系数。自主创新能力越强的企业，横向溢出效应程度一般会更加明显。在垂直效应的比较上，无论是在国企还是在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越强，垂直效应越强。因此在引进外资时既要注意量的总额度，更要注重质的需要，优先选择具有国际先进技术的外资企业，充分发挥竞争示范、人员流动和后向关联效应对本土企业的积极影响。

智能制造作为未来制造的主要形态,是全球制造业新一轮竞争的高地,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生产制造方式和技术经济范式。当前,智能制造产业仍处于发展初期,表现为"市场规模持续增长、各国政府强力推进和竞争主体多元"三个典型特征。未来全球智能制造业将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引领下向新一代的智能体系升级,传统制造业也将加速智能化转型升级的步伐。把握全球智能制造产业的升级机遇,中国制造需要从研发核心智能技术、掌握智能产业发展主动权、鼓励企业跨界创新、培育智能产业链领导企业等方面,加快推进智能经济的发展。

本文在罗默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理论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产业政策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并提出了假设猜想。采用中间出口品的国内增加值比例衡量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分别采用虚拟变量、税收优惠、政府研发补贴衡量产业政策,利用2001～2014年我国制造业15个分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发现:在五年规划中提及的鼓励、减税、增加政府补贴均能提高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但是随着政策强度的提高,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的边际效果产生了分化,减税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正向促进影响越来越强,而政府补贴的效果则越来越弱。最后,根据理论模型以及实证分析的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本文从短期和长期两个维度论述在全球化产品内分工背景下,考虑到中国的国情,最终消费品进口壁垒的下降对中国品牌与中国制造可能产生的有利影响。我们认为,由于中国制造业同时具备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劳动力成本、全球最完备产业链所带来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全球领先的消费品市场规模三大优势,而且中国制造业规模巨大很难找到转移的承接方,机器替代人的可能性提升,使积极扩大进口不但不会对中国制造业的品牌和生产产生负面影响,反而会产生非常有利的影响。中国"人均中等,总量第二"的基本国情使中国可以同时兼得在品牌培育和制造两个领域的优势。

分析师期望落差会促进战略变革吗?为回答该问题,在考虑CEO预期任期调节效应,以及CEO预期任期与CEO持股联合效应的基础上,本文探究了分析师期望落差对战略变革的影响。基于2008-2015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经验数据,本文研究发现:企业未达成分析师的业绩期望时,分析师期望落差对战略变革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后发现:随着CEO预期任期的延长,分析师期望落差对战略变革的正向促进作用将增强;随着CEO持股比例的提高,CEO预期任期对分析师期望落差与战略变革之间关系的增强效应将被强化。本文的研究发现有助于推进文献从外部视角来理解战略变革。

近年来,随着中美经济合作程度的日益加深和双方国际贸易逆差的逐渐加大,中美贸易冲突愈演愈烈。以中美贸易冲突为经济背景,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现状进行梳理,总结了企业在核心技术及重要制造元件和产品出口销售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并从企业内、外部两方面提出了企业东方管理策略:(1)"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注重人才价值,提升专业素养;(2)"革弊,须从源头理会",聚焦核心技术,推动自主创新;(3)"上下同欲者胜",人心归一,竞合共赢;(4)"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关注市场趋势,及时调整战略:(5)"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顺应"一带一路",拓展海外市场。

客户型文化是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重要的文化维度,是企业内部控制环境的组成部分,促使企业和客户之间的隐性契约得到较好地履行,有利于合作创新的开展。文章对客户型文化促进企业创新进行理论分析,并以2010-2017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客户型文化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其中的中介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客户型文化对企业专利申请数有明显的促进作用；(2)降低大客户的波动性、增加客户的异质性和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是客户型文化促进企业创新的中介路径。

基于我国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程度不断加重,严重挤出了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制造业发展前景堪忧的事实,本文利用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2009～2017年的数据,实证检验制造业企业金融化与R&D投入的关系,并进一步引入董事长金融背景这一中间变量。结果表明:制造业企业金融化会抑制企业的R&D投入;当企业董事长具有从事金融相关行业的经历,即企业董事长具有金融相关背景时,会加重企业金融化程度对R&D投入产生的挤出效应;此外,中西部地区企业和国有企业相较于东部地区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来说,企业金融化对R&D投入的抑制作用更强。本研究有助于从微观视角去理解制造业企业金融化、董事长金融背景及创新水平的关系,并为政府合理引导制造业企业高层管理者的金融化行为以及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根据创新价值链理论,将企业创新活动分为研究阶段(R)与开发阶段(D),探究内外源融资方式对企业不同创新阶段投资的异质性效应,为企业选择创新活动的融资渠道和政府设计精准支持企业创新政策提供参考。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内源融资对企业研究投资有显著促进效应,对开发投资未产生显著促进作用;债权融资对研究投资和开发投资的作用均不显著;股权融资对研究投资的影响不显著,但对开发投资具有显著影响。内源融资对债权融资与研究投资、债权融资与开发投资的关系不具有调节效应;内源融资对股权融资与研究投资关系具有正向显著调节效应,对股权融资与开发投资的关系具有正向调整作用但不显著。

通过问卷数据,分析了专业文化对符合"中国制造"要求的"高素质、复合型、工匠型"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探讨了职业技能的构成与职业精神的内涵。结合高职专业文化的特征与内涵,提出以专业文化为导向、核心和载体,构建职业技能与职业精神融合的理念范式、框架范式和实践范式。

本文首先介绍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和现状，结合《中国制造2025》中高端数控机床双化融合的要求，描述了建立机床物联网对实现智能制造的重要性，同时结合国内数字化工厂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适合多数机加工企业建立机床物联通信的组网方式，同时介绍了作者公司目前所采用的通信技术和解决方案，也对未来大容量大数据规模化的工业物联进行展望。

摘要：“中国制造2025”战略中提出，中国制造行业的转型，需要更多的技能型人才。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高速发展中，“中国制造”已影响了世界各个领域。中国的制造业长期以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如何使“中国制造”向价值链高端提升，这就需要增加劳动者的技能含量。“中国制造2025”战略中明确了技能人才培养是我们打造“制造强国”的根本。还有五年就进入2025年这段时间，中国的技工人才培养迎来机遇也面临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