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法套用民事法律行为范式,以瑕疵决议一律自始无效确保原告救济,以信赖保护维护公司安定,最终却导致原告救济与公司安定及效率的割裂与冲突。这一冲突的根源在于,以瑕疵决议一律自始无效所提供的原告救济本身缺乏正当性、针对性和可行性。应当按比例原则的要求,以瑕疵严重程度区分安排法律后果,从瑕疵决议效力这一源头上重建组织法范式下原告个体与公司整体利益的平衡。仅在瑕疵特别严重时,才应自始否定决议效力,从而禁止其实施或在实施后恢复原状,否则只应适用决议面向将来无效、损害赔偿等柔性法律后果,公司由此可在更大范围内获得决议实施效率及安定。以此为基础,应取消现行"三分法"的诉讼类型划分,而代之以统一的决议瑕疵诉讼及诉讼期限。公司变更决议仅在排除特别严重瑕疵后方可实施并获得存续效力。

金融科技在提高金融效率、丰富金融产品的同时,也带来了金融风险泛化。传统金融监管范式下的金融规则通常系危机型立法和监管的产物,以"命令和控制"为特征,无法应对金融科技带来的泛金融化、金融风险频发、金融体系内生和外生风险等问题。金融监管范式的转变势在必行。金融监管新范式要求在专门金融监管机构之上建立跨业风险监管机构,防止风险在金融体系内外传递;要求采用适应性监管,在金融立法机构、金融监管机构和被监管机构之间合理分配金融规则制定权;要求采用试验性监管,以应对监管介入的时点难题;要求采用数据驱动监管,对金融科技进行实时或者准实时监管,为解决监管滞后探索新的途径。

《芥子园画传》中的山水卷是中国古代山水画范式中绕不开的范式文本。从绘画角度来看，其独特的"画理—画法—画技—画谱"的结构范式标准自清朝至今都具有较高的学习价值范本。从山水画"理论范式"和"可视性范式"的视角来看，《芥子园画传》除阐明了按传统山水画史"理论范式"中"求真"的第一要义之外，更解决了服务于山水画创作实践中"求解"的第二重任务——作为山水画实践的范式标准，同时更进一步体现了"可视性范式"中"致用"的实践目标。我们今天研究它，或能增益于当代中国特色山水画范式文本的建构，有益于范式文本建构的方法论拓展。

近年来，艺术人类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对音乐研究的贡献越来越大，音乐研究者对艺术人类学的兴趣有增无减。艺术人类学是研究整个人类文化的发生、发展、变迁和演化过程的学科，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它将音乐研究中的音乐生产、音乐实践、音乐审美和音乐传播等四个文化因素纳入思考的范畴，并在研究中借鉴人类学的方法，形成了具有音乐艺术特质的研究范式，也就是说音乐研究的范式不仅仅是一个描述狭义音乐事象的学术领域，而是一种内在于各个相关学科与领域和其他人文学科领域的音乐研究理解范式和艺术综合模式。艺术人类学与音乐研究的范式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它们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研究经验，以艺术人类学整合观、整体观、适应观、普同观、相对观等的视野和田野民族志方法对音乐研究做出了独特贡献。

人工智能法律系统在理论和实际应用中有一些误区值得检讨，比如碎片化，"盲目化"和"童话化"。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典型应用主要有办公自动化；诉讼材料辅助生成；信息传输、搜索与分析；智能化在线纠纷解决平台；法律智能机器人等方面。从技术上讲，前四种应用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基本能满足现实替代、覆盖传统办案模式的需要，但是人工智能所要求的确定性与无情性是很难达成对人的彻底模拟。法官裁判案件运用的逻辑既有形式逻辑，又有辩证逻辑。使用数理逻辑的人工智能与法律的形式逻辑性是契合的，但是，法律和司法还有着大量辩证逻辑的内容，这使得法律和司法呈现出巨大的模糊性。当人工智能发展到要尝试取代法官的时候，人工智能本身的技术问题已不难解决，难以解决的是法律问题要翻译为人工智能语言。案例大数据研究才是当下人工智能司法运用的真正空间。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如何处理和应对沦陷区问题,做了一些理论探讨和实践摸索。1939年10月1日毛泽东发表的《研究沦陷区》一文,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篇。毛泽东认为,研究沦陷区问题,应该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科学方法论",根据"调查",正面直视抗战时期的沦陷区问题,收集有关沦陷区的各种档案资料,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沦陷区的抗战策略和史实,研究日本帝国主义在沦陷区"干了什么和即将干什么",研究沦陷区存在的"亡国论"及其具体表现,研究有关沦陷区苦难和抗争的舆论等。从学术史角度看,该文提出的理论指导、研究路径、基本内容等,建构起中共有关沦陷区研究的基本范式。

唯物史观逻辑包含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三重内涵。"社会永恒发展论"是唯物史观逻辑演变范式合理性的思想前提根据，"认知创新发展论"是唯物史观逻辑演变范式合理性的思维方式根据，"逻辑演变发展论"是唯物史观逻辑演变范式合理性的内在关联根据。理论价值意义上的唯物史观三重逻辑方法论意义，可以被概括为"唯物史观逻辑演变范式思想方法论"，目标是能够准确表征唯物史观理论逻辑。实践价值意义上的唯物史观三重逻辑方法论意义，可以被概括为"唯物史观逻辑演变范式实践方法论"，目标是能够准确表征唯物史观实践逻辑。历史价值意义上的唯物史观三重逻辑方法论意义，可以被概括为"唯物史观逻辑演变范式真理方法论"，目标是能够准确表征唯物史观历史逻辑。

实施国际认证是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途径，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专业做了有益尝试。阐述《悉尼协议》国际范式要求，制定电子专业教育目标与学生核心能力指标，调整课程体系，绘制课程地图，细化课程目标，梳理专业教育目标、学生核心能力、课程目标三者之间的关联性。通过实施国际认证，提高了社会对毕业生的认可度和人才培养质量的公信力。

本研究对汉语阅读知觉广度研究中掩蔽刺激的干扰效应进行了探讨。两个实验分别以大学生为被试,采用单因素实验设计,探测了汉语阅读眼动研究中移动窗口范式和中央凹掩蔽范式下四种掩蔽条件(星号掩蔽、繁体字掩蔽、相似汉字掩蔽和控制条件)的干扰作用。两个实验比较一致的支持了在两种范式呈现条件下星号掩蔽材料的干扰效应较小,而繁体字和相似汉字的干扰效应较大。

《花间集》的水景书写除实相外,还有虚相水景的呈现。室内虚相水景借屏风画、图案呈现,词作的文本、历史记忆的表达也会形成虚相水景,是花间词人别具特色的创造性书写。《花间集》书写的水域大多在南方,描述的水面去壮阔化,水景与山景的叙述二元化。与唐前文人相比,花间词人多以美好的笔调书写南方。《花间集》所选作品受作品题材和作者审美倾向影响,书写习见而柔婉的景观,呈现出"花间范式"。后世接受、认同该范式,形成了"词为艳科"的词体体性认识。

情动转向遵循从斯宾诺莎的"情动的起源和性质",到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感动和情动的组合体",再到加塔利的"变异的感动和情动"的思想脉络。变异的感动和情动从人类知觉的核心处将生态美学引向生成论,以一种全新的时间观(延绵的时间)、身体观(无器官身体)和事件观(降临事件),通过生成—他者开启了生态美学的潜在生态学面向。生成论视角下,人类的审美感知系统一分为二:变异的感动和情动逻辑下的审美创造模式,从先验的无意识层面在审美感知中获得优先权,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和共通感的美感经验,将生态审美引向康德美学的"审美无功利",经由生成—他者使生态美学走向"因爱而美",从而使所有物种的生态公平成为可能;一般性感知逻辑下的审美再现模式,以生态知识和生态伦理等功利因素为基础助益于生态审美感知,从而确保了生态审美中生态价值的获得,将生态美学引向"因智而彰"。情动转向使生态美学走向一种伦理美学范式,它化解了"生态—审美冲突",赋予生态美学以美学自律和作为独立美学学科的合法性,并最终使生态美学走向一种面向后媒体时代的"分形的本体论"。

自18世纪以来,西方文学主潮经历了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再到现代主义,一直到今天的后现代主义——这么一个仍在进行的过程。虽然历史的、在场的"浪漫主义"运动发生于18世纪晚期而衰落于19世纪中期,但是由此而形成的"浪漫主义"观念却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叠加、演变。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浪漫主义"在中国的发生期,"时间差"导致了"浪漫主义"在中国的错位与混乱,原本就相当复杂的"浪漫主义"因此变得更加斑驳迷乱。"树型结构"方法论是以"整体性研究"和"类型学研究"为基础,从"启蒙—革命"范式中确立浪漫主义类型的划分标准,并对每一种类型的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进行知识考古,从而明晰浪漫主义进入中国新文学的真实状态。

为了批判和反思经济决定论与教条主义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要思潮。其中,有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尝试用"生产范式"来理解马克思的理论范式。围绕"生产范式"的理论重构成为这一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马尔库什与哈贝马斯曾就生产范式展开过一场公开的学术争论。马尔库什认为,哈贝马斯将劳动/生产和交往理解为不可还原的两种范式是对马克思的误解。哈贝马斯则在正面回应中再次强调了生产范式与实践哲学的不相容关系。双方争论的分析框架恰恰揭示出生产范式的理论效力与边界,并为我们进一步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范式提供了契机。

20世纪后期以来,重新反思传统的艺术史书写成为艺术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达弥施"云的理论"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意在从方法论和观念两个层面去寻找一种新的艺术史阐释范式。就方法论层面而言,它以福柯的新历史观为依据,对传统的形式分析与图像学研究进行了深入反思,并将艺术史的潜力归结为符号学。就观念层面而言,它重新强调了物质性对绘画的重要性,进而打通了形而上的绘画性与形而下的绘画史,为打破艺术史书写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提供了契机。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主要基于自然科学与科学史维度而以一种自然主义模式再构自然科学的解释学，并由此激发了科学哲学的自然主义范式发展。但库恩本人后期却并未再沿袭这条理路，而是转向了强调先验性的新康德主义传统，这一转变造成科学哲学界的很大争论。为客观解读库恩思想的新发展，需要将库恩前后转向与当代科学哲学的整体发展与内在矛盾对照起来理解，特别是要和科学认识论的规范化和自然化语境相联系，才能辩证揭示库恩后期思想转向的真实意义。

奈格里对马克思《大纲》"机器论片断"的激进政治解读直接改写了由福柯所开创的生命政治话语范式。在奈格里看来，生命政治与生命权力并不是同一的，而是处于相互对抗之中，生命政治作为一种反抗力量形塑了生命权力。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奈格里确立起劳动与资本的对抗逻辑，由此，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概念——剥削、共产主义和危机的生命政治阐释，从而开辟了生命政治批判空间。撇开其学理上的不足，奈格里的生命政治的范式转换具有不容忽视的建构性意义，它不仅深化了对危机的理解，而且指出了反抗资本逻辑的新道路——出走，在当代视域中建立起危机与解放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重新塑造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中久被遮蔽的阶级逻辑。

准确且高效地测量智慧是智慧研究的基石。自柏林智慧模式于1990年首创智慧测量法后,围绕如何测量智慧形成两种测量范式:最佳行为测量取向和典型行为测量取向。文中综述了两种测量范式的新发展、优势和不足。未来宜重点测量"德才一体"的综合心理素质和借助这一素质创造出的产品;兼顾自我报告、行为观察和认知神经科学的方法测量智慧。

通过两个研究探索孕妇家庭亲密关系的差序格局及其对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研究一,采用自我参照R/K范式探索孕妇家庭亲密关系的差序格局;研究二,采用问卷调查法探索孕妇家庭亲密关系对其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结果表明:(1)孕妇家庭亲密关系的差序格局核心为自我参照和配偶参照,母亲参照、父亲参照和子女参照居于第二位,婆婆参照、公公参照居于第三位;(2)孕妇的自我参照水平影响自身焦虑情绪,配偶参照水平影响孕妇的抑郁情绪。

文艺界"拨乱反正"通常被当作政治"拨乱反正"的构成部分来研究,双方既合谋共生又相互背离的复杂关系被当代文学研究者所忽略。本文以重返历史现场与史料重读的方式,将其重新放置到1975年至1983年前后文学史的"过渡状态"中加以考察,对其发生的时间范围和历史进程提出新的看法。重新厘清文艺界"拨乱反正"的历史过程,既对新时期文学史的论述有着重要影响,也对反思文学史分段研究及其理论局限具有范式重构的借鉴意义。

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研究,"本体论"概念的误置屡见不鲜,因为源自古希腊哲学的"本体"和"存在",并不符合中国哲学语境中的"本体"。澄清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于:要想准确而内在地理解中国哲学理论范式,就必须从心性论层面把握中国哲学语境中的"本体"。同样地,中国哲学中的形而上学独具特色,迥异于古希腊哲学以来的metaphysics(形而上学)。以道家哲学为例,"道"不仅不出现于时空之中(无象、无形),亦不出现于语言之中(无名),具有明确的"非实体性",而古希腊以来的metaphysics则掺入了更多的物理学思考的特点。中国哲学语境中的形而上学体现为心性论、实践智慧与境界理论,而不是本体论、逻辑学和知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