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手稿《春水》在九州大学图书馆被发现，引起人们对冰心与周作人关系的关注。本文力图通过对周作人日记以及他与冰心、郑振铎、鲁迅、孙伏园、陶亢德、吴文藻、滨一卫等之间的通信，呈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周作人与冰心及《春水》的关系。

《火》三部曲中的"空袭"不仅具有"题材"的意义，也意味着作家对抗战作为一场"现代战争"的重新想象。具体来说，"空袭"增加了敌我之间"空""地"对峙的垂直向度，进而形成了一个立体战争的空间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消泯了"前线"与"后方"、"平民"和"战士"的界限。也只有在这种"处处皆是前线"的战争空间里，作为"平民"的作家巴金才能把自己叙述成战争的亲历者，才能把"逃亡"这样的日常生活塑造为具有"反抗"意义的斗争实践，进而把原本属于个人的"求生行为"升华到"民族生存"的崇高层面。

本文从既有的研究中归纳出"汉字分化"的三种不同内涵,即沈兼士代表的"右文"孳乳的汉字分化,唐兰代表的形体衍生的汉字分化,和裘锡圭代表的职能分散的汉字分化。文章揭示了三者各自的历史来源和理论背景,阐述了三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相关讨论有助于汉字分化概念的明晰化,为汉字分化的研究奠定坚实基础。

《万象》(1941—1945)是民国时期上海一本重要的文艺杂志。本文全面系统梳理了《万象》全部44期杂志上共出现的662个笔名，试图通过考证他们的来源和去向，以打破过往研究将前后期《万象》分别看成"鸳蝶派"刊物和"新文艺"刊物的固化思维，揭示《万象》前后差异的原因；并进一步探讨了作者对文本生产、编辑工作和杂志名气的全面影响。由此，对以文本为对象的杂志主流研究方法提出商榷，提出应将杂志整个生产流程当作整体考量，采用尽可能大的标本，以减少误差。.

出于文化交流的需要,古代中国与西方世界都展开了大规模的翻译活动。20世纪以来,西方学界开始对翻译行为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有关源文本、译者、目的语文本等相关理论,甚至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相对而言,成体系的翻译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晚,我们多是借用西方的理论术语与研究框架。然而,由于中西翻译的历史背景大相径庭,这种借鉴固然有助于梳理中国的翻译史,但同时也不免削足适履,遮蔽了中国翻译的独特个性。本文立足于对译场制度下佛经汉译的考察,着重分析"源文本""、译者"及"译作"等三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试图展现中国古代翻译不同于西方传统的独特实践。

本文主要讨论了夏丏尊《中国游记》的翻译及其在中国的接受和意义。论文对将夏丏尊的翻译视作自我殖民行为的论点提出异议，通过对原文《支那游记》和译文《中国游记》进行比较和分析，重新定位夏丏尊翻译的性质。同时参考先行研究中未曾论及的同时代批评，分析夏丏尊的翻译态度和译文的取舍对中国读者的接受所产生的影响。最后，考察芥川和中国读者之间认识上的龃龉，呈现译本在目标语境中的新意义。

方玮德佚文《略谈一九二五年后苏联作家的统一》大量摘抄鲁迅等人译作，可据之探寻其原因与文学史意义，并根据文本生成者身份的不同，考察方玮德在该佚文编纂过程中拥有的"作者"和"摘抄者"双重身份。方玮德通过各种形式的摘抄、转述和评议，将来源驳杂、功能迥异的多种文献"重写"为介绍1925年后苏联文艺状况的文本。在此过程中，难免在文本嫁接处、补缀处或截取处稍存疏漏，不同程度地留下一些"失控的文本"。这些"失控的文本"展现了文本生成者面对"作者"和"摘抄者"等多重身份时的困境，成为我们进入文本深层结构、了解文本编纂意图和方式的有效途径，也为我们对这一类型的文本展开深层校读提供了有益的视角。

南宋前期襄樊作为京湖战区前线,防务一直被重视。端平三年(1236),襄阳物资城防尽为叛军劫毁,遂被弃守。理宗淳祐十一年(1251)李曾伯恢复襄樊,重视襄樊在京湖战区中的战略地位,这一主张与前任贾似道维持现状、重视鄂州的战略相分歧,引发矛盾。在贾似道的阻挠下,宝祐二年(1254)李曾伯去职,重视襄樊战略地位的措置未能完成。同年,贾似道嫡系吕文德获得京湖战区军事指挥权,恢复了贾似道的主张。宝祐六年(1258)贾似道重返京湖战区主持鄂州会战,开庆元年(1259)鄂州偶然性撤围,给人以鄂州战略成功的假象,贾似道大权独揽,趁机打压清算李曾伯旧部将领。襄樊围城的两个关键事件,李曾伯旧部刘整面临清算、降元献计围襄,高达援襄被贾似道阻止、终以江陵降元,都与此有关。李曾伯与贾似道对襄樊战略地位认识的分歧以及由此带来的矛盾纠葛,是襄樊被围陷落、京湖战区覆灭的内部原因之一。

周作人著名的"人的文学""贵族的文学"观，以及"受戒者的文学"说，背后都有一定的希腊文化渊源。"人的文学"背后的人学观念，源于周作人从厨川白村转借而来的希腊"灵肉一致"的人性观，其中关于"人"的具体内容，注入了周氏对希腊人文主义的认知。在"贵族的文学"观的不断表达中，周氏的观点逐渐集中于"贵族性"乃"文学家"所必需，而他所谓"贵族"也越来越具有希腊文化的内涵，"贵族"一词就从托尔斯泰《艺术论》中一个阶级的概念逐渐蜕变成了精英主义、启蒙主义意义上的概念。

1919年胡先骕写《中国文学改良论》，批判文学革命，这不仅缘于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嘲讽其诗作，更是为老师林纾助阵。1920年下半年作长文《评〈尝试集〉》，前四节集中批评胡适诗作及其诗学观点，后四节以人文主义思想匡正新文化运动的浪漫主义倾向。该文直到1922年由《学衡》两期连载。但是胡适、周作人等新文学作家读到第一期即做出回应。《评〈尝试集〉》的诗学主张及人文主义理念在此次论争中并未得到有效呈现。胡先骕第三篇论战文章《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就胡适白话文运动理论中文言与拉丁文、白话与欧洲各国国语的比附关系进行辨析，呈现二人理解欧洲文艺复兴的不同方式。胡先骕理解的欧洲文艺复兴，延续清末以来"国学复兴"的传统，以"向后"的方式在古代典籍中重寻构建现代文明的资源；胡适则以"向前"的方式推动启蒙运动，建设现代民族国家。

1926年末至1927年初，国民党左派忌惮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权力过大，发起声势浩大的"恢复党权运动"，以压制其日益膨胀的独裁野心和独裁行为。在此运动中，郭沫若是蒋介石极力拉拢的人物。郭沫若却选择支持左派，积极游说手握兵权的李宗仁和朱培德反蒋以支持武汉中央，又在朱德家中写出了反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在此背景之下重读檄文，可以看出《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既是郭沫若的反蒋宣言，也隶属于"恢复党权运动"的言说体系。

本文探讨了胡也频与丁玲从文学青年到革命作家的蜕变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在对读二人作品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的史料记载，从个人经历、艺术手法和生命体验等方面，考察了胡也频的创作与丁玲早期创作的相互影响；同时，对这一过程中二人在思想倾向上的成长变化进行梳理，以其实际经历与作品为经，真切的生命"共情"为纬，在历史经纬中呈现了一代青年的成长心路。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运动中，一直贯穿着从"华夷"到"民族"的知识范式转变。如何发明以"民族"为基点展开的新"知识"，来重新描绘和应对中国所遭遇的家国危机，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巨大而持久的任务。许多现代作家也主动或被动地卷入现代中国"民族"知识建构的复杂过程。作为现代最重要的作家，鲁迅的相关思考十分具有典型性。本文以上述知识范式转变为背景，以鲁迅作品中与民族主义、国民性相关的内容为经纬，探讨了鲁迅的"民族"观念的变迁和困惑。

现代中国作家们对中国文化传统的阐释尽管大多不成理论体系，却往往能抓住历史烟云里生动有趣的人事，构建别具一格的传统风貌。本文以林语堂为典案，通过分析其阐释传统的路径、话语体系以及人文情境，试图揭示其传统阐释的独到之处和价值意义。林语堂通过文化闲谈、故事讲述、未来想象等路径，操持启蒙主义、人文主义、生态主义等话语体系，阐发出了正统方式所无法揭橥的历史真相和人文识见。他的传统阐释是多元的、不固定的，这与现代多变的价值观念和生活环境有关，也是人文阐释的魅力所在。影响林语堂传统阐释的既有时代、语境等共性因素，也有道德情境、生活情境以及生理情境等个性因素。

红色叙事中的酷刑主要有两种类型:作为公共景观的酷刑与作为个人角力场的酷刑。作为公共景观的酷刑在红色叙事中具备控诉功能、英雄形象塑造功能和彰显群众革命力量、歌颂我党革命信仰的功能。作为个人角力场的酷刑主要有三种:敌我斗争的角力场、自我斗争的角力场和精神斗争的角力场。三种角力场的酷刑叙事功能各不相同而又互有交集。尽管酷刑在红色叙事中十分常见，但与晚清文学、新时期小说以及现代谍战作品中的酷刑叙事相比，大部分红色经典中的酷刑叙事都十分节制，笔触不会在酷刑过程本身和革命者的身体上过度停留，"不在场的酷刑"既是红色文艺经常采取的酷刑叙事策略，也是红色叙事对鲁迅酷刑叙事传统的内在继承。

作家回忆录的写作在八十年代是一个十分突出的文学现象，很多老作家发表、出版了一大批文学回忆录。但是，无论是从八十年代的文学现场还是从三十年来的文学史研究来看，作家回忆录一直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在推进"当代文学历史化"、"重返八十年代"的学术思潮中，这一现象实在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以《新文学史料》为中心，兼及其他作家回忆录著作，对八十年代的作家回忆录进行了细致的分类，以期为后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个扎实的学术基础。

三十年代的"文学"系列杂志包括上海的《文学》、北平的《文学季刊》《水星》及至后来上海创办的《文季月刊》《文丛》《烽火》。北上而后南下的《文学季刊》及其后续刊物以潜在的左翼立场和开放包容的姿态，加强与非左翼文学的沟通合作，持续推进三十年代文坛生态的逐步好转，体现左翼文学阵营对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左"倾错误的自我纠偏，其文艺路线的展开终以广泛团结作家、联合同道促进文坛的和谐繁荣，追求民族、国家的自由和解放为旨归。

结合最新发现的茅盾佚文《本杂志今后之方针》，文章认为茅盾对《妇女杂志》而言是一位对刊物体例与内容在整体上具有明确革新主张、并亲自为之撰文示范、切实推进《妇女杂志》第6卷"改良体例，刷新内容"的改革者兼实践者。此革新实践不仅揭示《妇女杂志》实际改革其实自第6卷就已展开，也体现了主编经王蕴章到章锡琛时期从主体革新到全方位革新的历史过程，同时亦使茅盾革新《妇女杂志》的史实与功绩得以彰显。

本文以刘梦苇《孤鸿集》的"序诗"及鲁迅存留下来的刘梦苇遗诗之发现为例，说明比勘校读在文献整理工作中的作用，并提示了关注学术资讯、寻踪追查的重要性。

考察《青年文艺》的出版情况，可见刘梦苇在该刊发表诗文26篇，大都是不为人知的佚文，大大丰富了刘梦苇的文学遗产，有助于重新认识刘梦苇的文学成长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