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世纪中文出版社

赵珮卿《中国文学》 2018年7期

摘要:

1925年7月新加坡《新国民日报》副刊《南风》上所刊署名"梦苇"的小说《爱的死》，确为刘梦苇所作。目前中国书报期刊并未见此小说，作为刘梦苇唯一传播海外的小说，颇有研究价值。小说当中不少有关刘梦苇的信息，与其生平情况相符，同时也提供了新线索，作为进一步考证刘梦苇生平的依据。如今可知刘梦苇作品不仅流传于中国，更远传至海外，其影响不可小觑。

刘梦苇的两部剧作校读记下载：66 浏览：369

曹学聪《中国文学》 2018年7期

摘要:

除对新诗形式运动的重要贡献外，刘梦苇还创作了两部多幕剧《情蕉》和《渴慕的玫瑰》。后者为五幕剧，结构成熟，人物个性鲜明，且为《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所遗漏。对这两部多幕剧的整理校注研究，可以深入了解刘梦苇的感情经历、思想倾向，更可重新评价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中国文化为何盛行境界论？下载：52 浏览：341

方朝晖《国学研究》 2020年1期

摘要:

从先秦诸子到宋明理学,再到现代新儒家,境界论在中国思想史上从未中断、甚至一再被推崇。在当代中国学界,境界论也一直受到重视。为什么境界论在中国思想史上如此盛行?本文提出,中国文化中之所以一直盛行境界论,与中国文化此世取向(this-worldliness)的预设有关。在此世取向世界观预设下,如何与当下事物相处、在做人做事中达到圆熟,乃至在最高层次上与天地合一以找到不朽,是成为中国人实现生命价值的重要方式,这是导致境界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受到推崇的主要原因。

文学史视域中的《山花》现象与延川作家群下载：46 浏览：398

李震《中国文学》 2018年7期

摘要:

《山花》是"文革"后期的1972年在陕北延川创办的文学小报。它聚拢了一群回乡知青和北京知青，孕育了路遥、曹谷溪、史铁生、梅绍静、陶正等一大批"文革"后的重要作家、诗人。它与同时期河北的白洋淀诗群构成了两个最具代表性的知青文学据点，但却出自完全不同的文化血脉和知识谱系，也走上了不同的文学道路。目前各家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对白洋淀诗群有着大篇幅的论述，而对《山花》及延川作家群却只字未提。本文就此提出质疑，并试图在当代文学史的视域中来分析、认识《山花》现象及延川作家群的文学史意义。

延川《山花》的历史考察(1972—1976) 下载：58 浏览：366

马佳娜1，2 《中国文学》 2018年6期

摘要:

陕北延安市延川县《山花》文艺小报创刊于1972年，其"前史"却可以追溯至1970年由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创作组编选的工农兵业余作者诗选《工农兵定弦我唱歌》。作为"文革"后期的重要文学现象，《山花》无疑带有极为鲜明的时代特征。其所刊发之作品，应和不同时期意识形态诉求的占据主导地位，但因历史和地域文化原因，这些作品也有着浓厚的陕北民歌的艺术特征，较之单纯口号、标语式写作，多一层民间的鲜活气息。也因此，作为工农兵写作在"文革"后期实践的重要代表，《山花》具有沟通"十七年"文学及民间传统，并表征意识形态的文学实践及其可能的文学史意义。

路遥文学的“常”与“变”——从“《山花》时期”而来下载：47 浏览：414

杨辉1，2 《中国文学》 2018年6期

摘要:

作为路遥写作的"前史"，"《山花》时期"既属开端，亦在多个层面奠定了路遥的文学观和世界观的基本面向。路遥在1980年代之后的反思与变革，属此一时段所开启之思想及写作理路的自然延伸而非超克。换言之，诸多文学史家所指陈之"新时期"与"十七年"及"文革文学"间"根本性"之"断裂"，在路遥文学中并未发生。"《山花》时期"之写作路向及其在改变个人命运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路遥文学观念一以贯之的现实考量。在新时期文学转型阶段的反思热潮中，路遥多方权衡后仍坚守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并在此一传统所依托之思想资源中展开其对"新时代"的"新人"命运的深度考索。其"变"与"不变"，均蕴含着文学与时代、意识形态和现实、个人命运和共同命运等有待深入探析的重要论题。

陶正是谁? 下载：54 浏览：411

李振《中国文学》 2018年6期

摘要:

陶正是谁?就当下文坛而言，这几乎成了一个陌生的名字。三十年后反观陶正的创作，他对前后两个时代的敏锐与不激不随的态度在今天看来依然弥足珍贵。然而，在当前"伤痕—反思—改革—现代派"的文学史叙述框架里，并没有陶正及其创作的容身之处。因此，我们有必要审慎地看待当前对1980年代文学流于片面的描述，重新打捞起那些尚未完全沉没的航船。也许此刻，我们应该记住陶正这个名字:一个被理想激荡的青年；一个陕北乡村的过客；一个历史的反思者与时代的警示者；一个本该被记住却在文学史里失了踪影的作家。

稿酬制度与“十七年”文学生产下载：52 浏览：391

黄发有《中国文学》 2018年6期

摘要:

新中国稿酬制度的建立，借鉴了苏联的模式和经验。在"十七年"的文学环境中，稿酬标准的总体趋势是逐渐下降。本文考察了稿酬制度演变对"十七年"文学生产的多方面影响。首先，以工农兵的业余写作为导向；其次，职业作家的淡出；再次，以经济的形式，对创作数量和作品的价值取向、审美风格进行外部调节。

版本视域下的“十七年”长篇小说下载：45 浏览：403

罗先海金宏宇《中国文学》 2018年6期

摘要:

对"十七年"长篇小说的研究应沿着"版本—文本—变本"的视域推进。首先应识察长篇小说版本本性、版本内容构成和物质形态变化导致作品版本演变，呈现版本密度频、版本源流杂、衍生版本多等特征。其次应把版本构成置换为文本构成，着重考察副文本与正文本的关联，副文本的在场史料信息在参与正文本阐释过程中，也使历史化叙述路径走向更深的学理层次。最后还应落脚到变本视域，突出文本"纵"的维度，重点关注小说文本修改，这种修改常常导致作品艺术质量的损耗。这是一种不同学科角度的整合型叙述。通过关注版本本性、文本构成、变本蜕化及呈现出来的文学与历史关系，可为"十七年"长篇小说乃至当代文学历史化叙述寻觅新的路径。

文学“新生力量”的起落——从投稿看“百花时代”的青年创作者群体下载：66 浏览：364

张钰《中国文学》 2018年5期

摘要:

在"百花时代"前后，曾有一批青年创作者，以"群体"的面貌、以文学"新生力量"的身份，异军突起。这一文学现象往往湮没于对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或少数几个青年作家的关注之下。本文从投稿及其相关问题切入，可以看到青年创作者群体在"百花时代"经历的一条不同于"老知识分子""老作家"，也不同于"工农兵作家"的发展路线。这一问题背后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生产力、后备军的重要尝试，以及新中国文学制度、作家培养制度的建设。

五古《修竹篇》与陈子昂兴寄说的诠释下载：45 浏览：266

徐楠《国学研究》 2019年5期

摘要:

陈子昂兴寄说的原始文本语境由《修竹篇序》和《修竹篇》构成。它们共同营建出一个完整的意义空间,具有互相证明、彼此生发的关系。《修竹篇》系典型的"比兴体"诗,通篇托喻儒家君子端直、高远的理想、抱负。由此可知"兴寄"之"兴"当以"托喻"为第一要义;且其内容、功能不仅限于美刺讽谏。《修竹篇》的意脉、用典与齐梁间同主题文本存在高度近似,可见陈子昂表面斥责齐梁"兴寄都绝",内里则颇受齐梁诗兴寄品格之影响。《修竹篇》融汇了晋宋、齐梁体的结构、声韵、修辞特征,这说明陈子昂标举"兴寄",但并不鄙弃诗歌形式问题,且不以汉魏典范为唯一取法对象。通过体察《修竹篇》的理论意义,今人可对中国古代诗学中理论批评与实际创作彼此关怀、相得益彰的特征产生更深入的理解,亦能更为自觉地省思古代诗学概念、命题诠释的"语境优先"原则。

十九路军与“自由人”论争下载：64 浏览：413

郭帅《中国文学》 2018年5期

摘要:

"自由人"论争事件表面上是一场文艺论争，但在事实与本质上，主要是一场政治斗争。"自由人"胡秋原的主要政治资源是十九路军。"王明中央"时期，党对十九路军的舆论策略非常特殊。在党的"白区"工作制度下，左联顺应中共中央的这些特殊政策，与胡秋原展开了形态特殊的论争。可以说，党争既是"自由人"论争的动机，也是其动力。党争—文争的关系框架，为我们认识和评价左翼文学论争提供了一种角度和思路。

“史学化”还是“历史化”:也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趋势下载：63 浏览：404

钱文亮《中国文学》 2018年5期

摘要:

如何概括和评价1990年代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倾向与问题，本文认为不宜单纯从学科分类的角度将其归纳为"史学化"，因为"史学化"只是"历史化"思潮的诸面向之一。发生于1990年代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历史化"思潮既借鉴了福柯思想中对于传统哲学、美学诸问题、概念的本体论怀疑与解构，表现出反本质主义、反形式主义和非历史化研究的认识论倾向，在具体的文学史研究中引发对1980年代纯文学观以及启蒙主义所主导的文学史观的普遍反思与重构。与此同时，"历史化"在方法论上更是对于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具体运用与实践，是1990年代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进行研究的主要策略和有效方法，并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中表现为不同侧重的学术面向。

花间词人的水景书写与词体体性呈现下载：46 浏览：297

汪超《国学研究》 2019年5期

摘要:

《花间集》的水景书写除实相外,还有虚相水景的呈现。室内虚相水景借屏风画、图案呈现,词作的文本、历史记忆的表达也会形成虚相水景,是花间词人别具特色的创造性书写。《花间集》书写的水域大多在南方,描述的水面去壮阔化,水景与山景的叙述二元化。与唐前文人相比,花间词人多以美好的笔调书写南方。《花间集》所选作品受作品题材和作者审美倾向影响,书写习见而柔婉的景观,呈现出"花间范式"。后世接受、认同该范式,形成了"词为艳科"的词体体性认识。

再造故乡:鲁迅小说启蒙叙事研究下载：48 浏览：382

邱焕星《中国文学》 2018年5期

摘要:

鲁迅小说的故乡书写并非真实再现，而是启蒙主义的叙事再造。这是一种关于故乡的"他者化"建构，通过第一人称、风景丑化、乡民病态、时空展开、文本语言等一系列叙事手段完成的，但是乡民的经济诉求解构了启蒙主体的文化诉求，最终形成了启蒙客体、主体和实践三重"失语"的困境。由此反映了五四思想革命的限度，它将"启蒙"转化成了"启蒙叙事"，在揭出病苦时遮蔽了乡村乡民的政治经济革命欲求，陷入了文化内因论和教育救国论，只能局部回应中国现代转型的结构问题，最终导致了启蒙的自我瓦解。而启蒙也只有承认自己的叙事建构性和意识形态性，才能在当代中国复生。

略论宋真宗在宋代文化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下载：47 浏览：296

巩本栋《国学研究》 2019年5期

摘要:

历来对宋真宗的评价是前期奉行祖宗法度,恪勤政事,后期崇信道教,东封西祀,粉饰太平,而对其在宋代思想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却往往忽略。实则宋太祖、太宗提出的重文抑武、崇尚文德的政策,即所谓"右文",是从当日政治现实出发提出的一个很宽泛和相对的概念,并无特定的思想导向。真正崇尚儒学,延续和发展了太祖太宗的右文政策、并使之成为有宋一代"祖宗家法",进而形成普遍的社会风尚的,是宋真宗。这对宋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演变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农问题与“社会分析小说”的得失——公私之间的高晓声下载：49 浏览：401

刘大先《中国文学》 2018年5期

摘要:

高晓声观察并分析了从集体化到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转型对于经济先发地区农民的辐射性影响，留下了学术研究与历史记载所难以触及的细枝末节，尽管其人物形象塑造略显单薄，并且缺乏展望未来的愿望和高度，但对于社会结构、组织方式与现实运行条分缕析的分析足以让他成为在公与私、个人追求与国家关照、社会关怀与审美自足之间颇具特色的存在。考察高晓声的个案，可以清晰地看到从社会主义中国初期以公代私举措对分散、孤立的小农经济的组织、动员和调控，到改革开放时代公私兼顾对于不符合经济实践的计划体制的调适和溢出于僵化制度的生产力的解放，再到市场经济全面到来之际暴露出来的个体化和私己观念对社会结构和人的精神面貌的负面影响。"三农"问题依然是中国当下攸关利害的重大问题，重新返观高晓声及其创作，汲取其成败得失，或许可以为未来文学书写农业、农村和农民辅以镜鉴，为勾勒与想象"新时代"的中国文化形象和价值提供参考。

归来者的位置:“高晓声访美”与《陈奂生出国》下载：57 浏览：431

杨晓帆《中国文学》 2018年4期

摘要:

1991年高晓声重续"陈奂生系列"，并以1988年访美经历为本事创作终篇《陈奂生出国》。本文聚焦高晓声1981年、1988年两次访美对域外经验和中国问题的认识转变，探讨其重续陈奂生系列的形式考虑与思想根源，反思右派作家新时期"归来"后创作历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经典化造成的局限。从高晓声海外游记、演讲中可以看到，一方面国民性主题突显，承载了反思历史与促进现代化的现实焦虑，确立了观察与启蒙农民的叙事结构；但另一方面，单一的国民性批判与对农民性的审视，又越来越不能回应1980年代中后期农村改革出现的新问题，也不能充实启蒙者自身遭遇的精神危机。高晓声访美归来后的小说创作正是要从形式上寻找克服危机的可能:一方面，促进陈奂生性格中的能动性、理想性因素来回应中国问题；另一方面，回顾右派改造经历所塑造的知识分子与社会间的关系，反思"归来者"在新时期确立的位置。

细读高晓声下载：64 浏览：372

王彬彬《中国文学》 2018年4期

摘要:

高晓声善于通过细节描写刻画人物性格和揭示人物心理，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往往让细节与细节相互映照、相得益彰，从而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艺术效果；高晓声不仅把李顺大、陈奂生这类老实巴交的农民形象塑造得好，也塑造了一系列具有艺术光彩的乡村流氓、无赖形象；高晓声小说中，议论性的成分是很多的，但这些议论并不给人以枯燥乏味之感，相反，总是妙趣横生，就因为高晓声议论所表达的观念、智慧，总能超越小说的具体情境而具有普遍性意义；高晓声还有些小说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其实是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的，例如《周华英求职》《太平无事》等就是这样的作品。

住在淮海中路的外省人——论王安忆的“军转二代”身份下载：55 浏览：436

程旸《中国文学》 2018年4期

摘要:

过往的王安忆研究无一例外都把她当成上海人，而不去注意她内含在其中的另一种身份"军转二代"。这种身份影响到她的生活经验，也影响到她看上海的独特方式。论文称之为"住在淮海中路的外省人"，也试图从此角度重新进入对作家作品的分析。自然从创作方面看，上述因素往往是潜在的、隐形的、甚至是暧昧的，然而因为如此，才别有一番风味，有值得继续探究的空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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