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及时反映现实的政治功利需要,"十七年"文学批评界对于特写的推崇是一贯的,这抬高了特写的文学地位,促进了特写文体的独立化,对特写艺术质量的提高则成为批评界的要求。批评家们所要求的特写在艺术上的提高方向是小说化,而小说化又势必导致特写文体独立性的消解。面对这一难题,"十七年"批评家们对于特写的虚构性问题的讨论几经反复,仍旧没有得出具有确定性的结论。这一难题所呈现的文学的形式困境在十七年是具有普遍性的。

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中宣部创办的《文艺月刊》,是1930年代刊载汉译文学数量最多且质量精良的刊物之一。这一方面缘于南京国民政府提倡"民族主义文艺"、以欧美文学对抗苏俄文学的诉求;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以国立中央大学师生为主的学院知识分子的合作。政党借助学院的文化资本树立权威、宣传"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使《文艺月刊》具有学院化的文化立场和审美取向。同时,学院知识分子也在"文化民族主义"的共识下践行"学术救国"的理想。《文艺月刊》呈现了文学场内意识形态、美学观念、象征资本的互动,考察其汉译文学的面貌,更可呈现政党意识形态与学院知识分子的复杂关联。

《虹》在最初发表时就已经受到我国翻译者的关注。《虹》的广受欢迎,主要源于其思想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战时鼓舞民心的迫切需要。《虹》是关露接任刊物《女声》主编后刊载的唯一一部汉译文学作品,将这样一部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名篇刊载到沦陷区刊物上本就冒险,她在刊物中特意针对这部作品进行了一些"隐蔽式"处理:借用了苏联与日本尚未正式宣战的契机发表作品;巧妙运用《女声》杂志本身的特点为《虹》的刊出打掩护;通过与"编者按"的配合,将作品的重点模糊化;还突出强调翻译作品的来源是日本。

几乎每一本论及小说《波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都会将之与"手抄本"联系起来,近年从"手抄本"的角度研究这部重要作品的文章和学位论文也越来越多。本文梳理了《波动》的写作与修改过程,提出《波动》并没有经历过传播意义的"手抄"环节,称不上"手抄本";同时,《波动》有过"手抄本"一说来自批评家对《波动》思想主调的不满,是基于"追加式"批判进行推理的结果,后来沿用"手抄本"说法的学者则是在特殊"文化心理"的作用下参与了以讹传讹。

本文主要依据新发现的丁玲的一封书信,并结合已发表的书信,再次对丁玲与历史的纠葛、在逆境中的心理状态,以及晚年的言行,做深入研究。同时,该信还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不仅有助于厘清《战地》的创刊过程、编务活动及文艺宗派关系,还为解读1940年代延安纪念萧红事件提供了崭新视角和内容。

将《狂人日记》当作社会历史文献还是文学作品是两种不同的读法,前者将"吃人"视作对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理性概括,而后者则是作家对人生与世界的直觉性的感受,前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能引发褒贬不一的议论,而议论有可能离开作品真实的"文学性质",后者则是鲁迅对世界的与众不同的观察、感受和文学形态的建构,是现代中国的白话文学在起始之日就直接步入现代主义境界的典范,它昭示着鲁迅感知和表达人生的最独特的思维的经久不衰的价值。

旨在表现都市白领工作、生活状态的都市职场剧成了近年来大众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励志到腹黑的都市职场剧,不仅折射出青年文化的变迁,更凸显出中国社会十年间价值伦理的转变。科层

从整体上来看,清人对《大学》文本的态度可以分为信从者和批驳者两派。绝大部分人对《大学》文本表示肯定,也有小部分人对《大学》文本表示怀疑。清人于《大学》有尊古本和尊改本两派,王夫之、胡渭、李塨、惠士奇等人尊崇改本,而毛奇龄、李光地、刘沅、宋翔凤、郭嵩焘等人倡导古本。不少清代学者藉《大学》从而维护或阐发理学思想,以及阐发实学思想。

赵树理在合作化遭遇现实困境时,通过写作长篇评书《灵泉洞》,想象了一种理想的基层人民政权的雏形。《灵泉洞》中的社群,既调了赵树理对抗战时期"根据地"的历史记忆和经验,又借鉴了当时尚在试验中的"人民公社"的形式,但它既不同于历史上的"抗日根据地",也不同于与国家有紧密联系的"人民公社"的实际形态,它是一个有着自治色彩的、与现代国家政权"脱钩"的全新社群。它不遵循以"积累"为目标的、剥夺性的现代经济逻辑,是一个内部平等互助、人人参加生产的"生产性政权",它寄寓了作者对劳动人民以自己的辛勤劳作"开荒"、创造财富、消除经济剥削、再造一个平等社会的乌托邦想象。

与20世纪以来"红色乌托邦"和"乡愁乌托邦"的两种审美及价值取向不同,香格里拉、冈仁波齐等"圣地乌托邦"既承接西方对圣地乌托邦的想象脉络,也释放出中国市场化以来城市中产集反思现代化、追寻文化身份与消费身份于一体的避世想象。作为"圣地乌托邦"的冈仁波齐在体现其历史性与社会性之外,以极致化的"圣地"符号成为商业成功的标签。在历史性与社会性、商业性的综合属性中,"圣地乌托邦"既与现代性反思有关,也与城市中产的矛盾性身份追寻有关。

鲁迅首次赴内山书店是在1927年10月5日,此前,"周鲁迅"的称呼即已在社会上流行,且起码可追溯至1924年1月。思庵先生认为"周鲁迅"之称呼是内山书店店员发明的,此论断恐有失准确。同时,鲁迅本人对此称呼并不认同,为尊重鲁迅起见,还是不要称之为"周鲁迅"的好。

西方有关中国现代文学概览的英语书写已有数本,《卢特利奇现代中国文学指南》旨在通过宏观1910-2017年期间的中国文学,并对其中一些名篇佳作做深入研究,以满足英语为母语的西方读者、学生以及学者对中国文学专业知识的一般需求。该书对文学概览的写法问题另辟蹊径,根据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提出文学史书写的"模糊重叠说",将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分成相互独立而又相互重叠的四个阶段:"早期现代文学"、"中期现代文学"、"晚期现代文学"和"后现代文学",并以其为基础构建全书的理论框架,.兼顾文学研究对广度和深度的双重关注,将纪年、主题、比较和文本分析的方法融为一炉,在世界文学的大语境中对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与现状进行概述,重新定义现代文学现有的研究领域,突出现代文学新兴的领域,并为将来的研究项目提供新的见解与启示。总论对该书的编写理念、主要内容、理论框架、组织结构、编写方法、文献体例,以及使全书保持统一的主题等问题予以较为详细的阐述。

本文结合《王瑶年谱》《王瑶著译年表》等相关史料,对新出现的王瑶致王永昌、李文兵三通书信略作钩沉,梳理《鲁迅作品论集》的出版过程。

抗战前夕,周作人试图在"小品文"的金字招牌外另树旗帜,用张岱替换袁中郎,以日本江户时代的俳谐精神代替林语堂发明的"幽默"二字。周作人标举的"新俳文",其实是戴着俳谐面具的正经文章。从"小品文"到"新俳文",不全是新瓶装旧酒,周作人通过对中日两国滑稽文学的比较完成此次概念重组。这种概念的叠压及成分去取,无法从文学史的单一脉络去解释,而要结合抗战前夕的政治气候,在立说者与接受者的互动中,从周作人"不合时宜"的发言姿态及与"青年"的紧张关系,探究这场运动流产的原因。

《荆钗记》是川剧高腔的传统经典剧目,先后有四种本子,它们皆是根据艺人的抄本整理的演出本。改编者都结合舞台演出的实际,对南戏原作的结构、情节、人物形象以及音乐体制等作了改编,在艺术形式上融入了川剧高腔的艺术特征。而在对南戏原作加以改编时,由于出自不同的艺人和改编者之手,故各种本子有着不同的特色。

余华创作的成熟表现在1990年代的长篇小说中,《在细雨中呼喊》写作者的"心理自传",《活着》写福贵生存之艰难,《许三观卖血记》写底层人的耻辱,它们从不同角度达到了当代小说的极致。但这不是说,三部曲就是余华盖棺论定的小说。对他小说的认识还有一个沉淀期,有一个与同时代最佳作家的比较性视野,以及将他前后期创作的相比较,这都需要细心、耐心和眼光。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发表、修订以及引发的相关批评,构成一系列意义丰富的文学史事件,也是理解"前三十年"文学体制性特征的极佳案例。王蒙的这部小说在形态上非常像西方的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其中,"年轻"不仅成为叙事的重要起点,而且也是得到审视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它表征着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独特规定与内在困难——革命激情与官僚制的惰性、青年的"一元性"渴望与成人世界的"二元"分化之间似乎无解的冲突。在这个意义上,王蒙有意或无意选择这样一种"准"成长小说的叙事路径,本身就是一种富有意味的症候。由此带出的关键点,正是"成长小说"所内含的"革命"与"常态"的关系问题。

阳翰笙历史剧本《天国春秋》从创作到写就,从手稿原稿到修改稿,从初刊本到初版本,从再版本到冲击文学经典地位,其生产过程几经波折。透视这一历程,可以看出阳翰笙与自我、与社会多次接合实践的清晰脉络。

在萧红整部《呼兰河传》普遍缺乏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因果链的小说叙事里,第五章却是别具一格,独具一种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整个事件的反讽意味和悲剧性并存,让人在对人物的理解之同情当中,又对小团圆媳妇的被虐待致死和施虐者不失朴拙但又愚昧并且兼具人性恶与各种人性复杂性之外还对自己所犯平庸之恶毫不自知,而感到一种让人无法释怀的纠结与无力感,纠结与无力当中还对美好生命的被虐杀而备感痛入心髓之痛,审美意蕴可谓繁富无尽。人物塑造的真实感和艺术性丰沛,不止在《呼兰河传》里排首位,甚至可以说,小团圆媳妇的婆婆这个人物身上所显示的艺术性和文学性,同类人物几无人能出其右者,可以说是萧红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所奉献的一个极为经典的人物形象。这一章,几乎是《呼兰河传》隐含作者在叙述行为方面所展现才华最为充分的一个叙事段落。能如此,与隐含作者对小团圆媳妇婆婆这一固定人物的限知视角和限制叙事炉火纯青般地运用是分不开的。

作为一位在当代文学中具有"样本"意义的作家,浩然虽然经历了"重评的反复",但并没有从争议中沉淀下来。相对于政治/审美评价范式的左右摇摆,以人际为切口的审视,或许是一条抵达浩然文学世界的有效路径。浩然疏离于同代作家的主流文人圈子,以对抗者的姿态出现在新时期的文化语境中。这一方面有性格上的原因。童年家庭与"十七年"文艺体制赋予了浩然自卑敏感而又争强好胜的性格。另一方面也是文学观念分歧的表现。基于农家子弟和基层干部的双重身份,"文学"之于浩然在政治语汇系统中是"宣传工具",在民间语汇系统中则是"本领"、"技艺"。纵观浩然的整个文学生涯,他的技巧有精进,成长却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