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备委员会负责第一次文代会的具体事务,它是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产生的,其构成既要考虑各方利益,又要坚持基本的政治立场。它通过召开筹委会等会议进行决策,并通过下设的委员会开展具体工作。各地方代表团为迎接文代会也会成立筹备委员会,进行地方报告起草、作品推荐等工作。

1955年5月,艾芜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切身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为7月初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做准备。根据视察获得的情况,他创作了主要反映农村统购统销的短篇小说《夏天》,但小说发表不久就遭致读者的严厉指责。按通常情况,一场大规模的文学批判活动可能旋即爆发,可这个文学事件不知为何却戛然而止。"文革"后,艾芜回顾此事迅起迅止的原因,认为是当时文艺界良好的风气所致。如此回答,显然遮蔽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个中更为深层的原因既有此次组织活动本身的规定性,也有批评者与被批评对象的特殊性,更有当时迅速逆转的政治、文艺环境所牵制,而由此造就的文本转生与事后历史记忆的简单化更是值得深入考察的问题。

欧阳黔森是新世纪中国文坛上具有较大影响的贵州作家。他在小说创作中努力运用现代意识激活我们民族的文学传统。这主要表现为,他不仅把专业的现代地质学知识融入小说叙事中,用诗意的笔触展示贵州的地理风物,形成了独特的现代知识性叙事模式,激活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博物"叙事传统,而且他还着意发掘和捕捉贵州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各种异人奇事,塑造出形态各异的贵州人物艺术典型,以此激活中国古代小说中以史传或纪传为中心的"传奇"叙事传统。无论是以地理为中心的博物还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传奇,二者均统一在欧阳黔森的黔地方志小说谱系中。正是通过创造性地转换中国古代地方志及其方志小说叙事传统,欧阳黔森在小说创作中激活并重塑了作为地方性知识与文化的贵州精神。

"马文兵"是1960年代首届中国人民大学"文艺理论研究班"学员集体写作的笔名,这个写作班子写过很多"大批判"文章,对当时文艺潮流的走向有过不小的影响。本文发掘梳理相关史料,回顾"马文兵"写作班子的背景、组织、写作模式等,希望将此作为一种文学史现象来分析,从一个侧面考察"文革"前夕文坛的状况,并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过程中的曲折给予历史的理解。

文革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内被命名为大一统的"新时期文学"。但在脱离国内政治语义场的日本中国学界,文革后的当代文学有"文革后文学"、"新写实主义文学"和"新时期文学"三种指称方式。笔者考证发现,"文革后文学"主要在80年代中前期普遍使用,代表了学者们在无法判断中国文坛走向的情况下对中国文学的中立性称谓。"新写实主义文学"出现于80年代初期,使用该命名的学者主要受到来自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的影响。"新时期文学"直到80年代中期开始才逐渐为日本学者接纳。在日本学界的研究语境中,"新时期"并非国内认为的预设性指称,而是日本学者通过对中国当代文学10年左右的观察后承认其文学价值的表现。

文艺界"拨乱反正"通常被当作政治"拨乱反正"的构成部分来研究,双方既合谋共生又相互背离的复杂关系被当代文学研究者所忽略。本文以重返历史现场与史料重读的方式,将其重新放置到1975年至1983年前后文学史的"过渡状态"中加以考察,对其发生的时间范围和历史进程提出新的看法。重新厘清文艺界"拨乱反正"的历史过程,既对新时期文学史的论述有着重要影响,也对反思文学史分段研究及其理论局限具有范式重构的借鉴意义。

在新时期改革文学中,以乔厂长为代表的改革者们,往往一"上任"就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工厂的面貌为之一新,但这种"上任"的叙事模式常以一种"外部视角"选择性地遮蔽了小说叙事中真正的难题。这种叙事模式的形成不仅仅是作家无意识的选择,更与一种对于改革、现代化的理解有关。这典型地体现在不同时期国内文艺评论界对苏联戏剧《外来人》的态度上,通过对乔厂长与切什科夫两位"外来人"形象的比较及其评价,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改革文学的"外部视角"背后的深层困境。

研究中医药在日本的传播,特别是在日本文学中的描写和表现,是中日文化交流研究的重要环节。《源氏物语》中出现的疾病基本反映了日本平安时代的疾病状况,但该书对疾病的描写并不是从医学的理性角度,而是从美学的角度将疾病加以美学化,把寻医问药这一过程加以风雅化。所以治疗疾病基本排斥了医药途径,而主要依靠佛教的加持祈祷。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服用汤药,并对中医药的名称作了美学化的处理。《源氏物语》描写贵族女性的病弱之美,含蓄的语言淡化了疾病带给读者的恐惧感,反映了平安时代日本审美文化、感性文化高度发达与理性文化极为微弱之间的矛盾和文学作品中宗教、美学与文化的对立统一。

牟宗三从中西方哲学文化比较的视野,重新探究了孟、荀哲学思想,澄清和消除了宋明儒对于荀子的误解与毁谤,保留和汲取了其对孟子合理与有价值的论述,将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文化理想与孟、荀二子的时代精神相结合,深入孟子内在的文化生命与荀子纯智之心的特质及其具体表现,作了历史的哲学的文化的综合研究,从大关节上把握和揭橥孟、荀哲学思想的根本精神,对于孟、荀之为孔子两翼的地位和重要性进行了厘清与定位,把对孟、荀哲学思想的研究推进到新的高度,也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性和前瞻性的研究范例。

"百花奖"的大众评选性质体现了文学评奖从权威向大众的位移,它以读者为中心,将通俗叙事美学作为价值评价尺度,从而在官方意识形态与先锋文学之间创制出一种兼顾商业性与艺术性的文学新类型。"百花奖"促成了从读者—编辑—奖励—作家环环相扣的利益产生与分配机制。这一机制与政府文学奖一同构成了协同治理的文学秩序,并对不在秩序之中的写作者进行召唤。

"史诗性"长篇小说,往往故事庞大、叙事话语复杂,并且在主题上有严肃、厚重、多元的特征。这些特征与当下电影创作所处的"消费语境"在本质上是矛盾的。然而,在文化产业化的大背景下,"史诗性"长篇小说也很容易被当作素材而被电影工业所利用。电影创作者在对这一类长篇小说进行改编时不可避免地要消解、重构原著的话语、故事与意蕴,这些方面都直接关系到改编影片能否达到预期的商业目的。就目前的现实来说,张艺谋对于长篇小说《陆犯焉识》的改编所采用的一系列策略是较为成功的,可以当作这一类小说改编的成功范本;而王全安对于《白鹿原》的改编所采取的一系列策略就比较失败,也可视为这一类小说改编失败的典型。

本文将郭沫若一生中所涉及的同性亲密交往的有关史料进行了收集和整理,并阐述了郭沫若本人对此的态度与认识,同时进一步发掘了郭沫若自传中相关描写的潜文本,认为郭沫若在性/别上的自我认识与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发生是息息相关的。

本文运用比较文学译介学理论和方法分析法国米歇尔·鲁阿女士的《郭沫若诗选》法译本,从中发现该译本所承载的跨文化信息。1968年"五月风暴"前后,法国被一种左翼意识形态所笼罩。在此背景下,法国最早关注中国新文学的艾田蒲及其弟子、研究中国新诗的鲁阿,将目光聚焦郭沫若诗歌,通过这一翻译成果,成功地将中国新诗代表作《女神》作者、革命的和爱国的诗人郭沫若介绍给法国读者。而诗人郭沫若的形象,真正代表的是遥远的红色中国,即法国在1960年代末所寻找的一个他者。

近十年来,穿越题材作为一种文学样式,迅速地在网络和影视媒体中发酵,成为当下现象级的文艺创作趋向。这种发展态势源自受众所处的特殊生存语境和文化期待。穿越题材实际上是跨界爱情故事在当代的一种叙事策略,它承载着对现实界和想象界两个时空的存在性思考。近年来,从内容到形式,穿越剧呈现出不断升级改造的创作倾向,但传统的"N世情劫"叙事套路、情节的机械复制、人设的固化模式,既形成固定的叙事范式,也束缚了这类题材向深度、内涵和情感方向的开掘。因此,从电影叙事视角的转换、多类型电影经典元素的吸纳和对历史事件及其神话空间的深度剖析进行创新改造,不失为一条对中国叙事文化传统升级转化的有效路径。

台湾作家童伟格通常被划归入"新/后乡土"文学的系谱,本文试图将其从此文学史框架中解放出来,借由对于长篇小说《无伤时代》叙事线索的复建,给出破译童伟格书写密码的一个不同于前行研究的批判性视角,既而在对童伟格创作立场检视的基础上,探讨镶嵌于"新/后乡土"话语内部的时代缺陷,并最终求索超克时弊的可能路径。

《老炮儿》和《火锅英雄》运用视听语言细致地再现了北京和重庆两地的地域文化景观。影片中的空间环境与叙事相交融,作为电影的重要物质场所,成为情节链条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情感相交融,通过饮食和方言勾连起关于城市的特殊记忆,展现出富有个性的民间文化图景;与审美相交融,表达出当代社会人地关系中普遍的"共生"形态。对于地域文化景观的集中刻画,使《老炮儿》和《火锅英雄》具备了特有的真实质感,从而突破了以往影片对于叙事空间类型化的呈现,是国产商业电影类型及风格突破的新路径。

本文以台湾诗人夏宇《诗六十首》为例,从布尔迪厄的有关理论出发,探讨其创作时选择文字的趋向,期望能从文字这一最小单位进入文本,进而显现夏诗的审美趣味及社会文化意涵。

电影《山河故人》中出现了大量的符号隐喻,文峰塔既是一个地方的位址,它也与周边建筑组成了一个传统文化、现代资本和权力交织的空间。地方与空间的张力,权力与资本空间的压迫,对远方与生俱来的渴望,现代空间的流动性等诸多因素,促使张晋生和儿子远赴国外,却又进入了一个焦虑与抵抗的异质空间,而选择坚守的赵涛也处在失落之中。文峰塔隐含了处在地方与空间紧张关系中人的焦虑以及从中国传统"寄居"的思想中寻求解决的办法。

华语地区学者对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普实克的认识,主要在于其现代文学研究。然而,普实克的研究业绩远超于此。他的学术视野非常宽广,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理解可谓别有会心;其认知基础一方面源于他的布拉格结构主义的理论素养,更重要的影响来自他和诗人马提修斯合作以捷克语译写中国古今诗歌的经验。本文析述普实克为《中国古代诗歌》(合订本)撰写的跋文,以揭示普实克之"抒情中国论"的观念和理据。

中华剧艺社是抗战时期出现的著名剧团,为抗战剧运作出了杰出贡献。中艺的剧目建设,以专业作家和编外作家为主。由于作者队伍的特殊性,直接影响到剧社的剧目建设和演剧活动。夏衍的剧作,突出族群意识与离奇情节;曹禺的剧作,贴近市民生活与观众心理;于伶的剧作,"诗俗化合","涉笔成趣"。作为市民作家,他们的作品适应了观众需要,成为剧社演出剧目的重要来源。职业化演剧捍卫市民化创作,这是话剧发展的特殊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