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世纪中文出版社

基于人民需求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70年四重实践路径探析下载：59 浏览：407

孙珊《中国社会科学学报》 2019年12期

摘要:

着眼人民需求视角是服务型执政党的本质需求。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动主体，在新时代大众化过程中要立足于人民视角，充分考量人民需求，让人民在解决实际问题、满足自身需求的前提下认同、理解、掌握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时代条件下，基于人民需求视角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向纵深发展，可聚焦以下四重路径:一是注重传统文化植入，与人民群众常识系统结合；二是加强理论创新，与人民群众话语体系契合；三是紧扣实际需要，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融合；四是围绕目标导向，与人民群众愿望需求吻合。

从“太虚即气”到“乾坤父母”:张载本体论思想的结构——以船山《张子正蒙注》为中心下载：41 浏览：476

陈赟《社会科学研究进展》 2019年6期

摘要:

现代学者往往以"太虚即气"作为最能体现张载《正蒙》形上学性格的典范论述,而张载哲学中的本体被固化为太虚,气本论与太虚神体论等等都是对太虚本体的解释。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正蒙》确立的并非静态的实体化本体,而是动态的从太虚到乾坤(天地)的本体论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太虚之天乃是"清虚一大"之天,作为理气浑沦未分者,它意味着张载本体论结构上的"一";乾元之天才是生物之天,而且,它与坤元之地共同构成本体论结构中的"两",天地交合而后气化得以可能。"太虚—乾坤"的本体论结构根植于《周易》的"太极—两仪"思想模式。明白了这个结构,才能理解《正蒙》以太虚始,而最终归于"乾坤父母";人之应该礼敬的并不是气,也不是太虚,而是天地之德,即乾坤。而人对太虚的礼敬只能通过礼敬天地之德(乾坤)的方式来间接达成,而礼敬乾坤具体落实到对气化世界的承担。

从《缀白裘》看清代散出水浒戏的“俗化”趋向与流变态势下载：52 浏览：349

陈秋婷《当代艺术》 2019年9期

摘要:

现今通行的戏曲选集《缀白裘》,收录散出水浒戏甚多,是了解清代水浒戏演出风貌的重要文献。以《缀白裘》为中心考察水浒戏的收录情况与文本特征,探察明清戏曲选本中水浒戏的"俗化"取向,有助于厘清水浒戏从文人化到民间化、文学性到舞台性的演变过程。总体说来,散出水浒戏在清代戏曲舞台的接受与流变态势,一方面暗含着清中后期花雅变势的客观事实,另一方面在情色戏目的演绎下,"旦色"风尚兴盛,淫戏肆行一时,由此造成水浒戏蓬勃与抑制并行的生存处境。

用“戏剧”的方法打开老舍——从小说《离婚》到话剧《老李对爱的幻想》下载：46 浏览：337

凤媛《文学研究》 2019年10期

摘要:

方旭对小说《离婚》的改编,既体现了他对小说原著内涵的精准把握和揣摩,同时也通过带有他个人印记的"戏剧化"的方式。小说《离婚》成全了舞台上《老李对爱的幻想》的成功,同时《老李对爱的幻想》又在当下的时代文化语境中再度成功"复活"和诠释了这部小说,让《离婚》凸显出了超越于时代社会之上的普泛性的意义和价值。

新中国道德构建的地方契机——论李佩甫下载：49 浏览：378

李丹梦《文学研究》 2019年8期

摘要:

豫籍作家李佩甫的创作向以对中原人格的开掘、寻根见长,他的地方书写里洋溢着浓重的道德激情,尤其是那种为新中国1现代实践道德立法、辩白的冲动。如是道德执着的风格从何而来,它的特色和局限又在哪里?本文把李佩甫的创作置于中原传统、地方奋斗以及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背景中,详细解答了这一问题。李佩甫的"50后+知青"身份,是其探索、荷担新中国道德的现世契机,其国家道德的文学贡献,着重体现在用"新时期"的意识形态来包容、涵括"市场"实践中的私利与邪性。在李佩甫对"新时期中国"的肯定、构思中,盘踞着当代中国文学"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思维与幽灵,这是他建设国家道德的重要思想资源。李佩甫的道德书写、地方寻根,可视为"新时期"与"市场"拉锯之间中原文化的强力反弹与中国参与。

心物、知行之辨:以“事”为视域下载：83 浏览：451

杨国荣《哲学研究进展》 2018年12期

摘要:

"心"生成于"事","物"敞开于"事"。由"事"而显的意义则在进入人之"心"的同时,又现实化为意义世界,后者既是不同于本然存在的人化之"物",又呈现为有别于思辨构造的现实之"物","心"与"物"基于"事"而达到现实的统一。离"事"言"心"、离"事"言"物",逻辑地引向"心"与"物"的分离;扬弃这种分离,则需要引入"事"的视域。基于"事"的心物互动,同时涉及知与行的关系。"心"的活动和内容以不同的方式引向"知","物"之扬弃本然形态,则关乎"行"。"心"与"物"通过"事"而彼此沟通,与之相应,"知"与"行"也本于"事"而相互关联。以"事"应对世界的过程既关乎"知"("物"通过意念化而进入"心"),也关乎"行"(以不同于观念的方式改变"物"),"知"与"行"由此在本源的层面走向统一。

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下两岸刑事司法互助新探索——以跨境电信诈骗犯罪为例下载：58 浏览：364

熊琼1，2 章瑛3 《中国社会科学学报》 2018年12期

摘要:

受历史、政治等因素影响，两岸刑事司法互助进展一直较为缓慢。近年来，跨境电信诈骗犯罪借助网络化、科技化手段已从我国台湾向祖国大陆蔓延，这对海峡两岸刑事司法互助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视角，以跨境电信诈骗犯罪为例，探究其中的主要问题，诠释两岸刑事司法互助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特征，探索两岸刑事司法互助的新模式，以切实保护两岸民众的根本利益，实现两岸互利共赢。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俄侨戏剧下载：69 浏览：391

王亚民1，2 《当代艺术》 2020年7期

摘要:

俄侨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存在。他们为中国哈尔滨、天津、上海等地带来了品种多样、瑰丽夺目的舞台戏剧,不仅使哈尔滨拥有"音乐之都"的美誉,也使他们成为"上海国际艺坛的半壁江山"。俄侨在中国的舞台表演极大地推动了西洋戏剧在中国的发展,催生了一批艺术学校和演出场馆。他们曾在中国西洋戏剧的传播、教育和城市音乐文化生活中做出过突出贡献,是现有中国戏剧史、中西音乐交流史、中国音乐教育史相关著作中缺失的一环。

“一带一路”视野中佛教秩序的建构——从佛教制度与信仰秩序的内在关系谈起下载：51 浏览：424

李向平1，2，3，4，5 《中国社会科学学报》 2018年2期

摘要: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一带一路"的建设，促成当代中国佛教重新面临一个文化建设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基于个人化的、碎片化的信仰方式，建构中国佛教信仰模式的社会化形式，以社会化的信仰团体支撑当代传统佛教的共同体建设，以建构"人间佛教"的社会文化秩序。这一文化秩序的构成，既是文化建设，同时也是基于人间佛教信仰的社会建设以及对全球化视野中秩序重建的贡献。

家庭结构的政治哲学考察——论精神分析对政治哲学一个被忽视的贡献下载：51 浏览：475

吴冠军《哲学研究进展》 2018年8期

摘要:

人被亚里士多德界定为"政治的动物",但自古希腊以降的政治哲学,家庭始终被排斥在政治之外,其结构也被理解为前政治性的"自然联合"。当把精神分析引入政治哲学时,我们恰好可以对家庭展开一个政治哲学考察:家庭不仅典范性地展示了人类共同体的根本性结构,而且映射出了共同体内部"权力"的运作机理。在此意义上,弗洛伊德与拉康关于家庭的精神分析论说,对政治哲学的研究作出了极富价值的学理贡献。

民事重复起诉的识别路径下载：38 浏览：251

袁琳《法学学报》 2019年9期

摘要:

以"诉讼请求"要素的规定方式为界分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47条实际上涉及两种重复起诉形态。其一，在前后两诉的当事人、诉讼标的与诉讼请求均相同时，两诉为"实质的一诉"。其二，在前后两诉的当事人与诉讼标的相同，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时，两诉是"不同的诉"，基于避免矛盾裁判的目的，应剥夺后诉的合法性。界定识别要素的内涵是确立识别路径的前提。在适用旧实体法说诉讼标的理论的背景下，应对"诉讼标的""诉讼请求"两项客体要素作同义理解，二者均指向具体特定的实体请求权。在识别路径上，通过借助"审判对象"概念的双重功能分别论证两种形态的重复起诉在客观方面具有同一性。在"实质的一诉"形态中，客观方面的同一性体现为前后两诉实体上的审判对象即所依据的请求权基础及其构成要件相同；在"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形态中，客观方面的同一性体现为前后两诉的生活事实相同，但审判对象即所依据的请求权基础不同，依据不同的法律规范对同一生活事实作出认定将产生矛盾裁判，故将后诉视为重复起诉。

从泛滥到规制——我国真人秀节目的思辨性探讨下载：47 浏览：342

滕芳1，2 《当代艺术》 2019年1期

摘要:

从电视真人秀的概念和本体性来看,真人秀节目起源于观察式纪录片,并在发展的过程中吸收了参与式纪录片、表演式纪录片的手法和技巧,逐渐形成了当代电视真人秀节目制作的各种风格类型。作为文化消费产品,电视真人秀节目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来自政策、经济、受众等的影响,与节目本身形成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关系。

劳动人口健康水平影响因素及健康状况演变趋势下载：23 浏览：426

高凯1,2 汪泓3 刘婷婷4 《社会科学研究进展》 2018年4期

摘要:

健康的劳动人口是提升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劳动人口健康水平提升将有效缓解老龄化难题,帮助我国实现从"人口红利"到"健康红利"的转变。分析劳动人口健康水平影响因素以及不同劳动人口群体的健康水平演变趋势发现,我国劳动人口的健康水平整体较好,健康优良比例达87%;年龄、受教育程度、锻炼次数、家庭收入、户籍等因素对劳动人口健康水平有显著影响,且在23岁左右达到峰值;但不同性别、受教育程度、区域及城乡劳动人口群体的健康水平演化趋势呈现差异性,男性健康水平好于女性,尤其是40岁之后的健康优势更大;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人口的健康水平明显好于其他群体,高中阶段教育对劳动人口健康水平的影响程度最大;东部地区劳动人口的健康水平好于中西部地区;城市劳动人口的健康水平优于农村。

“反映现实”与“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锻炼锻炼”》与赵树理的批评的政治学下载：63 浏览：276

朱康《当代中文学刊》 2018年9期

摘要:

原发表于《火花》1958年第8期的赵树理的《"锻炼锻炼"》,自被《人民文学》同年第9期转载之后,就一直处在批评的争夺之中。本文试图通过对该小说的批评史的梳理,还原"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两结合"这三个概念之下《"锻炼锻炼"》的理论形象,及其所对应的现实类型:客观性现实、概念式现实与浪漫化现实。

灾荒年、劳动互助与新干部的诞生——由《刘二和与王继圣》中的旧“世界”与新“年头”谈起下载：35 浏览：255

黄锐杰《当代中文学刊》 2018年9期

摘要:

在《刘二和与王继圣》中,赵树理试图借助小说人物聚宝将革命的"理"与乡土社会固有的"老直理"相贯通。他将这一重任寄托于互助组这一新的基层单位,希望借助互助组将处于"算账"危机中的乡土社会重新组织起来,但他最终未能将故事讲下去。究其原因,延安时期互助组采用的是变工、扎工这些基于亲戚、朋友、邻舍的劳动互助形式,家庭是这一互助模式的核心单位。这是乡土社会能够在灾荒年渡过难关的重要原因。当革命试图将集体化路线嫁接在这一劳动互助形式上时便面临着如何贯通的问题。这是赵树理在《刘二和与王继圣》中面对的核心难题。

中间状态:知青精神空间的流变与文化姿态——以韩少功的《归去来》与《日夜书》为例下载：89 浏览：507

项静《文学研究》 2018年4期

摘要:

本文以韩少功两部知青题材的作品《归去来》和《日夜书》为例,知青一代作为城市和乡村的空间沟通者,穿越了共和国历史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他们的生活经验和文学上所呈现的精神空间,激发了文学叙事中空间和时间层面上的中间状态。韩少功的知青叙事把知青从表现对象转变成认识中国的方法论,显示了一代人的文化姿态,也留下未完成的空间。

“理”从何来:农民抗争正当性的建构逻辑——基于上海H机场外围居民区的调查下载：10 浏览：414

文军1 吴晓凯2 《社会科学研究进展》 2018年2期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利益格局深刻变迁,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农民维权抗争事件。对于一个尚未从总体性制度中完全挣脱出来且十分强调稳定的转型社会,抗争政治通常被视为影响社会结构稳定的"政治错误"。而农民是如何在规避这种风险的同时,又能维护自身的权利?这一问题引发了学术界的持续追问。通过对上海市Q商务区和H机场扩建引起的农民抗争经验叙事的展现,我们从"国家-社会-个体"的框架角度,提出农民抗争正当性建构的三维逻辑,即国家赋权、公平分配及生存伦理,并在比较三种正当性建构逻辑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对社会系统所产生的影响。

真人版奇幻仙侠影视剧的CG萌宠研究下载：46 浏览：16

滕芳1,2 《当代艺术》 2018年4期

摘要:

在传统文化逐渐式微和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萌文化、宅文化日益由亚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变,成为对萌宠需求的推动因素,并最终造就了真人版奇幻仙侠影视剧中CG萌宠的集中出现。CG萌宠角色在影视中的出现,既有我国当前的文化因素,也有消费者心理诉求的原因,本质上是对当下影视剧受众群体的心理镜像体现。当CG萌宠运用到我国真人版奇幻仙侠剧中时,不仅体现出类型化的特征,而且也是对CG动画本土化应用的突围。《捉妖记2》的得失恰恰说明,只有将传统剧作与数字特效进行无缝融合,才能塑造出深入人心的CG萌宠形象。

革命话语的接洽与生长——赵树理《邪不压正》的话语分析下载：38 浏览：376

赵凡《当代中文学刊》 2018年8期

摘要:

本文以赵树理的小说《邪不压正》作为话语分析的对象,通过对作为该文本之"主角"的"话"的分析,探究革命道理的"新话语"和传统乡村的"日常话语"在接洽时所产生的复杂层次。赵树理对"土改事件"中"问题"的提出与展开,毋宁说是为了解决"问题",不如说与他对中国革命的独特理解有关。而赵树理文学背后的语言观及其对书写传统的选择,正与20世纪中国的革命问题互为表里,相互制约。《邪不压正》提示了革命背后的语言问题,即革命道理的"新话语"如何在中国固有的"文脉"中落地生长。

真实、现实与不确定性——余华访谈录下载：42 浏览：346

张中驰《当代中文学刊》 2018年7期

摘要:

<正>时间:2017年4月5日、6日地点: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县某茶馆受访者:余华(作家)采访者:张中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一、《第七天》与细节张中驰:您在写《第七天》的时候有没有想象它发生在什么地方?是某一座具体的城市吗?余华:我当时是想过的,在中国南方的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大概有一百万人口的一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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