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在某种意义上看，可能更适合用于比较艺术学的研究，可以将其改造为比较艺术学自身的研究方法。如果我们将美术当作比较艺术学"平行研究"的例子，不难发现，在近现代之前，中国绘画和西方绘画分别具有自己的基本特征和历史传统，从而形成各自不同的表现形式与审美特点。此外，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电影流派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运动，更是可以成为比较艺术学"平行研究"的绝佳案例。

现实主义美学品格作为中国电影的优秀传统经历了改革开放初年创作群体的自觉选择，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西部电影的美学接续升级，再到90年代末至今的多元裂变与互渗融合，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张扬与隐遁交叠、内在意指和外在形式不断扩充的实践路径。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审美从批评角度要把握时代感和历时性，在一种总体的审美观照和纵向的接受美学中把握当下的现实主义电影表达方式。这对于中国电影价值体系和美学体系建设，对于促进中国电影建立更加完善有序的市场生态体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现实题材"一般来说指的是展现当代社会现实生活的作品，尤指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现实语境中的作品。在中国舞蹈界，所谓现实题材舞蹈却有更为宽泛的含义，它既包括了当代现实生活题材，也把具有"现实性"的题材囊括其中。因此，"现实题材"舞蹈就有了三方面内容:即当代现实生活题材、"现实性"的革命军旅题材、民族题材。虽然上述创作是中国舞蹈艺术的主流，而且在现代性的价值观和多元化艺术手法的表达上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在实际效果上，始终缺乏中国文艺界的学术认知度，对老百姓的吸引力也不够，更谈不上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顶多能实现"圈内效益"。通过梳理"现实题材"舞蹈创作的基本演进，尝试归纳改革开放四十年间取得的历史经验和成就，从中窥见中国现实题材舞蹈创作中存在的问题。

2018年凭借真人故事改编的影片《我不是药神》上映，实现了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本文将从影片的故事策略、叙事模式以及视觉情景建构三方面着手，结合相关故事情节、画面，细致分析《我不是药神》在故事选择、主题凸显、镜头画面运用的独到之处，探究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叙事策略，为其他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提供借鉴。

马克斯·伦茨是德意志帝国兰克学派代表,他运用兰克史观对俾斯麦与德意志帝国创建史进行了研究。在伦茨的解读下,俾斯麦控制了民族运动而将德意志民族国家置于欧洲国家体系之中。伦茨论断19世纪德意志问题的解决并不是以制宪的方式而是参照列强政治角逐。在既有的德意志邦联的框架中,普奥之间的竞逐是无法避免的。在19世纪50到60年代发生的邦联改革争议是普奥战争缘由,争议的责任在于奥地利的政策。俾斯麦制定北德意志邦联宪法依据其处理德意志邦联改革争议考虑。他以联邦制民族国家的形式构建帝国符合兰克学派对德意志问题的解读。总体而言,俾斯麦转化政治革命中的民族主权原则以服膺于普鲁士的欧洲列强政策,在这一意义上,他实施了一系列政治外交行动而建立起德意志帝国。

冷战初期,刚独立的巴基斯坦面临着来自印度等周边国家的威胁。为了能保持国家生存和加强自身实力,巴基斯坦选择寻求区域外大国支持,并将自己置于冷战格局下,希望通过地缘优势能得到美国的军事、经济援助。巴基斯坦的努力和美国中东政策的需要,促使两国结成盟友。巴基斯坦因此获得了大量美国军援,基本上达到了通过外力制衡印度的目的。印度以巴美结盟为借口,转变在克什米尔争端上的立场,进而导致该争端成为印巴两国关系中的"难解之结"。

1990年代的中国文坛，"现实主义"逐渐回到创作和批评的中心位置，"现实主义冲击波"概念的出现和流行是新一轮现实主义实践达到高峰的标志。90年代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浪潮并不完全是自然而然出现的，它的发生、发展以及作为高峰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的生成，都与90年代文学期刊的运作密切相关。在复杂的文学生产场中，文学期刊在诸多的现实主义表达中，选择了"现实主义冲击波"，这一选择同时构成了对它的限制。"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内容、情节设置等特点，表明了它仍在中国当代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脉络之中，而政治意识形态仍然是主宰1990年代文学生产场的最重要的力量。

作为路遥写作的"前史"，"《山花》时期"既属开端，亦在多个层面奠定了路遥的文学观和世界观的基本面向。路遥在1980年代之后的反思与变革，属此一时段所开启之思想及写作理路的自然延伸而非超克。换言之，诸多文学史家所指陈之"新时期"与"十七年"及"文革文学"间"根本性"之"断裂"，在路遥文学中并未发生。"《山花》时期"之写作路向及其在改变个人命运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路遥文学观念一以贯之的现实考量。在新时期文学转型阶段的反思热潮中，路遥多方权衡后仍坚守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并在此一传统所依托之思想资源中展开其对"新时代"的"新人"命运的深度考索。其"变"与"不变"，均蕴含着文学与时代、意识形态和现实、个人命运和共同命运等有待深入探析的重要论题。

路遥的现实主义文学追求,是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精神一脉相承的。对现实的积极参与,是路遥创作的主要目的,这使他的创作有着这样的特点:勇于实践,富于创造,一方面对当代中国变革年代的现实生活的各种关系,能够作更深广的把握;另一方面又能发掘潜藏在生活深处的理想之光,将其熔铸到人物形象和生活图景中去。他是由书写个人的命运到对历史走向的判断,从对民族历史的把握深入到对民族精神的探察,把宏伟的历史与繁复的现实迭现出来,这样表现的历史真实便上升到新的审美层次,使他的现实主义追求,具有心理现实主义的广博内涵。路遥是继茅盾、柳青之后步入新时期以来最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他对现实主义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精神自觉及富有创化性的写作实践,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书写经验"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与西方舞蹈史有一奇特现象:中国现当代舞蹈创作以叙事性为主流,并奉行现实主义理论,恰与西方20世纪前的"模仿论"时代相似;而西方20世纪后的抽象表现主义,恰与中国古代抒情性舞蹈的大写意雷同。它证明表现主义与再现主义均为人类舞蹈必经之路,不能以此论先进与落后,两种现象在实践中也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当下全球化时代,两种倾向必定能够共存,为我所用。

戏剧翻译是焦菊隐戏剧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贯穿于他戏剧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对他的戏剧理论发展和戏剧导演实践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焦菊隐的戏剧翻译整体上与时代特征相契合,顺应了"五四"以来社会文化的变迁和抗战时期民族艺术的发展。此外,焦菊隐的戏剧翻译反映了他的审美倾向和艺术追求,从翻译目的、译剧选择和翻译方法三个层面呈现了他的戏剧翻译观,并对其现实主义导演风格的实践和话剧民族化思想的转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这篇2018年中篇小说读记不是一篇简单的年度创作综述,而是将2018年作为特殊的时代切片,在文学革命百年后的今天,通过中篇小说这种与时代现实关系特别密切的"文体"去观望当下文学如何书写中国,如何对极度复杂暧昧的全球化政治文化状况、科技发展和人类生活令人惊讶的变革现实进行赋形。本文对每一部作品的解读都力图重新镶嵌到与"当下中国"相关的"问题意识"中,所着重提出的"中国故事的两极时间""城市需要新的赋形"以及"多余的新穷人"三个文学现象和潮流,均注重文学和现实的互动,捕捉文学书写出现的新内容和新形式,使批评尽可能促发文学的潜能和公共性,共同重塑我们对当下复杂现实的感知和理解。

从维熙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在发表之后引起热烈讨论,其中"真实性"问题成为了各方争辩的焦点。本文在参照性的视野中,从细节真实、典型性、倾向性和爱国主义的角度,梳理了这场讨论中的关键点,并结合从维熙的文学观念与同时期创作做了延伸讨论。"真实性"历来被视为现实主义的根本要素,但同时也是一个充满冲突的概念。从维熙的小说及其后续讨论,充分表现了当时语境下人们对于相关问题的认识,是历史化地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典型案例。

虚拟特效、三维特效、合成特效、修复特效等数码特效技术,拓展了电影艺术的表现力,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视觉奇观。数码特效能够为"现实主义"的影像贡献新的力量和美学维度,传统的"照相写实主义"已经不足以探讨数码影像与现实的关系,而应以"感觉现实主义"来界定和思考。数码特效在突显电影"奇观化"特征的同时,拓展了电影叙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可能性,尤其强化了集群式的空间叙事。数码影像不仅重视视觉快感,更强调全感官的"沉浸"式体验,尤其是身体触觉和体感的营造。以上三点,表现出数码特效时代"现实主义"影像的美学特征。

以《西京故事》《大树西迁》《装台》《主角》为代表的系列作品呈现出陈彦统合柳青以降之革命现实主义传统以及中国古典传统的重要特征。既坚守现实主义内在的质的规定性,在具有复杂寓意的"总体性"的宏阔视域下肯定性地回应时代的精神疑难,亦着力于塑造与"新时代"相应之"新人"形象,以充分发挥文学作为社会实践重要一维的经世功能。而其所依托之思想及审美资源,亦不局限于"五四"以降之现代传统,而有以古典思想为核心,兼容现代传统的会通古今中西的独特用心。因是之故,在古今贯通的大文学史视域中观照陈彦及其创作,且以历史化的方式重新激活现实主义文论话语的理论效力,不惟可以丰富当下文学的史性叙述,亦可为现实主义传统的赓续提供若干重要的经验。而对"新时期"以降之文学史"成规"及其知识谱系和意识形态的先验批判,是有效阐释现实主义重要一脉之当下可能的先决条件。此亦为接续"未完成"的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题中应有之义。

电视剧《小欢喜》以高考为切入点展开叙事,反映当代社会的教育观和亲子观,正视敏感话题和生活的痛楚,通过语言设计强化了生活的真实感,对当代社会的应试文化和亲子矛盾进行真实的呈现和深刻的反思。剧作以轻喜剧的艺术风格,拓展了当代教育题材电视剧现实主义创作的新路径。

原发表于《火花》1958年第8期的赵树理的《"锻炼锻炼"》,自被《人民文学》同年第9期转载之后,就一直处在批评的争夺之中。本文试图通过对该小说的批评史的梳理,还原"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两结合"这三个概念之下《"锻炼锻炼"》的理论形象,及其所对应的现实类型:客观性现实、概念式现实与浪漫化现实。

在中国舞台演出西方现代戏剧是一个从领会、吸收到创新的过程。以往对北京人艺1983年版《推销员之死》的评论偏重于剧作家米勒与译者兼主演英若诚之间的合作。要揭示京剧等中国艺术是如何融入《推销员之死》的,我们必须梳理米勒与北京人艺舞美设计、灯光设计、配角演员的合作。是这一被忽视的合作促成了1983年版《推销员之死》创新戏剧表现主义与超现实主义,并影响了百老汇1985年和2012年版的《推销员之死》。

现实主义题材和风格作为群众文化艺术创作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能够充分反映现实生活当中的新闻和现象。本文以体现现实主义题材与风格为出发点，讨论群众文化艺术创作中小品，歌曲，戏剧的创作，列举了群众文化艺术创作中包含群众主义题材与风格的重要性，以及应该如何体现现实主义题材与风格。

超现实主义影片《贫血的电影》在当时（19世纪20年代）电影视听语言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创新，同时在当下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以及解读的空间。影片由一系列无规则的螺旋空间、混乱的语句以及空灵的旋律组成，让观众看到了杜尚对影视语言纯粹化的点、线、面、色的抽象化表达，将影视语言纯形式化与符号化。此种创新，可视为超现实主义主义创作手法在现代性诉求中的新发现，也是现代电影走向纯粹艺术的重要路径，同时对我们当下研究电影视听语言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