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明德文化的时代价值和实践路径
DOI,PDF 下载: 0  浏览: 2 
作者王志刚孔润年
摘要:

一、什么是明德文化

(一)“明德”概念的由来

“明德”一词,在《尚书》《大学》等儒家经典中早就出现。据《尚书·君陈》篇记述,周成王对大臣君陈(周公次子)说:“我闻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尔。’”[1]意思是,我听说过:至善完美的政治,不但飘香四溢,还能感天动地。而那感召神明的香气,令人温饱的稻谷也是散发不出来的,只有明德才能散发出如此神奇的芬芳。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明德”的德,不是中性的德,更不含贬意的德,而是褒义的、赞美的、激励的德。“明德”的“德”,在传统意义上,可以作狭义理解,即“道德”的“德”;在现代意义上,也就是转化发展的意义上,可以作广义理解,即“德育”的“德”。广义的“明德”教育,包括道德教育,也包括“三观”教育、思政教育、法治教育、心理教育等。

《大学》开篇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 亲民,在止于至善 ”。这里的“ 明明德 ”三个字,第一个“ 明 ”字,是动词,可以理解为彰明、传扬、建设之意;第二个“ 明 ”字,是形容词,有文明、光明、 明智、高尚的意思,是用来修饰“德 ”这个名词的。“德 ”作为名词,既指个人品德,也指社会道德规范。因此,“明明德 ”这个词组,就是指要传扬人类的道德文明及其价值观。

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明德”概念,值得挖掘,可以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大有作为。“明德”主要表现为“善”的理念,而“明德文化”就是明德理念与各种文化形式的结合体。“明德”的主体,可以理解为个体或群体,也可以理解为国家。我们理解“明德”,虽不能脱离对“道”的理解,但又必须以“德”为重点。明德的“德”,是褒义的、赞美的、激励的“德”,而不是中性的“德”,更不是贬义的“德”。

明德文化的源头,可以上溯到炎黄时代,甚至更早。正如江畅教授所言:“明德孕育于中华民族诞生之初,贯穿于中华文明演化的整个历史进程,它是中国人世代相传的血脉和灵魂,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基因和精髓。明德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意涵,但也有融透其中的基本精神。不同时代的中国价值观,既是这种基本精神的传承,也是它的彰显,中华民族精神、中国人民的性格就是在不断传承和彰显明德的过程中凝练和塑造的。”[2]

(二)“明德文化”及其存在形态

“明德”是个伦理学概念,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明德文化”则是个推成出新的现代概念,是个从属于文化学(由文化人类学发展而来)或文化伦理学的概念。作为研究课题,明德文化是个伦理学与文化学的交叉性课题。

从古义看,“明德”是美德和德政的统一,主要表现为“善”的理念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和行为文化的结合。在这个结合体当中,文化是外在形式,明德是内在灵魂。从今用来看,明德文化是具有善价值和正能量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和道德活动的总和,也是对人生美德、人间正道和人类正义的概括。

明德文化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纵观古今,放眼世界,我们可以把明德文化的基本存在形态概括为以下四种:

1.物质形态的明德文化

从文化哲学的高度看,文化的本质是人化,即由人加工或创造的一切东西都可以称为文化。人类在创造物质文化的过程中,必然要受到理想信念、思想认识、伦理道德、审美观念等的支配,这些精神文化观念必然会蕴涵在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化之中,或者给这些物质文化打上价值文化的烙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明德文化也可以通过人类所加工或创造的物质文化形态表现出来。从三千多年前铸造的青铜器何尊底部的“中国”二字,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焕发新意的天安门城楼,以及新建的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历史纪念馆,都承载着中国人民的国家意识和政治中心观念。从耸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主席纪念堂,到遍及全国的历史名人塑像和革命英烈纪念设施,都传递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中国民间也有给过世之人,尤其是给历史名人修建纪念碑、纪念馆,甚至寺庙的习惯,目的就是为了纪念他们的不朽功绩和崇高品德。这都是以物质形态存在的明德文化。中国人对龙凤、方鼎、国旗、国徽等的形象崇拜,也是物质形态明德文化存在的证明。由此可见,作为物质形态的明德文化,已不是纯粹的“物质”,而是打上了人的价值观念、思想认识、文化心理印记的物质,成为人类文明的凝结和呈现,成为具象化、直观化和艺术化了的明德文化。

2.制度形态的明德文化

制度文化是社会组织制度及其行为规范的总和。作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中介,制度文化在协调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保证社会的凝聚力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显著作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制度文化因地域、民族、历史、风俗等的不同而异彩纷呈,表现出多样性。制度文化中必然渗透着维护公平正义和公共利益的明德理念,也反映着人类社会及其文明进步的客观规律。反过来,一定的明德理念也必然体现在一定的制度建设之中,这正是明德文化的制度形式。制度文化与观念文化是一个相互作用、辩证运动的过程。人们心中的明德理念一旦转化为一定的制度规范,或者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法律、习俗、宗教等的制度之中,就会成为制度形态的明德文化。仅以中国古代的周礼文化为例,其完整内容包括礼和乐两个部分。礼的部分主要对人的社会身份进行划分和规范,以便形成社会秩序。乐的部分主要是运用音乐感化人的情感,和谐人际关系,缓解社会矛盾。周公制礼作乐,闻名天下,创建了一整套礼乐制度,潜移默化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其意义在于“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记录周代礼制最为详细的著作是《周礼》,又称《周官》,为周公所著,是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为我国秦汉以后历代国家机构建制提供了参照体系,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影响深远。现代社会的外交礼仪、庆典礼仪、祭祀礼仪,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政治纪律等,常常以制度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国家或地方出台的《英雄烈士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也是明德理念制度化的表现。

3.观念形态的明德文化

明德文化的观念形态,是指以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政治思想、文学艺术、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形式存在的明德文化。古今中外的很多文史哲经典著作和优秀文艺作品,往往都是观念形态明德文化的载体。需要指出的是,观念文化与文化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观念文化是文化现象的一种表现形式,是相对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而言的一个概念。文化观念相当于“文化观”,就是人们对于一切文化现象的根本看法和观点。在经济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人们必须以开放、包容、平等、尊重、互学、互鉴的心态对待彼此的文化观念。明德文化观念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受社会环境、时代特点、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教育程度等的影响,因而是丰富多彩的,具有多元性、层次性和可变性。它是塑造人类行为的无形力量,能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社会发展。

4.行为形态的明德文化

行为形态的明德文化,是指蕴含明德理念的主体行为表现及其文明习惯。行为文化体现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取向,也受社会制度及其规范的约束和导向。中华民族被称为礼仪之邦,这就是对行为文化的概括,反映了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及其传统习惯,也就是重礼仪,讲礼貌,尊重他人,内出于自己的明德理念,外显为有益于社会的行为举止和文明习惯。现代社会的各行各业,包括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行为文化,在内涵结构和功能作用上有很大相似性,即一个单位的行为文化及其风气,是其员工在职业活动、人际关系、文娱活动、以及管理活动中产生的文化现象。它是该单位工作作风、精神风貌、人际关系的动态体现,也是其文化氛围和价值观念的折射。行为文化及其氛围的好坏,反映着一个单位的管理水平、员工素质、精神面貌,也直接影响着该单位组织目标的实现以及社会各界的认可度。在社会生活中,文明礼貌是人际交往的纽带。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才能给别人留下良好印象,并为正常交往和人际关系打下基础。在不同场合的礼貌行为,如举手、握手、点头、鼓掌、起立,等等,都是行为文明的表现。养成使用文明用语的习惯,也是行为文明的重要方面。例如,初次见面说“您好”;客人到来说“欢迎”;陪伴朋友说“奉陪”;中途先走说“失陪”;与人分手说“再见”;表示答谢说“谢谢”;等等。语言美和行为美,都是行为形态的明德文化。

二、中国传统明德文化中的核心理念

明德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华。例如,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文化”和“诸子百家思想”中,都蕴含着丰富的明德文化内容。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没有中断,与明德理念和明德文化的凝聚力、引领力是分不开的。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有明德文化的积极影响。在中国历史的各个朝代,都有明德思想、明德人物、明德故事、明德范畴的传承和创新。

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明德文化的核心理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尊道贵德,亲民至善

“尊道贵德 ”,语出老子《道德经》第五十一章,原文为:“道生之,德畜之, 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这既有对“道 ” 与“德 ”的解释,也有对“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原因的分析。强调了树立“尊道贵德 ”价值观的重要性。当然,这只是道家的一种看法和主张。如果联系到诸子百家对“道 ”与“德 ”的论述,“尊道贵德 ”德内涵就会更加丰富。

“亲民至善 ”,语出儒家经典《礼记 ·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句话中的“ 明德 ”“亲民 ”“至善 ”,是对“大学之道 ”的解释。这里的“大学 ”一词,是相对于“小学 ”而言的“大人之学 ”,就是指与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相关的学问,也就是关于形而上的“道 ”的学问。古代的“小学 ”,是指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内容的“六艺 ”教育,也就是关于形而下的“术 ”的学问。换言之,“术 ”的教育相当于现代社会的“技术 ”教育;“道 ”的教育相当于现代社会的“科学 ”和“哲学 ”教育,也就是探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本质和规律的学问。由此可见,古人所说的“大学 ”,虽不能在字面上等同于现代社会的大学,但其本质内涵与现代社会的大学又是相通的。“道 ”这个字,涵义丰富深刻,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解释,大约相当于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自强不息”一语出自《周易·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说天道刚健,运行不辍,君子应当效法天道,自强不息,奋斗不止。《周易》又称《易经》,原为西周时期编纂而成的占卜吉凶的筮(算卦)书,春秋时出现了解释和发挥《易经》的《易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语就出自《易传》。不仅儒家讲自强不息,墨家、道家也讲。墨子强调“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墨子·非命下》)老子虽然认为“守柔曰强”,“柔弱胜刚强”,但同时主张“自胜者强”(《老子》三十三章),强调只有克服自己、战胜自我的人才算刚强,才是真正的强者。自强不息由开始的个体价值追求和人格完善,逐渐升华为群体价值追求和民族精神。

“厚德载物”语出《周易·坤卦》的象传。《周易·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对时代精神的高度概括,成为中华民族伦理观的标志。坤卦代表大地母亲,是生命和爱情的本源。大地母亲的德性:包容、柔顺、安静。《周易·彖传》:“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 坤厚载物,德合无疆。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意思是,尽善尽美的坤,滋生万物,顺承天道。本性宽厚,承载万物,恩德无边。含容滋养光大,凡物都能亨通。就是说大地以丰富的养料滋养万物,以博大的空间包容万物,以深厚的基础承载万物,真是恩德无限啊!《周易·象传》:“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坤卦具有大地的气势,有德性的君子应该效法大地,以包容宽厚的美德肩负天下大任,成就伟大事业!“厚德载物”高度概括了中国文化的“重德”特征,也呈现了中国古代伦理观的文化意义,是决定天下之所以为天下,国家之所以为国家,人之所以为人的文化根基。

(三)仁义礼智,孝悌忠信

“仁义礼智”是儒家所倡导的明德范畴中最重要的内容。孔子、孟子、董仲舒等对此都有很多论述。现代学者对此也多有论争。孔子对“仁”的解释很多,其中最重要的解释:一是“爱人”;二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义,又称道义、正义、公义,有“见义勇为”、“仗义执言”、“重情重义”的意思,也有不可“见利忘义”,不能违反“公平正义”的意思。礼者,示人以曲也。对他人弯腰鞠躬,即为有礼。因此,敬人即为礼。古代所谓“礼”,是一系列程式化、仪式化的行为规则,内容十分庞杂,既包括国家的典章制度,也包括宗教仪式、社会习俗、礼仪规范。古人认为,人有礼敬必吉,家有礼敬能昌,国有礼敬自强,若无礼敬必乱。今天讲“礼”,要辩证分析、继承其合理因素,为现代社会的精神文明服务。“智”,也译作“知”,既作动词指认知,又作名词指知识、智慧。《礼记·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这个“知”,当“智”来理解。儒家的“三达德”,即三大美德。其中智者,知也,无所不知也。明白是非、曲直、正邪、真假,是为智也。孔子所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既有知识的问题,更多是关于德性、道德、诚实,人对知识的状态、对知识的态度问题。古代中国人讲“智”,侧重于道德之知、义理之知。北宋哲学家张载曾将人的认知区分为“德性之知”和“见闻之知”。近代西方人也讲“智”德,更侧重于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反对蒙昧。今天,我们讲“智”,就是要在中西文化、古今文化的比较中,博采众长。也就是要将“义理之知”与“科学之知”结合起来。既要善于区分善恶、美丑,又要善于区分是非、真假。

“孝悌忠信”,是儒家非常看重的道德规范。儒家非常重视孝悌,认为孝悌是做人、做学问的根本,是修养“仁”的起点。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说文解字》将“孝”解释为“善事父母”。即子女善于侍奉父母,承继长辈之意,这是家庭伦理中调整子女与父母关系的道德规范。悌,本义是弟弟对兄长的礼敬。兄长同胞,又先我生,必尽悌道。忠,就是指忠诚于人、忠诚于事、忠诚于国家和人民。《左传·成公九年》:“无私,忠也。”《说文解字·卷十》:“忠,敬也。”指下对上敬畏恭敬。宋代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说:“尽心于人曰忠,不欺于己曰信。”《康熙字典》:“《玉篇》忠,直也。《易·乾》:“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论语·卫灵公》:“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信”,指忠于职责,诚实守信。董仲舒在“仁义礼智”基础上增加了“信”,称为“五常”,意指具有恒常不变之价值的道德规范。信,是儒家“五常”之一,也是优秀传统道德规范之一。信者,不疑也,诚实也。以诚居心,言出由衷,始终不渝,必然诚实。诚信,就是对自己承诺过的事情要负责任。儒家把诚信作为人的基本道德,主张与人交往要“言而有信”,治理国家要“敬事而信”,君子要言行一致,诚实笃信。

(四)修身养性,明理尚能

儒家、道家都很重视道德修养。从传统伦理文化中吸取一些修身养性的思想和方法,更有助于我们清醒的面对人生和社会。儒家主张为仁由己,推己及人。孔子认为,善或不善,仁或不仁,皆由自己主观努力决定。他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孟子认为,人性中就有善端,只要立志自强,均可走向圣贤。他明确提出人性本善,人皆有仁、义、礼、智“四端”,“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告子上》)因而,只要自己奋发努力,皆可为尧舜。儒家还主张自省慎独。自省,即自我反省、自我克制的方法,也称作“内省”、“自讼”、“思过”等。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并要求君子能“吾日三省吾身”(《学而》)、“内省不疚”。(《颜渊》)慎独,是指一个人独处时也能防止不符合道德的念头和行动。

明理尚能,由“明理”和“尚能”两部分组成。明理,即明辨是非,民间多指一个人能知书达理。汉·桓宽《盐铁论·申韩》:“明理正法,奸邪之所恶而良民之福也。”晋·袁宏《后汉纪·灵帝纪上论》:“犯法当死,不应死自活,此明理也。”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事类》:“此全引成辞,以明理者也。”《元史·良吏传》:“读书务明理以致用。”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下》:“文章之用,或以述事,或以明理。”习近平说:“学史明理”。尚能,在此不是“尚且”或“还能”的意思,而是指崇尚实践技能的意思,多用于职业技术和劳动教育。尚能,本是技术问题、业务能力问题,何以成为道德问题?这就要从对待劳动和劳动技能的态度来理解。一个人会不会劳动,是个能力问题,愿不愿劳动,是个态度问题,是不是真心推崇和学习劳动能力,这就是个思想品德问题了。所以,勤劳和热爱劳动,从来就是中国人民推崇的传统美德。一个人,既能做到明辨是非,又能做到热爱劳动并努力提升自己的劳动技能,就是很优秀、也很受人喜欢了。

(五)尊师重教,尊老爱幼

“尊师重教”,是中国文化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师”,主要指教师,也可包括师傅;“教”,主要是指学校教育,也可包括家庭和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尊师,主要指学生对老师的尊敬、徒儿对师傅的尊敬,同时也指整个社会风尚中对“师”的崇敬。中国历来有尊师的传统。《荀子·礼论》最早提出了“天地君亲师”思想,在西汉思想界和学术界颇为流行,明朝后期以来,崇奉“天地君亲师”更在民间广为流行。天地君亲师,成为为海内外儒教信徒祭祀的对象,多设一“天地君亲师”牌位或条幅供奉于中堂。为古代祭天地、祭祖、祭圣贤等民间祭祀的综合,也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敬天法祖、孝亲顺长、忠君爱国、尊师重教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尊师不仅是对教师职业的尊敬,而且也是对知识、文化、人才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崇尚。古人甚至把尊师与社会盛衰联系在一起。荀子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荀子·大略》)。“尊师”与“重教”师联系在一起的。中华民族素以文明古国著称于世,教育在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礼记.学记》中说:“建国君民,教育为先”。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重视教育、尊重人才的传统,并它作为立国之本。

    “尊老爱幼”是我国的传统美德。从现代社会对道德规范的分类来看,“尊老爱幼”应该属于社会公德的范畴。当然,在家庭道德中,也有一个尊老爱幼的问题。孟子认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仁者爱人”的表现。他还提出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主张。在儒家所追求的大同社会理想中,就有“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的内容。尊老爱幼,关乎一个社会总的道德状况和一个人总的道德面貌。也就是说,无论社会还是个人,如果连“尊老爱幼”这样的基本道德都做不到,那么其他方面的道德就无从谈起。

(六)忠于职守,敬业乐业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这里的“虞”,是指虞人,即古代掌管山泽鸟兽的官吏,这里泛指开发山泽资源的人。 这句话说明,古人已经认识到,人们在自己的职业岗位上勤奋工作,默默奉献,才创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这是职业道德产生的认识基础。忠于职守,反映的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勤奋工作,履行自己应尽的社会义务,其精神实质就是把职业当作自己的事业,兢兢业业为之奋斗,终身不懈。因此,忠于职守,敬业乐业,表现了人们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是人们在职业活动中的高尚品德。“尽职尽责”、“诚信无欺”、“精益求精”、“勤奋严谨”、“团结和谐”,都是忠于职守、敬业乐业的具体表现。在现实社会中,每个人都从事着特定的职业,古人强调“有事无业,事则不经”(《左传·昭公十三年》),这就是说,人们的职业活动不仅是“做事”,而且是“成业”。“成业者系于所为,不系所籍”(《晋书》卷八十二《陈寿传》)意思是,一个人的成就,不在于做什么,而在于能不能尽心尽力把自己所干的事做好。因此,我们民族历来贬斥好高骛远,“大事不得,小事不为”(《晏子春秋·外篇》)的浮华习气,崇尚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七)公勇爱国,清正廉洁

公勇爱国,首先提倡“公”德,即具有急公好义、公而忘私、大公无私、天下为公思想和品行的人。天下为公,出自西汉·戴圣《礼记·礼运篇》。原句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句话的意思是天下是人们所共有的,把品德高尚的人、有才能的人选出来,人人讲求诚信,培养和睦气氛,表达的是一种大同的理想社会。公勇爱国,也提倡“勇”德。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勇”受到格外重视,它是成就君子人格的道德内驱力,“勇者不惧”“知耻近乎勇”至今仍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修身之要。中国学者对“勇”德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孔子之勇和孟子之勇的梳理。孔子曾提出了人生智、仁、勇“三达德”。“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中庸》)

清正廉洁,是为国尽忠,即公勇报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官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官德,就是指为官从政者应该具有的道德品质和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的总和。道德规范、纪律要求和法律法规等,都是广义的官德规范。官德对党风和民风有重要导向和示范作用。官德建设的内容包括道德意识、道德规范和道德活动三个方面。加强官德建设,要批判地汲取传统官德中具有现代意义的成分;继承中国革命道德传统中具有现实价值的因素;学习借鉴别国开展官德建设的有益经验和做法;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切近实际的新要求。我们现在所说的“廉政”,一般解释为“廉洁的政治”,主要指为官从政者在履行其职责时不以权谋私,办事能公正廉洁。其实,古代的“廉政”是“廉正”的意思。“廉正”意蕴深厚,体现了儒家为政以德、正己正人的核心价值理念,是今天廉政建设的根本,需要我们正本清源,发扬光大。古代“政”与“正”相通,可以互训。

(八)胸怀天下,协和万邦

胸怀天下,就要志存高远。中国古人强调“立志”的重要性。立志,就是要确立高尚、远大而明确的奋斗目标和理想,并在行动上努力追求其实现。立志对一切社会主体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对个人来说,更值得重视。因为志乃人之本,犹如舟之舵、水之源、木之根。一个人只有立志,其人生才有明确的方向和奋斗目标,这样人才有立足点和出发点,不至于成为碌碌无为的庸人。立志可以激发积极进取的精神,是人之成长和事业成功的保证。先哲们说:“有志者事竟成”、“志不立则天下无可为者”,无志乃是人生的大忌、大患。志有大小、高下之分。尤其是青年人,应该立大志,以天下为己任,以圣贤自期。虽然古人的志向、抱负、理想与今人有很大区别,但是,古人重立志,提倡立大志的思想,对今人自觉树立远大理想,激励奋发有为的精神,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胸怀天下,就要协和万邦。“协和万邦”之语,最早出现在《尚书·尧典》,表达了古代中国对于国家之间和平共处、和谐发展的美好愿景。西汉“张骞出使”开丝路,明代航海家“郑和七次下西洋”,标志着中华民族从陆路和海路架起了通往亚、非、欧国家的桥梁。唐代高僧“玄奘印度取经”、唐代僧人“鉴真为传经东都扶桑”、明清之际“朱舜水日本传中学”,体现了中华民族不仅善于和勇于吸收外域文化,而且也积极主动向外传播中华文化的开放精神。胸怀天下,就要天下为公。《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包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外交之道,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和平理念,等等。这些思想中的精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坚持胸怀天下”具有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基因。近代中国,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很多有识之士纷纷开展学习、介绍、传播西方文化的工作,包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引入和宣传。这些工作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发展方向和社会面貌。今天,我们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就是对“胸怀天下,协和万邦”理念的践行。

三、明德文化的时代价值

(一)引领社会风尚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道德建设,曾发出“用明德引领风尚”的号召。2019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联组会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的重要观点。他还强调:“明明德,首先要明大德、立大德。”[3]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的号召意义重大,关乎党风、政风、学风、文风和社会风气的方方面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2021年1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的讲话中指出:“在培根铸魂上展现新担当,在守正创新上实现新作为,在明德修身上焕发新风貌,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文化创造,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4]2022年6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用理想信念强基固本,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用优秀传统文化正心明德,补足精神之‘钙’,铸牢思想之‘魂’,筑牢思想道德防线。”[5]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讲话时提到:“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6]2024年3月18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城南书院校区)考察时说:“教师要当好大先生,不仅要注重提高学生知识文化素养,更要上好思政课,教育引导学生明德知耻,树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报国强国大志向,努力成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材。”[7]

在上述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反复使用“明德”二字,反映出他对这个问题的深刻理解和高度重视。正如原陕西省社科联主席、西北政法大学教授赵馥洁所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用明德引领风尚’‘用优秀传统文化正心明德’‘在明德修身上焕发新风貌’。这些重要论述,充分彰显了明德的现实重要性。‘明德’一词源远流长,从虞舜时的‘舜重之以明德’‘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历经夏朝‘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商朝‘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乃惟成汤……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罚’,到西周‘丕显文武,克慎明德’‘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时达到自觉,形成系统,逐渐具备了内涵丰富的价值意蕴。”[8]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明德在当代的弘扬和创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风尚和培根铸魂,就是“明明德于天下”,而这正是当今中国道德和文化建设所应追求的目标。

(二)培育人生美德

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功以才成,业由才广。”

在传统意义上,明德文化要求人们做君子、学大人、敬贤人、崇圣人。我们要培养善良、智慧、勇敢、仁义、诚信、礼貌等的人生美德,就要崇古圣、敬先贤,近君子、远小人。在现代意义上,明德文化要求人们学先进、赶模范、敬英雄、仰伟人。就是要在为人民谋幸福、为国家谋发展、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的崇高事业中立德、立功、立言,做一个有积极贡献的人。

当今社会,文化高度普及,科技高度发达,但社会对各类人才,尤其是对德才兼备高端人才的需求也更加迫切。人才竞争遍及社会各行业,甚至遍及国际范围。科技越发达,与科技伦理和社会文明相关的个人美德也越重要。家庭德育、学校德育和社会德育,是各永恒的课题,其重要性没有,也不会因为时代变迁而有丝毫减弱。

在教育领域,尤其是高等学校的教学、科研、管理和服务工作中,都可以贯穿明德文化的要求。在高校的办学实践中,将明德文化融入党建、融入教学、融入科研、融入管理、融入服务、融入文化,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三)坚守人间正道

明德文化包含个人美德,但又不能限于对独善其身的个人美德的追求,而是还包念对人间正道和人类正义的执着追求。也就是说,明德文化的外延大于个人美德,它们是逻辑上的属种关系。

明德文化要求我们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优良家风;树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理想;无论个人、社群,还是国家,都要走人间正道。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只有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才有使命在肩、责任在我的道义感和自信心。

我们要走好实现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人间正道。这就必须守正创新、向上向善。一百年多来,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形成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包括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都是明德文化的体现。弘扬这些精神文化,就是坚守人间正道。

(四)追求人类正义

明德文化的社会实践领域极为宽广,可以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外交等广阔领域。

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果。体现了人类文明中最深层、最普遍的追求,是中国为当代世界消除对抗、实现和平提供的重要思想公共品,为不同文化和国家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共同的道德基础,促进了世界的和谐、稳定和发展。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公平”的基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发展”的基础;“和而不同”倡导宽容、多元的对话,是“民主”的基础;“以德服人”“协和万邦”是“和平”的基础;“天下为公”要求不以谋取私利为处世原则,是“正义”的基础。这五个方面不仅指向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并成为这些价值背后的深层理念,其本身也是人类社会生活应该具有的基础性道德价值,由此彰显了中华文明价值理念的普遍意义。

传扬和践行明德文化,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促进国际合作、普遍安全、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生态文明等的要求,是完全契合的。我们要捍卫全人类共同价值,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野蛮行径。

从学理上说,美德论属于德性伦理学,正义论属于规范伦理学,但是,有无正义感和正义理想,能不能追求正义,捍卫正义,主持正义,无论对个人来说,还是对各类社会组织,乃至国家和民族来说,都是毫无疑问的美德问题。作为明德文化的正义内涵,不只是外在于主体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原则,更是一切社会主体,包括个体、群体和国家等的内在需要和理想追求。

四、明德文化的实践路径

(一)传承明德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明德文化源远流长,中国革命文化中的明德文化内涵丰富,这都是应该传承的宝贵精神财富。传承离不开学习、挖掘和整理。以虚心学习的态度对待传统明德文化和革命明德文化,这是第一要求。历史文献、考古资料、民俗文化、地域文化、革命文化(包括革命遗址、革命纪念馆、革命先烈、英雄模范人物的光辉事迹)等,都是与明德文化相关的历史资料,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我们要反对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要在学习和研究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挖掘和整理其中的明德文化资源。当然,前人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也积累了很多优秀成果。例如,罗国杰教授所主编的多卷本《中国传统道德》和《中国革命道德》,就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的重要资料。中华传统明德文化主要集中在哲学、历史和文学,即与真善美相关的资料中,古代文学中的明德文化尤其值得专门研究和整理。宗教文化中也有丰富的明德文化资源,只是与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联系在一起,需要科学分析和分辨。总而言之,对相关历史资料进行学习和研究、挖掘和整理,是传承明德文化的基本途径。

(二)弘扬明德文化

弘扬明德文化,就是要对挖掘和整理出来的明德文化资源,进行大众化、普及化、实践化的宣传教育,让其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并且真正转化为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实践。尤其是在学校里,要推动明德文化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我们要形成党政企校齐抓共管“明明德”;各职能部门、业务部门积极支持“明明德”;各二级单位密切配合“明明德”;全体师生员工主动参与“明明德”的生动局面。要把“明明德”作为核心理念,办学特色和形象工程,真正抓在手上,落到实处。可以开展明德文化的学术研究、学术沙龙、学术讲座、有奖征文、学术会议、建立机构、申报基地、项目和奖项、文化交流等。这也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强调,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文化中都蕴含着明德文化。换句话说,我们传承弘扬明德文化,也就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具体表现,而且是突出重点,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表现。传扬和践行明德文化,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但必须从每一个单位和个人做起。传扬和践行明德理念,也是一项长期工作,永无止境。

(三)推广明德文化

明德文化,能够贯通古今,也能够共享世界,其价值和意义是历史和现实的统一,也是中国与世界的统一。

从明德文化的视角看问题,可以化解中国和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美德论(又叫“德性论”)与规范论的学派壁垒,将二者的优势融为一体,这也是道德研究的新方法和新方向。另外,“明德文化”也是能贯通伦理学、文化学和价值哲学的概念,从明德文化角度研究人类文明,比从伦理学角度研究道德现象,更具有直面人类现实问题的优势,也更具有史论结合、理实结合、纵横结合、继创结合的特点。

我们可以发起成立相应层级的明德文化研究会,与有意愿的学校、单位、乃至国际组织建立明德文化传承推广联盟,也可以鼓励学生开展弘扬推广明德文化的社会实践活动,让明德文化走出校门,走向社会的广阔天地是推广;让明德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遍布天下也是推广。

明德文化是带有理念性、灵魂性和形象性的精神元素,具有亦隐亦显、亦柔亦刚的特点。应该将其有机地、辩证地、创新地融入各部门、各单位的本职工作之中,使之成为阳光雨露般的存在,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灵魂工程”和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尚书》,王世舜、王翠叶译注,中华书局 2012 年1月版,第 475 页。

[2]江畅《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光明日报》2019年04月22日15版。

[3]习近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求是》2019年第8期,第4页。

[4]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12月15日,第2版。

[5]《提高一体推进“三不腐”能力和水平 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人民日报》2022年6月19日,第1版。

[6]《习近平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023-06-02 新华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网。

[7]《坚持改革创新求真务实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人民日报》2024年3月22日,第1版。

[8]赵馥洁《“明德”的四重价值意蕴》《光明日报》(2024年12月30日15版。

版权所有 © 2025 世纪中文出版社  京ICP备2024086036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