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北极航运安全治理初步形成了国际、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共同参与的多层治理机制。不同层面的治理机制相互影响，相互合作，提高了北极航运安全治理的制度化水平。但是，由于北极航道特殊的国际法律地位和自然地理环境，北极航运安全多层治理机制进一步深化仍面临着多层法律治理存在“碎片化”和适用性不足的问题、多元主体之间存在利益分歧以及航运发展利益与环境保护诉求相冲突等困境。多层治理机制构建为进一步推进北极航运安全治理提供了有效的途径：构建共同的目标、完善合作平台和机制建设、深化国际法律规制等。

摘要: 随着北极地区的态势变迁和地缘政治重要性的提升，北极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及其治理的必要性也日益凸显。北极安全问题具有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安全参与的行为体多元化、安全治理的机制复合化等特点。北极安全从本质上看具有全球属性，多元行为体在北极安全上的相互依赖和紧密牵引正在增强，“北极安全共同体”的表征愈发凸显，北极安全的维护从根本上需要国际社会多层面、多领域的合作。北极安全合作面临着传统安全理念阻碍深度安全合作、多重利益博弈增加北极安全治理机制构建的困难、北极治理体系的碎片化不利于北极安全协作的增强等现实困境。北极多元安全行为体需要在新的北极安全观指导下，塑造共同安全愿景，凝聚北极安全共识，深化多元和多边合作，推动“北极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构建。

摘要: 在海洋划界实践中，直线基线规则的适用具有由无序向统一演进的基本特征。从历史脉络上看，直线基线规则主要经历了海岸线初略作为基线、低潮线被视为基线、直线基线规则初步确立以及直线基线规则为国际立法所固化等历史阶段。对直线基线规则的理解，应该建立在直线基线历史发展、海岸形态以及确定基线科学手段形成的基础上。不仅如此，直线基线规则的判例、国际立法以及学说，为阐释直线基线规则的演进、适用及其限制提供了正当性路径。解释直线基线规则的适用条件及其限制，应该充分顾及到海洋划界的复杂性。这不但是不断完善直线基线规则的需要，而且是实现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七条立法意旨与目的的理性方略。

摘要: 2018年的海上执法改革开启了中国海上执法建设的新阶段，推动海上执法在依据、协作、职责、力度、过程等维度取得长足的进展。然而，此次改革也遗留或诱发了一些问题有待解决，海上执法依旧面临着地方执法机构设置方式多样、综合执法改革进度缓慢、法律体系不尽健全等困境。为消除这些困境，可以将渐次推进海上综合执法、健全海上执法法律体系、探索设立海洋管理机构、构建较高层次的综合协作机制等作为发展进路，以提升海上执法效能，助推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

摘要: 当前全球海洋治理架构呈现出碎片化特征，具体表现为存在着性质各异的海洋治理机构和组织，多样化主题的制度体系和不同地域授权范围的机制安排，其不受单一的国际制度所主导，呈现出一种“拼接物”特征。治理架构碎片化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它既是全球海洋治理不断发展的成果显现，也是全球海洋治理陷入困境的制度根源，二者一体两面。面对全球海洋治理架构碎片化现象，需要明确辨析其概念、阐明其特征、明确其对全球海洋治理产生的重要意义及消极影响，扬长避短，从而不断推动全球海洋治理架构的不断完善。

摘要: 渔户转产转业是渔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途径，也是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山东省5个地级市356份渔户调查数据，运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分析海洋渔户转产转业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因素，测算相关因素影响渔户转产转业意愿和行为的边际效应，揭示了渔户转产转业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渔户转产转业的意愿和行为之间呈高度正相关关系，渔户转产转业受户主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变量等因素的显著影响。总体上看，户主参加技能培训、家庭社会网络、便捷的交通及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均有助于提高渔户转产转业意愿和行为的概率。渔户从事捕捞的年代越长，渔户转产转业的概率越低；第二、第三产业占比和转产转业补贴越高，渔户转产转业的意愿越强。渔村兴办企业是推动渔户转产转业的重要方向之一。因此，推动渔户转产转业，需要政府从政策、资金及舆论引导等方面对其予以支持。

摘要: 海洋旅游日益风靡全球，全球主要滨海国家都非常重视蓝色国土的旅游活动，海洋旅游亦成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柔性战略之一。海洋潜水旅游作为海洋旅游的新兴业态，集休闲、康养、运动、冒险于一体，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海洋潜水旅游目的地已成为全球海洋旅游的重要载体类型之一。1、潜水旅游是以“潜水”作为主要的旅游动机，区别于其他海洋旅游活动；2、海洋潜水旅游地呈现地域综合体发展，依托陆域港口城市与海洋生物旅游资源，凭借综合性旅游设施为游客提供了浮潜、水肺潜水、船潜等各种潜水旅游活动(场所),并满足游客海洋体验需求；3、海洋潜水旅游研究较少关注潜水旅游与自然、人文因素间的关系，目的地适宜性分析多停留在中小尺度，未重视潜水旅游地成长特点与一般规律；4、科学诠释潜水旅游目的地可持续成长，亟待解剖影响其成长的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尤其应综合旅游区位机制、成长过程生命周期性、多业态群集与空间竞争/协同理论，深度解析海洋潜水旅游地发展的微观过程、宏观格局与典型规律。未来应重点研究海洋潜水旅游地成长的时—空演化，以及核心海洋生物资源与历史、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等要素的适应性。

摘要: 在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中,中美两国间的战略竞争是必然的产物,但中美战略竞争主要在海空竞技场、能力和利益的非对称、博弈环境的透明化、战略文化差异和科技发展的不确定性等方面具有特殊性。中美在安全领域的竞争场域之一为南海区域的南海问题,美国不仅改变了先前针对南海问题的中立政策,已由有限介入转为积极介入甚至干预,并采用多种手段包括政治外交、安全机制等予以遏制,南海问题呈现国际化、军事化、集团化和规则化、法律化等特点。为维护中国海洋权益包括南海权益,我国通过正常立法程序,制定和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以规范涉外维权执法机构中国海警局的职权,确保国家的海洋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摘要: 海疆是一个国家范畴的地理概念。历史时期海疆的形成与发展既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联系,更与古代先民认识和利用海洋的进程相伴。因此,中国海疆史演绎的主题包括不同时期的陆、海关系和海洋与人的关系;而海疆史研究最关切的是沿海、腹地与近海空间范围内人的生存环境变迁与社会的进步发展。在现代疆域管辖和海洋制度建立前,中国海疆并非指"海洋疆域"。历史时期的海疆空间经历了从海岸线构成"海界",演化扩大为范围界限相对模糊的沿海区域,而后成为王朝国家的沿海疆域的推展发展过程,形成了以海岸带与相邻陆域为主,包括部分岛屿和近岸海域在内、有海洋文明特征的疆域边缘区域。海疆的历史分为奠基、形成、调整定型和成熟与转型等四个阶段;其中宋元时期定型的"中段突出、两端略低"的海疆发展格局,在中国海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地理和地缘角度分析海疆与陆域边疆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历史时期海疆治理既按照疆域治理的一般规律发展,同时更遵循自身的特殊规律。而历代王朝进行海疆经略的政策举措,反映了海疆在王朝疆域体系中的地位变化。

摘要: 从1985年利比亚/马耳他案开始,海洋划界中公平原则的发展趋势开始由灵活性向确定性转变。从两个方面分析这一转变:内容方面,最初的公平原则仅仅强调个案的特殊性而缺乏具体的内容,但是,通过对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法律制度相关性的考察,以及司法判例的反复援引和适用,公平原则已经形成了普遍适用的内容,例如不侵占原则和比例因素;功能方面,公平原则最初发挥的是法律的填补功能,但是,随着等距离方法成为海洋划界的第一步,公平原则的功能也由此变成了矫正临时等距离线可能产生的不公平。

摘要: 海洋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以实践为驱动力,以制度为凭借,契合了海洋治理的时代需求。推动该制度的制定,既面临环境公益诉讼本身的定位之异、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冲突,又涉及海洋案件调查举证之难、评估鉴定之困。从法益内涵、制度规定、诉讼主体深层次剖析惩罚性赔偿与公益诉讼的恰适性、与传统民法理论建构的逻辑承接性,以及运用在海洋环境保护的可践性,可奠定海洋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同时,运用制度性思维明晰赔偿权利人的主体结构、赔偿的程序规则及配套规则,方能以"公益"之吴钩和"惩罚性赔偿"之利剑,维护海洋生态环境之健康。

摘要: 基于旅游生态位理论模型,科学测评2009—2018年广东沿海经济带滨海旅游生态位,并利用探索性空间自相关分析、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深入分析滨海旅游生态位时空动态特征及驱动因素。分析结果表明,2009—2018年沿海经济带滨海旅游生态位历时性变迁幅度整体不显著,局部存在不同程度的"高低交叉"时序演进特征,而"中心高、两翼低"的滨海旅游非均衡性发展格局持续而稳定,东翼边缘性程度总体高于西翼;滨海旅游生态位存在全局空间正相关特征,总体呈现由强到弱的空间集聚态势,而局部存在高—高(H-H)、低—高(L-H)、低—低(L-L)三种空间集聚关联模式;高—高(H-H)空间集聚的扩散效应总体呈现历时减弱态势,低—高(L-H)空间集聚的遮蔽效应总体呈现历时增强态势,而低—低(L-L)空间集聚的"低值锁定"效应总体呈现稳固发展态势;高等级滨海旅游景区数量、滨海旅游市场效益、滨海社会经济支撑力、滨海生态冲击是滨海旅游生态位时空动态分异的四大驱动因素,其驱动力存在动态异质性特征。最后,根据研究分析结果提出针对性策略建议,以期对广东乃至全国沿海经济带滨海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摘要: 受复合而非单一力量的驱使,全球性的从"亚太"到"印太"的地缘战略转变仍然在继续。但是,是否出现了"印太趋势"?美国拜登政府继续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美国与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组成的"四方磋商"举行了首次峰会。其他全球或者地区行为体,包括东盟和欧盟,俄罗斯,以及一些岛屿国家,也推出各自的"印太战略"。各种"印太战略",有一致,更有差异。未来的亚洲地区秩序和世界秩序将受到各种"印太趋势"的影响。如何治理"印太挑战"?"印太"各攸关方参加的新型大国"协奏"是一个有效方案吗?

摘要: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要求各国在参与多边合作中塑造国际海洋治理秩序,虽然已经取得积极进展,但在许多新兴和空白领域仍难以达成国际共识。本文回顾了世界海洋秩序和全球海洋治理理念的变化历程,阐释了"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意义,认为该理念可能会主导未来国际海洋秩序。本文总结了我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所面临的挑战,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即不断提升维护海洋权益的能力;提升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风险防控能力和战略定力;深度参与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海洋治理;构建海洋强国建设法制保障体系。

摘要: 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正在历史机遇和现实挑战的交织中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互联互通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其中"软联通"具有鲜明的国际机制属性,并蕴含政策扩散、规则流动、标准提升三重机制效应。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借助"软联通"的机制逻辑,加强以"发展"为基调的海洋政策对接、以"法制"为核心的海洋规则对接及以"公益"为底色的海洋标准对接。港口、航道、自贸区等关键节点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意义重大,"软联通"机制效应有助于提升港口效率、维护航道安全,并促进自贸区的制度创新。"软联通"机制将助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摘要: 加快推动海洋产业转型升级、激发海洋经济活力是我国实现海洋强国的重要途径。首先梳理了产业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系,指出了海洋产业转型升级是海洋产业持续发展的关键,然后结合海洋产业的特点,从动力、方向、目的三个角度,对海洋产业转型升级的内涵进行了分析。进一步,提出了从动力、产业结构、综合效益三个层次构建的海洋产业转型升级的评价框架,回答了如何评价海洋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水平的问题。

摘要: 南极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极端环境使南极遗传资源具有重要的经济、生态和科学价值。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已经讨论南极遗传资源管理近20年,通过了三项决议,但是没有实质性解决南极遗传资源管理问题。本文回顾历史文件,梳理南极遗传资源讨论进程以及存在的焦点问题,包括定义、信息共享、环境保护以及全球进程与南极条约体系互动等。在此基础上,文章比较分析了南极遗传资源采集和科学研究与渔业活动之间的关系,探讨南极条约体系相关原则应用于南极遗传资源的可行性及可能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未来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将会解决南极遗传资源操作层次的规则,但是惠益分享因南极条约体系的特殊性而非常复杂,需要谨慎处理。

摘要: 国际海洋规则制定能力主要表现为影响国际海洋规则内容的能力,受创制能力、整体实力和领域优势等多种因素影响。海洋综合实力是国际海洋规则制定能力的物质保障,国际海洋规则制定能力可以为海洋综合实力在全球海洋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提供制度保障。在构建包容性海洋秩序时代,提升国际海洋规则制定能力是海洋强国建设的着力点。全球海洋治理法治化也迫切要求海洋强国提升国际海洋规则制定能力。新时期我国海洋强国建设应将国际海洋规则制定能力纳入海洋强国指标体系,有效参与并引领国际海洋规则制定,增强涉海议题设置、议程把控以及方案设计能力,通过密切关注国际海洋实践,对重要的海洋法理论前沿问题进行跟踪性研究,尽快组建稳定且精通国际海洋法的专业人才队伍。

摘要: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进一步丰富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价值引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则是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平台。应对非传统海洋危机问题,既是"海洋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推广的试验场,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点领域。虽然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价值引领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通过立法和司法等方式进一步传播"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利于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此外,增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合作文件的硬法因素,也有利于保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顺利进行。

摘要: IMO组织宪章明示其咨询及建议机关本质与义务。"强制审核机制"的推行,表明IMO在组织宗旨引导下运用暗含权力的具体实践,然而强制性要求缔约国接受审核一事已损及主权国家行动,其新增权力更无从由明示权力推论来获得,导致"强制审核机制"存在法律解释上"必要性推论"的不足及缺陷。虽然多数缔约国政治意愿的实践支撑了"强制审核机制"存在的基础,但是这在法律上不代表可以忽略缔约国倘因审核不达标而被港口国制裁而蒙受损失的IMO责任归属问题,更无从剥夺缔约国因损害而向IMO提起国际司法诉讼来寻求救济的法律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