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陕西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历史文化的集聚地。其中蕴含着许多丰富的旅游资源和值得发扬的历史文化，最为突出的便属于遗址文化。西安作为遗址公园的聚集地，蕴含的丰富遗址文化更是向世人展示了陕西地区的悠久遗址文化底蕴。本文以陕西旅游文化翻译及传播现状为研究背景，结合实例探讨了在生态翻译学理论下的“三维转换”法以及翻译生态环境对于遗址文化对外传播的启示，以期改善陕西旅游文化翻译及传播现状，为提升陕西旅游文化的影响力贡献绵薄之力。
1. 文化走出去与遗址文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紧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目标，围绕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发展的新课题，多次提及文化自信并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提出并对其作出特别阐释，明确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1］。随着中国实行中国文化“走出去”方针和深入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越来越受到了外国人的关注。丝绸之路经济带各沿线国家开始发展文化遗产旅游，以此独特的优势传播文化，在服务于文化“走出去”倡议中发挥着重要的先导作用，我国也不例外。经济进入新常态，文化旅游逐渐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新支柱产业，对于“一带一路”文化旅游的研究也逐步深入。我国经济带沿线的文化遗产众多，对于提升文化自信并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旅游文化作为世界了解中国的一扇窗，越来越多的游客和学者将目光投向中国。
遗址公园不仅作为遗址文化一种必要的载体，同时作为遗址类文化遗产的一种保护手段，承载和传递了悠久而灿烂的中华文化，也是让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了解中华文化从形成、兴起到繁盛、沉淀再到流传这一历史脉络的重要途径。由此可见，从文化旅游到文化传播才是我们要达到的一个目标。遗址公园，作为西安生态文化旅游的一个新名片，吸引了众多游客和研究学者。而遗址公园中外宣资料是中国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支撑，其翻译质量对西安形象的对外形成和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而引起不少学者的重视和研究。
2. 遗址公园外宣的翻译生态环境
翻译生态环境是生态翻译学理论的九大研究焦点和理论视角之一，强调的是一个由语言、文化、社会、作者、读者、译者等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这些因素既可以制约译者进行最优化的适应选择，又是译者进行适应选择的前提和条件［2］。遗址文化外宣资料是为了向海外传播中国遗址文化，其目的是对外文化的输出，吸引更多的海外游客亲临遗址公园真正地体验中国传统遗址文化。通过调查发现，走出去的中国文化，尤其是类似遗址文化的带有历史悠久的文化还没有真正使得中国文化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其传播方式和传播途径的不完善，还有很大的上升和发展空间[3]。斯皮瓦克曾基于自己创新的翻译主张成功有效地向西方译介非西方文化作品，他提倡翻译应该忠实于原文，让西方读者感受到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认识到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和异质性，提倡用异质文化独有的魅力来吸引西方读者[4]。而遗址公园具有它独特的异质文化，高质量的遗址文化外宣资料的翻译能够让西方读者感受到其自身独特的文化魅力。这就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在“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基础下，根据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进行“选择”[5]。异质文化外宣资料的生态环境决定了译者要从传播和宣扬中国文化的角度出发，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需要尽可能的保留其中的文化特色，灵活选择翻译方法，恰到好处的传播文化内涵。
3. 西安遗址公园外宣资料英译的生态翻译学探析
生态翻译学指导下的翻译方法是“三维转换”，译文的优劣应取决于译文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三维转换中是否适应了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并作出适应性选择。以下对收集的遗址公园外宣资料英译的三维转换进行了研究分析：
3.1语言维
在充分考虑了翻译的整体生态环境后，首先应该考虑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中的语言维指的是语言维的转换指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6］。汉语和英语属于两种语言体系，存在着一定的差别。译者应该清楚这两种语言上的差异性，尽量做到在词、句、篇等不同层次的转换[7]。
Eg.1 太液池，位于大明宫北部，又名蓬莱池，是唐代最重要的皇家池苑。Taiye Pond, located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Daming Palace, also known as Penglaipond, is the most important royal pool in tang Dynasty[8]. 可以看出译者在本句中将太液池在本句中前后分别翻译成pond和pool，这会让读者感到迷惑，思考这是否指的是同一个地方。尽管这两个单词是同义词，但是他们在着重点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太液池是人工造池，这一点上是跟pond意思接近的。因此，笔者认为翻译成“Taiye Pond”更加合适。如能在同一的地方统一一下译本，在语言转换上寻求统一，就会避免疑惑的产生。
Eg.2 玄武门位于大明宫北宫墙部略偏西处，是大明宫北宫墙正门。The Xuanwu Gate was on the west-central part of north wall of the Daming Palace. It was the main gate on the north wall of the Daming.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原文是一个句子，但是译者将它拆成了两个句子，用 “it”来做第二个句子的形式主语。这跟原文是截然不同的。在汉语中经常省略主语，然而英语中习惯弥补一些省略的部分来展示句子结构以及句意之间的逻辑性。译者显然在语言结构上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很好地实现了转换，使得读者在读起译文来更加具有逻辑性，更加有意义。
3.2文化维
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和阐释。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到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之间的文化差异，避免简单地直译或音译，减少译语读者在文化理解上的障碍。
Eg.3汉城湖水域历史悠久，曾为汉代漕运明渠。“The water area around the southeast Han city wall served as an open channel for official water transportation during the Han Dynasty.” 这是位于西安北郊的汉城湖遗址公园，有关汉城湖的一句介绍。可以看出，译者在对有关“汉城湖”的翻译时，考虑到译语读者的文化理解力，对其进行了解释，在文化维上做了很好的转换。
另外，查阅资料可知大慈恩寺遗址公园前身是曲江春晓园，后经曲江管委会重新进行艺术定位、改造更名为现在的大慈恩寺遗址公园。其主题和设计深刻体现了佛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在该景区的门票上发现其名称的翻译为“Da Ci’en Temple”。从文化维转换来看，此音译翻译并没有表达出其中的文化色彩。根据有关修建大慈恩寺的文献记载可知，此寺创建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公元 648 年），是太子李治为了追念他的母亲文德皇后而建。笔者建议保留人文 色彩，采用意译法改译为“Great Mercy Temple”。翻译本身也是一种跨文化的语言交际，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保留源语言文化，也要尽可能的使译语读者明白源语文化内容。
3.3交际维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在翻译实践中，译者既要准确无误地转换旅游文本所传达的语言内容和文化信息，又要关注原文的交际意图是否达到。
Eg.4 唐代统治者以老子为祖先，把老子封为“祖神”、“族神”。The dominators of the Tang Dynasty worshiped Tao Tzu as their predecessors, designating him to be the “Ancestral God” and “God of the Race”. 此句出自大明宫遗址公园内，译者将原文中的“神”翻译成了“God”,表明了他是以目标语读者为导向的，符合旅游文本翻译的准则，也就是有效性。目标读者将会很清晰地理解统治者对老子的尊重，这样的翻译结果展示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使用了归化的翻译方法，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交际维的转换。
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昆明池遗址公园内的七夕公园中，游客可以看到将“珍珠婚”、“珊瑚婚”、“红宝石婚”等翻译成为“Pearl Marriage” “Coral Marriage” “Ruby Marriage”[9]。根据查阅相关资料，得知根据婚龄而出现的金婚、银婚等称谓起源于西方文化，对应的英文表达为Golden Wedding，Silver Wedding等。“wedding”也是在西方中已被广泛使用和接受的一词，所以“wedding”比“marriage”更加恰当。“marriage”的适用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会让目标语读者和游客产生了困惑。
4. 结语
生态翻译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通过对西安遗址公园外宣资料进行搜集调查分析，发现有的在翻译过程在语言、文化、交际三个方面做到了很好的转换，然而有的译文也出现了文化内涵阐释不明确、文化传播和传递交际意图不成功的现象。西安各遗址公园外宣材料文本的翻译质量直接关系到地方形象的对外宣传。这就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译者作为两种语言转换的媒介和两种文化的传播者，其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在翻译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笔者认为，译者在复杂的翻译生态环境下首先要夯实自己的语言基础，也要对其文化内涵有所了解，在“译准”的基础上“译好”。在文化“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战略下，顺利输出西安本土文化精髓，提高中国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2]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 中国翻译, 2011(2): 5-9.
[3] 关熔珍. 斯皮瓦克翻译研究初探[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8(1): 62-65.
[4] Spivak,G.C. Questioned on Translation Adrift[J]. Public Culture, 2001,13(1).
[5] 胡庚申. 翻译适应选择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6] 胡庚申. 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J]. 上海翻译, 2008, (2) : 1－5.
[7] 杨文丽. 生态翻译学视角西安地区旅游文本英译不足研究[D]. 长安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2018.
[8] 陈丹. 译者主体性视角下旅游文本翻译研究—以西安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旅游文本为个案研究[D]. 西安外国语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2017.
[9] 刘彩丽,刘娟,王燕娜.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昆明池景区旅游文本的英译研究[J].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2018, (7).
［作者简介］
李佳（1993-），女，陕西西安人，硕士，陕西国际商贸学院助教，主要从事科技翻译，中医典籍翻译研究；
赵旭（1983-），男，陕西汉中人，陕西国际商贸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英语翻译与教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