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言
王理行( 2003) 提出“译者应尽其所能、全面忠实地再现原作有机整体中的一切因素”，强调“全面忠实于原作是文学翻译的唯一目标和标准”。冯全功（2019）则谈到全面追求忠实“会给人一种让忠实‘不堪重负’的感觉，也很难体现翻译过程中的矛盾与张力”。翻译实践表明，翻译作为一种复杂的伦理活动，译文要在思想、内容、风格等方面都完全“信”于原文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为研究翻译之“信”提供了思考方向。那么，什么是“信”？“信”的目的是什么？“信”于谁？“信”于作者，文本，读者，译者，还是兼而有之？孰轻孰重？反过来，“信”又是如何受他们影响的？能否达到“信”？“信”的评判标准是什么？有绝对的“信”吗？怎样做到“信”？从哪些方面做到“信”？如何为“信”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国内外学者对此都进行过相关的研究，本文试图通过对翻译“忠实”，即翻译之“信”研究的概述，反思其研究成果。
2.翻译之“信”的国内外概述
2.1国内概述
国内的翻译活动由来已久。语言体系形成之后，为了方便同族或异族间的交际往来，翻译便成了语言差异化沟通的桥梁。千百年来，在交际中产生了翻译，在翻译活动中形成了翻译思考；在翻译思考中又形成了丰富翻译理论。
早期译人在译经时就开始探究翻译之道。三国魏晋时主张“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认为“案本而传”，巨细无遗，最为稳当。但语言文化有所差异，原文有原文的表达法，译文有译文的表达法，两种语言，并不完全贴合。玄奘认为在“案本”之外，须略加变通，以“求信”为上。“信”的雏形也随之形成。
严复言：“求其信，已大难矣！信达而外，求其尔雅。”（1898）“信”、“达”、“雅”三字标准由此成为诸多译者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热衷探讨的课题，被众多翻译家视为最重要的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三字标准中的“信”作为翻译的基石，尤为重要。梁启超说：“先信然后求达，先达然后求雅。”（1920）这是递进的观点。林语堂持认为“翻译的标准，第一是忠实标准，第二是通顺标准，第三是美的标准。这翻译的三重标准，与严氏的‘译事三难’大体上是正相比符的”（1933），这是并列的观点。艾思奇指出“‘信’为最根本，‘达’和‘雅’对于‘信’，就像属性对于本质的关系一样”。（1937）这是主次的观点。朱光潜则把翻译归根到底落实在“信”上：“原文‘达’而‘雅’，译文不‘达’不‘雅’，那是不信；如果原文不‘达’不‘雅’，译文‘达’而‘雅’，过犹不及，那也是不‘信’。绝对的‘信’只是一个理想。大部分文学作品虽可翻译，译文也只能得原文的近似。”（1944）之后，傅雷提出了著名的神似论，许渊冲提出了三美、三化、三之，刘崇德提出了”信达切”三字原则，对严复的三字原则做出了改进。张今先生提出了真善美的翻译标准，其中，“真”是真实性原则，也是“信”的另一种解读。
2.2国外概述
英国的Alexander Fraser Tytler在其所著的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三原则”：1.译文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2.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文的性质相同；3.译文应和原作同样流畅。泰特勒认为“好的翻译”应该是:“原作的长处完全移注在另一种语文里，使得译文文字所属的国家的人能明白地领悟，强烈地感受，正像用原作的语文的人们所领悟的、所感受的一样。”他强调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的反应的一致。
美国著名翻译家Eugene A.Neda提出了Functional Equivalence翻译标准。奈达提出的“功能对等”，不完全等同于严复所提出的“信”的标准，对等是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照顾读者反应并体现语言共性。
德国翻译理论家费尔梅教授提出了“意义上、功能上、效果上等值”的翻译标准：“最早，认为翻译必须正确再现原文，后来，译界谈论的是忠实的、等值的翻译。现在，则精确了:与原文相比，译文应该在意义上、功能上或效果等值。”
3.对翻译之“信”的反思
第一，什么是“信”？从“信”的明确提出者严复的译作中透露出对“信”的解释及态度，一方面是将西方思想体制理论如实翻译出来，但另一方面也融入了其强烈的救国强国之情怀与时代所赋予的传统意识，每一本译作都有鲜明的针对性。严复之“信”可以理解为忠实原文，然而这与他的翻译实践并不完全相符。翻译活动本就具有复杂性，而且翻译理念也反映了一定的文化潮流，社会关系与阶级意识，同时也受制于译者的时代背景、意识形态与翻译目的等。严复的翻译也是一场社会性活动，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事实上，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翻译之“信”，前人对“信”的解读也不该成为铁律，翻译之“信”应该因时而变，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第二，能否做到“信”？有绝对的“信”吗？译文要在各个方面都完全“信”于原文几乎是不可能的。冯全功（2019）也指出，“绝对的忠实是不存在的，以绝对忠实来否定忠实也是不切实际的。与其说忠实是一种标准，不如说是一种理想，一种伦理诉求，或者说其作为伦理与理想的分量理应大于其作为标准与现实的分量。”翻译活动能够做到的是趋于“信”这一动态过程。在满足对“信”的伦理诉求的同时，也应该在目的论的指导下，适当调整“信”的“度”。所谓译无定法，也只有在求“信”的同时，译界给予译者更大的包容度，译者在自律翻译的同时给予自身更大的容错度和改进空间，才能呈现出异彩纷呈的译作和译界的“百家争鸣”。
第三，怎样做到相对的“信”？周领顺（2019）提出了“面向语言层的‘求真’和面向社会层的‘务实’”。冯全功（2019）指出语篇忠实度受“翻译体裁、翻译方向、传播渠道、跨文化交流的阶段性等”因素的影响。两者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层面提供了翻译思路。实际上，在翻译目的论的指导下，要辩证地看待翻译之“信”，做到“求真”和“务实”的有机融合。
4. 结语
概述前人的研究成果，反思研究的不足，展望未来的研究趋势，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有助于对翻译中“信”的内涵的全面理解和动态掌握。翻译活动的核心任务就是进行跨文化交流，要考虑到受众的层次和翻译的意图，辩证地看待翻译之“信”，从而使翻译更好地服务于人类。
参考书目
［1］王理行. 忠实是文学翻译的目标和标准——谈文学翻译和文学翻译批评[J].外国文学，2003.
［2］冯全功. 翻译忠实观: 争议与反思[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9.
［3］周领顺. 译者行为批评的理论问题[J].外国语文，2019.
作者简介
王格（2000.10-）女，湖北天门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翻译
张万防（1980.1-），男，河南新乡人，副教授，硕导。研究方向：翻译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