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杨宪益（1914-2009）是我国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文化史学者和诗人。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杨宪益与夫人戴乃迭相濡以沫，共同翻译了《离骚》、《资治通鉴》、全本《红楼梦》等上百部中国文化经典和文学作品，可谓译作等身，洋洋大观。他们的译文准确、生动、典雅。因其在中国的翻译事业与对外交流与传播方面的杰出贡献，2009年杨宪益获得中国翻译界协会“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成为继季羡林之后获得该项殊荣的第二人。因此对于这样一位翻译巨擎来说，时下研究他的翻译及翻译思想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对杨宪益翻译思想进行解读。
所谓生态翻译学，是指从翻译生态的角度出发运用生态理性翻译进行纵观的整体性研究。基于这种认识，本文从该视角探讨杨宪益翻译思想，或将有助于考察生态翻译学解释翻译活动的适用性；更重要的是，或将有助于对杨宪益翻译思想和学术价值做出更进一步的探寻和挖掘。
二、翻译生态的“和谐统一”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一个整合一体的、和谐统一的系统。“和谐统一”的理念在翻译活动的各个环节都是适用的。
在百家争鸣中，杨宪益始终把“信、达、雅”作为翻译最高的标准。“到目前为止，尚无人超过严复先生提出的‘信、达、雅’论。其中，‘信’是第一位，没有‘信’就谈不上翻译。‘达’，不仅要忠实于原文愿意，更要传神，要有所升华。最难的是，第三境界‘雅’，没有多少人可以达到。”在他一生的翻译实践中，杨宪益始终把“信”，即忠实传达原文的意义放在翻译标准的首位。正如党争胜所说，“杨宪益的翻译可以看做是‘临摹式翻译’。杨宪益在与读者交流的过程中也曾明确表述：“我们几乎是同时翻译的，但彼此不知道。霍克斯译《红楼梦》译得像英国小说，我则较忠实于原作。在《红楼梦》的不同版本中，若句子不同，霍克斯就选一句他认为比较好的，所以他不是照着一个版本译的。我依据《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前八十回）翻的，后四十回则是通行的程乙本。”（如水）在“忠实于原作”思想的指导下，杨宪益力求“形似而后神似”，可以说，都达到了“德艺双馨”、“天人合一”的和谐统一的生态境界。
三、翻译主体的“译者中心”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一种以“译者为中心”的智力活动。翻译的优劣、译品的生存和长存与译者的素质密切相关。
杨宪益曾语重心长地对翻译爱好者说：“要做好一名好翻译，外语是一个方面，中文基础和功底很重要，需要对文化的理解、对两种文化的诠释。”（转引自郭晓勇，2010:20）杨宪益自小便有外教在家中教他英语，后就读于天津英国教会学校。课余时间博览群书，涉猎广泛，正是具备了深厚的中西文化素养、开阔的比较文化视野、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完美的翻译搭档为杨宪益的翻译事业铺垫了坚实的基石。
作为翻译的主体，译者的个性、气质、心理禀赋、知识面、语言运用能力、立场、道德或多或少地会在翻译过程中反映出来，直接影响到译品的生成。可见，任何译作都会留下译者的心迹和才情，译作是译者自我化的再现。相当一部分作品中体现出的中国古代文人的性格气质与处世哲学，与杨宪益的人生态度和性情不谋而合，与其精神感悟产生共鸣，从而实现译者的主体意识和原语文本意识的高度融合。同时杨宪益海外留学多年，深谙译文读者的审美习惯和审美期待，从而体现简洁、平易、清楚语言的审美取向。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杨宪益对待翻译的文化取向。他认为，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更是要传递文字背后的文化习俗和思想内涵。可以说，杨宪益的翻译是超前的，更倾向于文化翻译。
四、翻译行为的“适应与选择”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翻译活动始终贯穿着译者的适应与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杨宪益先生的人生发展在内的翻译活动，都是他的“适应”与“选择”的结果。
我们知道，杨宪益先生当年决定留学英国是为了学习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可以阅读更多的古希腊罗马文学著作。当时面对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这两所世界顶尖学校的选择。杨宪益毅然选择了牛津大学默顿学院攻读古希腊罗马文学。他当时回忆说，剑桥大学当时侧重于工科，以学习科学为主，而牛津大学才是他心驰神往的文学殿堂圣地。1936年至1940年间为日后杨宪益译介古希腊罗马文学作品打下了坚实的语言文化基础。其中从希腊语译出的荷马史诗《奥德修记》以其译笔信实流畅，保留了原著风格与行文特色备受读者欢迎。
笔者认为，在选择翻译作品方面，杨宪益首先考虑的是选择具有时代精神，是适应社会发展趋势和读者的需求的作品。例如，在抗日战争这个特殊历史时期，杨宪益当时有感于中国大地的黑暗和沉闷，有感于人们精神的颓废和沉沦，当下群众迫切需要接触具有强烈民族色彩和民族情感的文学题材作品。鲁迅的作品《朝花夕拾》、《阿Q正传》等一系列作品恰当生动细腻地描写了社会底层民众的辛苦、困顿、麻木不仁的精神奴役和创伤的生存状态。这恰好迎合了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读者的精神需要。因此先生选择翻译鲁迅的作品，希冀来唤醒沉睡的人们，获取投身革命战斗的勇气和士气。
五、翻译过程的“汰弱留强”
生态翻译学认为，译者的适应与选择，在翻译操作上遵循着“优胜劣汰”、“汰弱留强”的基本法则。这一基本法则的适用性也可以在杨宪益先生翻译活动中找到佐证。
杨宪益夫妇在合作翻译时一如既往地认真严谨，从不苟且。比如杨宪益夫妇合译宋代范成大的田园诗时，一共改了七八次。（杨宪益，2003：80）对他们来说，修改初稿和直接译原文一样重要和严肃。笔者认为，从翻译过程和翻译操作的层面上看，杨宪益夫妇对译了的东西一改再改三改四改，反复琢磨，倾心倾力，精益求精。事实证明，杨宪益先生的译作能够长期流传，经久不衰，就是由于译品一直在接受“汰弱留强”、“适者生存”、“适者长存”基本法则的制约和检验。从微观上分析杨宪益的翻译作品，包括考察他在译文中的炼音、炼词、炼句的精当取舍，在语体风格上的形神兼备，更能清楚地说明他在翻译过程中“汰弱留强”的规范操作。限于篇幅，不在此赘述。
六、译者追求的“译有所为”
通过翻译，杨宪益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译作体裁多样，有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题材丰富，有爱情、政治、历史题材等；时间跨度大，从古典诗文到现代小说再到当代作家的作品。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读者通过阅读，可以从中欣赏领略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致与美妙。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中西文化的隔阂。通过翻译，杨宪益填补了许多优秀文化作品缺乏英译本或全译本的空白，如《红楼梦》、《儒林外史》。通过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让无数部伟大的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不少还获得了国际声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选》、《关汉卿杂剧选》、《长生殿》等都被英国伦敦大学列为“汉文教材”。（邹霆，2001：284）
我们不难发现，杨宪益先生翻译的初衷、动机和追求是非常明确的，他是在运用翻译来做事情；他是在通过他的译作有所作为，开启了中国文化之门和打开了一扇西方文化之窗，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可以这么说，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来看，正是杨宪益先生运用其翻译做出的“译有所为”，才能深切地感悟到杨宪益翻译具有的深远意义和学术价值。
七、译品生命的“适者长存”
生态翻译学认为，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对于译品来说，“适者生存”、“适者长存”。 先生的译品不仅体现“适者生存”，更实现了“适者长存”。我们可以从国内外对杨宪益先生译著的评价及译著产生的影响力看出杨宪益先生的译作具有长期流传，经久不衰，具有极高的权威性。
目前世界上《红楼梦》全译本只有两种，一种是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版的《石头记》，另一种是杨宪益和夫人戴乃迭合译的。而后者被公认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最为准确，同时最大程度保全了《红楼梦》的中国文化本质，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至今国内还没有人能够推出更好的英文版《红楼梦》。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起，海内外学界对两个译本开始比较评论，对两译本的不同风格特点和文化信息传递得失各抒己见，此后评论不断。2002年10月，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和《中国翻译》编辑部联合举办“全国《红楼梦》翻译研讨会”，可以说，“红楼译学”已经形成。另外，杨宪益先生翻译的《鲁迅选集》成为了国外高校教学研究通常采用的蓝本。（胡宝强，2010）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向国外读者推介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由先生倡导并主持编辑出版了“熊猫丛书”。十多年间，“熊猫丛书”出版了中国文学英文译作一百二十二种，法文译作六十六种，深受国外读者欢迎，曾成功进入西方图书销售网，且许多书再版和重印，如《女作家作品选》连印八次，发行量达五万多册。可见，杨宪益夫妇在国内外翻译界享有崇高威望，深受同仁和后辈尊敬与爱戴。杨宪益先生的译作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归于他灵活地适应了动态发展的翻译生态环境（社会、政治、文化等）。他的译作堪称是“多维度适应”与“优化选择”的杰作。
八、结语
本文从生态翻译学视角考察杨宪益翻译思想，可以体现翻译生态的“和谐统一”、翻译主体的“译者中心”、翻译行为的“适应与选择”、翻译过程的“汰弱留强”、译者追求的“译有所为”以及译品生命的“适者生存”和“适者长存”。笔者期望本研究能深化对杨宪益翻译思想的认知与把握；同时，对由此视角阐释其他译家和译作的研究也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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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邹霆 .永远的探索——杨宪益传[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陈莉（1980.10-）女，汉，湖南常德人，硕士，湖南工业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典籍英译，翻译理论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