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各国联系越来越紧密。在此背景下,中国率先提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世界各国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安全、健康的环境。北极海洋生态安全关乎人类命运,然而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现状依然严峻,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加强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应提高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的技术水平、完善治理机制、加强国际合作。各国在获取北极资源的同时应该关注到北极海洋生态安全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积极参与北极海洋生态安全的治理。治理的技术和经验比较欠缺,治理机制不完善,缺乏相关的规则制度来引导治理活动,且缺乏良好的国际合作。这就要求加强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研究与实践,丰富治理经验,完善北极治理机制。

殖民时代的都柏林充斥着官方机构主导的作为殖民统治外在表征的建筑景观,城市居民特别是天主教阶层身处其中却无法得到家园式的安全感,丧失了认知图绘能力。以城市空间、"菲勒斯"空间和西部空间为聚焦点,《都柏林人》中殖民权力对都柏林城市地理和都柏林人心理图景进行了深刻的塑造,殖民权力以空间为媒介对个体身体行为和心理感受施加了决定性影响,导致了被殖民者进一步的他者化和精神瘫痪。

程抱一的唐诗法译在法国乃至整个汉学界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一直作为经典而广泛流传。运用关联翻译理论这一原则和标准,我们看出程抱一的译文在忠实的基础上灵活发挥主体性和创新性,努力贴近原文的语境效果,将原语作者的意图和目的语读者的期待尽可能相吻合,实现原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最佳关联。寻求最佳关联的理念与他的译者身份紧密相关。多元化的译者身份使他创造性的发挥译者主体性,追求中西方思想和文化的融合。

沙博理撰写的两部英文自传具有清晰的意向性,向英语读者讲述个人、家庭、职业的同时,描述亲历中国当代政治历史和国际局势的变化,其间多有无对应原文本的翻译痕迹,且不乏翻译首创甚至独创。本文探讨沙博理自传中的中国当代政治历史关键词翻译,以"三年困难时期"为例,尝试性归纳沙博理文化自译中的文化本位观和适度变通性原则。

当前正值国际海洋治理的规则调整期和格局重塑期。作为国际海洋事务中的一类特殊的和备受关注的主体,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海洋治理的动态发展中具有与众不同的地位和特点。小岛国巧妙利用独特的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滞后性,以"可持续发展特殊案例"、"全球环境难民"和"广袤海洋监管人"等身份参与和影响全球海洋保护、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等国际进程,通过多平台联动作用和多层级配合战略,争取获得资金、技术援助并实现支持国家发展的目的。分析小岛国参与国际海洋治理的立场和策略,将对我国参与国际海洋治理具有一定启示。

船舶溢油污染事故对海洋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而事故的发生主要是由人为因素中的不安全行为所导致。通过对相关船舶溢油污染事故的分析发现,船员的不安全行为主要有装油作业操作失误、航行中操作不规范和卸油作业操作不当;究其原因,海事机构监管不严,航运公司管理不到位和教育培训机构忽视船员培训质量,最终导致船员不安全行为的产生;要对船员的不安全行为进行纠偏,需要加强海事机构的监督管理,加强航运公司对船员的管理和提高教育培训机构对船员的培训质量,以减少船员不安全行为的产生,保障船舶的安全。

南海问题错综复杂,南沙群岛海域油气资源的开发成为争端各国关注的焦点。解决争议海域油气资源开发问题的最佳途径就是共同开发。本文通过论述共同开发的相关理论,提出背景和法律依据,结合争议海域油气资源共同开发的国际实践,分析我国南沙群岛海域油气资源的现状及各国的相关政策,总结出南沙群岛海域油气资源共同开发存在可能性,同时也困难重重。面对种种困难,我国应该积极采取应对措施,进一步加强对南海断续线及线内水域性质和地位的研究,加大开发力度并处理好先存权问题,构建南沙群岛海域油气资源共同开发的合理模式。

"山东蓝区"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和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需要适时调整和完善体制机制,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和蓝色经济区内部的新发展、新要求。从海洋管理、海陆统筹发展、人才培养与引进、产学研、投融资、海洋生态环境、区域合作等方面系统分析了"山东蓝区"建设体制机制的现实实践和运行效果,发现"山东蓝区"仍然存在管理体制漏洞较多、海陆统筹机制不完善、人才与创新机制约束明显、产学研协作机制不健全、投融资支撑能力不足、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亟待加强、区域间合作机制形式化严重等问题,鉴于此,从推动实施"多规合一"、深化海洋管理体制改革、构建区域协同发展机制、破除科技创新体制障碍、构建多元化投融资体系、完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推进"山东蓝区"建设体制机制创新的政策建议,以期对实现"山东蓝区"的跨越式发展具有指导作用。

在建设"海洋强国"的背景下,海洋事业进入高速发展的时期。与此同时,海洋生态环境与海洋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凸显。这种矛盾关系将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正常步伐。本文突破传统的仅考虑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局限,将产业现代化因素纳入模型的分析框架,讨论海洋产业现代化对经济与环境之间矛盾的调节作用。本文首先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计算环渤海地区产业现代化水平。然后利用2004—2014年环渤海地区省际面板数据,分析海洋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产业现代化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根据产业现代化进程进行分组讨论。结果表明,海洋产业现代化能够缓解海洋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胁迫关系,但是产业现代化进程不同,缓解作用不同。所以,各地区政府根据各自产业现代化进程,探索各地区海洋经济发展优化路径,对缓解海洋经济与生态之间矛盾关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2012-2016年JCR收录的52种SCI渔业期刊发文数据为研究对象,借助Citespace软件、Excel和Incites数据库,用文献计量学和知识图谱可视化方法对渔业研究总体趋势、研究力量分布、研究热点等方面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全球渔业研究总体稳定发展,中国论文产出呈现持续增长的良好态势;研究热点集中在基因、免疫系统、分子克隆、疾病控制和种群评估、气候变化、渔业生态系统等方向;利用计算机软件为渔业分析、评估、模拟生态学问题等提供分析结论可能是今后的研究热点之一。

经济新常态是我国当前处于并且将长期持续的一种经济状态,其增速放缓、结构转型等基本特征将会为我国带来新的经济发展机遇,但也可能引起并放大一些经济-社会问题,对于我国的海洋经济特别是以传统产业为主的海洋渔业就更是如此,海洋社会群体的生产生活将会因新常态而产生一定的冲击。为了解决由此产生的相关经济-社会问题,海洋社会政策及其托底就显得十分必要。它需要以人为本,同时还要强调个人责任与机会公平以及社会保护的政策理念,具有补救性、发展性、预防性、及时性以及瞄准度高等特征。要实施海洋社会政策托底,需要进一步的重视海洋社会政策的重视,加强救助与服务的结合、政府与社会的结合,更加注重和其它公共政策的联动和配合。

《南极条约》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南极的法律地位,但其第4条冻结了各国的南极领土要求,使各国关于南极领土的争端逐渐缓和并搁置下来。从1959年至今,以《南极条约》为核心的南极条约体系逐步建立,为各国南极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但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和适用,因其没有明确与南极条约体系的关系,使本来平静的南极又动荡起来,各国在南极活动过程中除了可能的关于南极条约体系解释和适用的争端,还潜藏着因南极领土主张国对南极海域主张"领海"、"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引发的争端。本文着重分析南极条约体系对南极争端的解决原则和方法,并提出完善南极条约体系在南极争端解决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海洋蕴含着丰富的资源,我国海洋文化绚丽多彩,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呈现出显著的区域特征。以往研究,尚未找到能对海洋文化的时空特征,进行准确刻画的方法。地名是一种社会现象,其形成有着深刻的地理、历史和文化背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该区域的文化。从地名的由来及其演变过程,对我国海洋文化的时空特点进行研究,具有一定创新性。借助二元选择模型研究发现,我国是一个大陆国家,总体而言大陆文化为主,海洋文化处于边缘。我国海洋文化延续性较强,近代以来,随着人们海洋意识的不断提高,我国海洋文化得到较快的发展。

海南渔民的《更路簿》经过了四十多年来的专家调查,迄今已发现42种,极大地丰富了《更路簿》的研究内容和文化内涵。通过对这些版本的梳理和研究,发现以前许多人给《更路簿》下的定义是不准确的。《更路簿》记载的在各个岛礁之间来回航线,形成了蜘蛛网式或放射性的格局;海南渔民航线密集的区域是渔民的捕鱼区或称渔场;与渔民的南海诸岛航线与海上丝绸之路航线有交叉和重合。

海域使用权的抵押是实现海域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我国关于"海域使用权抵押权的设定方式""抵押登记""不得设定抵押权的范围""不得抵押的财产设定抵押权的法律效果"等规范存在着不足与缺失。如,我国立法遗漏了"法定抵押"这一抵押权的设定方式;在抵押登记规范方面过度强调了登记机关的审查职权与审查责任,而忽视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等。这种状况的存在对海域资源市场化将有重大的阻滞作用。从合理性与应然性考虑,我国应当提高相关规定的效力位阶,同时进一步明确海域使用权法定抵押权这一取得方式,修正并调整"不得设定抵押权的海域使用权"的范围,明确规定不得抵押的财产设定抵押权的法律后果为抵押权无效。

北极地区的环境保护、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经济的有序发展有赖于对北极的科学认知。广泛开展北极科学合作已成为北极国家的共识。2017年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上,北极国家签订《加强北极科学合作国际协定》。该协定对科学活动采用广义的解释,对适用的地域范围则模糊化处理。依据条约的相对效力,其仅约束缔约国的科学活动,但该协定可在第三国同意的前提下为其设定权利,扩大了北极科学合作的主体范围。适用地域范围的模糊化处理有利于未完成海洋划界的重叠区域及未明确外部界限外大陆架上的科学合作,但科学活动不构成对任何权利主张的法律依据。那些关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科学合作也为北极利益攸关国的参与带来机遇,为共建可持续发展的北极提供科学交流与合作的契机。

中国在近代以前的漫长历史中都是一个陆权国家。直到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通过其坚船利炮敲开中国国门,近代中国才开始被迫面对海权问题。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海战,中国基本上丧失了制海权的控制。西方海权观念传入中国后,近代国人在反思战争失败中认识到制海权和海上力量的重要性,进而运用海权指导海军重建。国际法的传入使得近代中国开始从海洋权利的视角理解海权并运用国际法维护海洋权利。20世纪初,以孙中山和陈独秀为代表的思想家,从国家主权的高度去理解海权,试图通过发展海上实业争取海洋权益以及收复领港权等手段加强海洋权利的维护,这标志着近代中国海权观念的成熟。近代中国对海权观念的理解和运用囿于自我防卫的战略目标,这与西方列强利用海权进行殖民扩张有根本的区别。近代中国的海权观念的嬗变一方面受到政治、经济及文化的限制,另一方面又在抵御外侮和维护国家主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近代中国海权观念的研究,对我们今天海权观念的建构以及"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近十几年以来,在首相官邸职能不断强化、原有机制弊端日益凸显等背景下,日本大力推动海洋政策决策机制的转型,力图将首相官邸确立为新的主导方。为了实现这一转型,日本政府进行了严密的制度设计,完成了决策机构与法律体系的双重构建。在决策机构上,日本政府建立了海洋政策本部,并与各省厅共同组成了新的决策机构体系。而在海洋法律方面,日本政府于2006-2010年渐进地完成了以《海洋基本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的构建。尽管革除了原有机制诸多弊端,但因政策制定能力有限、族议员与利益集团等势力的牵制、片面迎合国家右倾化政策等原因,新的日本海洋政策决策机制总体上仍存在很大的局限。日本海洋政策决策机制的转型将明显扩大以安倍为核心的首相官邸权力边界,对日本在钓鱼岛、印太战略、南海等重要涉海议题上的政策走向以及未来的亚太安全局势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民间信仰活动逐渐复苏,各地庙宇纷纷重建。作为民间信仰活动的空间载体,海神庙的重建意味着村落公共空间的重塑。重塑后的公共空间成为村落空间中经济、政治、宗教、文化交汇的核心,也成为村民家族内部权力、本地村民与外地人、民众与基层组织或国家之间互动交流并实现村落群体认同的公共空间。海神庙重建的社会学意义正是理解海神庙在社会的现代变迁中能够获得持续生命力并得以传承的内在原因。

近岸海域水质污染是陆域经济社会活动对海洋环境负外部性的集中呈现,是过度利用海洋环境容量与忽视海洋自净能力的体现。本研究以"时间和空间"为切入点,按照"过程-格局-机理"的分析框架,分析56个沿海城市近岸海域环境污染时空动态演变格局的形成及发展过程,甄别不同区域近岸海域环境污染的关键影响因素,探讨近岸海域污染防治的路径选择。从时间过程上看,变异系数揭示出56个沿海城市近岸海域污染差异较为显著。从空间格局上看,空间自相关系数表明沿海城市近岸海域环境污染程度与地理相邻城市具有正向的较强的空间自相关关系,集聚效应逐步显现。从核心影响因素来看,局部变量"人均第二工业产值"、"人均第三工业产值"、"人均工业污水排放量"和"人均城市污水排放量"的回归系数并不是区域内的某种"平均",而是在56个沿海城市各不相同,表现出了近岸海域环境污染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