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章结构解析作为篇章分析的子任务,对于篇章理解和下游篇章应用至关重要。该文基于中文连接依存树篇章标注语料,利用转移系统和深度学习的方法,给出了一个完整的从平文本到树形结构的篇章结构自动解析框架。该文统计了中文篇章语料的基本特点,提出了针对树形篇章结构的评测方法,并采用不同的方法对篇章解析过程的篇章子结构进行分布式表示,对比了不同方法下篇章结构解析的性能。

在基于神经网络的依存句法分析中,对分析栈和决策层信息的表示和利用依然有值得深入研究的空间。针对分析栈的表示,已有工作并没有对单棵依存子树独立编码的表示,导致无法利用各个依存子树的局部特征;也没有对生成的依存弧序列进行编码,导致无法利用依存弧的全局信息。针对决策层的表示,已有工作利用MLP预测转移动作,该结构无法利用历史决策动作的信息。对此,该文提出基于多特征融合编码的神经网络依存句法分析模型,基于依存子树和历史生成的依存弧表示分析栈,利用TreeLSTM网络编码依存子树信息,利用LSTM网络编码历史生成的依存弧序列,以更好地表示分析栈的局部信息和全局信息。进一步提出基于LSTM网络的结构预测转移动作序列,引入历史决策动作信息作为特征辅助当前决策。该文以汉语为具体研究对象,在CTB5汉语依存分析数据上验证所提出的多特征融合编码的神经网络模型。实验结果显示,汉语依存句法分析性能得到改进,在目前公布的基于转移的分析系统中取得最好成绩,在UAS和LAS评价指标上分别达到87.8%和86.8%的精度,表明所提出的对依存子树局部特征及历史依存弧信息和历史决策动作信息的编码方法,在改进依存分析模型性能方面的有效性。

非投影结构是指依存树上的词语节点与原句中的词语序列出现错位的现象,对于句法分析器的影响较大,在语言理论上也有较大研究价值。在世界多种语言的依存树或图库上,都发现了含有非投影结构的句子,并对比展开了相关研究。而汉语的非投影结构尚未得到重视,语料库构建过程中也因遵循了投影性原则而缺乏对非投影结构的标注。该文基于概念对齐版的中文AMR语料库,在10 149句语料上统计出带有非投影结构的句子比例为31.62%,其三种主要类型为模态词提升、话题化和成分分离,并提出了相应的自动分析方案,以提高中文AMR自动分析效果。

基于网络观的语言研究已经成为语言分析的趋势之一。但不同语言单位层级、不同语言单位关系的选取导致了语言网络的差异。从词的同现网到句法网再到语义网所需要的语言学知识也逐步深化,该文旨在构建语义学理论支撑的语义网络,并把虚词纳入语义分析过程,分别以句法关系和语义关系作为联结,用Cytoscape构建了句法网和语义网。结果发现:语义网的直径、平均最短距离比句法网大,层级性比句法网差,聚集系数比句法网小,虚词节点"的""和""个"等有可能是局部的中心节点。

在《刘二和与王继圣》中,赵树理试图借助小说人物聚宝将革命的"理"与乡土社会固有的"老直理"相贯通。他将这一重任寄托于互助组这一新的基层单位,希望借助互助组将处于"算账"危机中的乡土社会重新组织起来,但他最终未能将故事讲下去。究其原因,延安时期互助组采用的是变工、扎工这些基于亲戚、朋友、邻舍的劳动互助形式,家庭是这一互助模式的核心单位。这是乡土社会能够在灾荒年渡过难关的重要原因。当革命试图将集体化路线嫁接在这一劳动互助形式上时便面临着如何贯通的问题。这是赵树理在《刘二和与王继圣》中面对的核心难题。

原发表于《火花》1958年第8期的赵树理的《"锻炼锻炼"》,自被《人民文学》同年第9期转载之后,就一直处在批评的争夺之中。本文试图通过对该小说的批评史的梳理,还原"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两结合"这三个概念之下《"锻炼锻炼"》的理论形象,及其所对应的现实类型:客观性现实、概念式现实与浪漫化现实。

要摆脱种种主义的标签或立场之争,空手进入周作人的思想世界,最有效的方式是从他读过的书入手,清理这些书在他精神生活中留下的痕迹,哪些构成他应对危机的思想资源。本文并非目录学意义上的文献整理,意在通过揭露苦雨斋的书房一角,探究周作人所谓"杂学"的来源,重点考察其不合时宜的思想立场背后的知识谱系。基于苦雨斋藏书的保存现状,理想的研究路径是采取文本内证与实物搜讨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以竭泽而渔的版本目录学整理为基础,最终导向个人思想史及精神生活史的探究。之所以从阅读史的角度进入,是为了让自己"大于"研究对象,与其保持一种相对平等的对话关系。

从无结构文本中抽取实体与实体之间的关系是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同时也为构建知识图谱、问答系统等应用提供重要支撑。基于联合模型的实体关系抽取任务将实体识别和关系抽取同时进行,克服了传统实体关系抽取任务中先识别句子中的实体,然后再进行实体关系判断这两次任务中的错误累加。该文针对藏文语料匮乏、实体识别准确率不高等问题,提出了基于联合模型抽取藏文实体关系的方法。基于藏文实体关系抽取任务,提出以下方案:(1)针对藏文分词准确率不高的问题,对藏文进行字级和词级两种方式进行预处理,并给出对比实验,结果表明采用字级处理方式较词级处理方式效果有所提高。(2)藏文是一种语法规则比较强的语言,名词、格助词等能明确指示句子各组块之间的语法和语义结构关系,因此该文将藏文的词性标注特征加入到藏文的字词向量中,实验结果证明了方法的有效性。(3)该文借鉴了联合模型处理的优势,提出基于联合模型处理方式,采用端到端的BiLSTM框架将藏文实体关系抽取任务转变为藏文序列标注的问题,实验结果表明,该文的方法较传统的基于藏文处理方式,如SVM算法和LR算法,准确率提高了30%～40%。

转述语料是转述现象研究的基础。针对目前学术界中文转述语料稀缺的现状,该文以《简爱》的多个中文译本为基础,通过句对齐得到五万句级别的平行转述语料(1)。使用无监督的小句对齐和词对齐算法,从语料中挖掘到九千多对词汇转述知识。同时,还复现和改进了机器翻译测评指标Meteor,使得该指标更适合于中文转述句子的测评,并构造了一个中文句子转述测评数据集,以便对不同的转述知识和评价指标进行比较。实验表明,该文算法挖掘到的词汇转述知识在封闭测试中不逊于《同义词词林》。

本文结合《王瑶年谱》《王瑶著译年表》等相关史料,对新出现的王瑶致王永昌、李文兵三通书信略作钩沉,梳理《鲁迅作品论集》的出版过程。

日记作为一种个人化、私密性文类,它所具有的独特的史料价值,为其他文献所无法替代。苏雪林1936年日记详细记载了她这一年中的教学、研究、阅读、写作、交游及日常生活等方面的情况,真实记录了鲁迅逝世后她的内心状态和一系列"反鲁"文章的写作过程,弥补了其早期"反鲁"资料的缺乏。

鲁迅首次赴内山书店是在1927年10月5日,此前,"周鲁迅"的称呼即已在社会上流行,且起码可追溯至1924年1月。思庵先生认为"周鲁迅"之称呼是内山书店店员发明的,此论断恐有失准确。同时,鲁迅本人对此称呼并不认同,为尊重鲁迅起见,还是不要称之为"周鲁迅"的好。

赵树理在合作化遭遇现实困境时,通过写作长篇评书《灵泉洞》,想象了一种理想的基层人民政权的雏形。《灵泉洞》中的社群,既调了赵树理对抗战时期"根据地"的历史记忆和经验,又借鉴了当时尚在试验中的"人民公社"的形式,但它既不同于历史上的"抗日根据地",也不同于与国家有紧密联系的"人民公社"的实际形态,它是一个有着自治色彩的、与现代国家政权"脱钩"的全新社群。它不遵循以"积累"为目标的、剥夺性的现代经济逻辑,是一个内部平等互助、人人参加生产的"生产性政权",它寄寓了作者对劳动人民以自己的辛勤劳作"开荒"、创造财富、消除经济剥削、再造一个平等社会的乌托邦想象。

本文以赵树理的小说《邪不压正》作为话语分析的对象,通过对作为该文本之"主角"的"话"的分析,探究革命道理的"新话语"和传统乡村的"日常话语"在接洽时所产生的复杂层次。赵树理对"土改事件"中"问题"的提出与展开,毋宁说是为了解决"问题",不如说与他对中国革命的独特理解有关。而赵树理文学背后的语言观及其对书写传统的选择,正与20世纪中国的革命问题互为表里,相互制约。《邪不压正》提示了革命背后的语言问题,即革命道理的"新话语"如何在中国固有的"文脉"中落地生长。

萧红向来在文学界被冠以许多不同的标签,形成了既定的"女性主义作家"、"抗日作家"等名号。本文着眼于萧红作为"人"这个个体所体现出的"强"、"弱"属性,从她的恋人身份、女儿身份和学生身份入手,探讨萧红在重要文字作品(如传记、书信集等一手资料)中被塑造出的多重形象。

在萧红整部《呼兰河传》普遍缺乏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因果链的小说叙事里,第五章却是别具一格,独具一种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整个事件的反讽意味和悲剧性并存,让人在对人物的理解之同情当中,又对小团圆媳妇的被虐待致死和施虐者不失朴拙但又愚昧并且兼具人性恶与各种人性复杂性之外还对自己所犯平庸之恶毫不自知,而感到一种让人无法释怀的纠结与无力感,纠结与无力当中还对美好生命的被虐杀而备感痛入心髓之痛,审美意蕴可谓繁富无尽。人物塑造的真实感和艺术性丰沛,不止在《呼兰河传》里排首位,甚至可以说,小团圆媳妇的婆婆这个人物身上所显示的艺术性和文学性,同类人物几无人能出其右者,可以说是萧红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所奉献的一个极为经典的人物形象。这一章,几乎是《呼兰河传》隐含作者在叙述行为方面所展现才华最为充分的一个叙事段落。能如此,与隐含作者对小团圆媳妇婆婆这一固定人物的限知视角和限制叙事炉火纯青般地运用是分不开的。

<正>时间:2017年4月5日、6日地点: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县某茶馆受访者:余华(作家)采访者:张中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一、《第七天》与细节张中驰:您在写《第七天》的时候有没有想象它发生在什么地方?是某一座具体的城市吗?余华:我当时是想过的,在中国南方的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大概有一百万人口的一个城市。

1955年5月,艾芜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切身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为7月初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做准备。根据视察获得的情况,他创作了主要反映农村统购统销的短篇小说《夏天》,但小说发表不久就遭致读者的严厉指责。按通常情况,一场大规模的文学批判活动可能旋即爆发,可这个文学事件不知为何却戛然而止。"文革"后,艾芜回顾此事迅起迅止的原因,认为是当时文艺界良好的风气所致。如此回答,显然遮蔽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个中更为深层的原因既有此次组织活动本身的规定性,也有批评者与被批评对象的特殊性,更有当时迅速逆转的政治、文艺环境所牵制,而由此造就的文本转生与事后历史记忆的简单化更是值得深入考察的问题。

筹备委员会负责第一次文代会的具体事务,它是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产生的,其构成既要考虑各方利益,又要坚持基本的政治立场。它通过召开筹委会等会议进行决策,并通过下设的委员会开展具体工作。各地方代表团为迎接文代会也会成立筹备委员会,进行地方报告起草、作品推荐等工作。

文革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内被命名为大一统的"新时期文学"。但在脱离国内政治语义场的日本中国学界,文革后的当代文学有"文革后文学"、"新写实主义文学"和"新时期文学"三种指称方式。笔者考证发现,"文革后文学"主要在80年代中前期普遍使用,代表了学者们在无法判断中国文坛走向的情况下对中国文学的中立性称谓。"新写实主义文学"出现于80年代初期,使用该命名的学者主要受到来自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的影响。"新时期文学"直到80年代中期开始才逐渐为日本学者接纳。在日本学界的研究语境中,"新时期"并非国内认为的预设性指称,而是日本学者通过对中国当代文学10年左右的观察后承认其文学价值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