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时英全集》自出版以来，学者们先后发现了三十余篇穆时英佚文。但穆时英佚文尚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其致胡适一通信函，《社会日报·每周电影》上的《关于"尘无随笔"》，上海《晨报·晨曦》上的一篇《社中偶语》，以"龙七"笔名发表的《论战时颓废》，被暗杀前所拟一则启事稿，均未收入《穆时英全集》。《国民新闻》上的数十篇社论，大多出自穆时英之手笔。另外，《晨报》《时代日报》上署名"伐扬"的文章，《国民新闻》"每日座谭"栏内署名"真一"的文章，亦疑为穆时英所作。

《我所希望于〈中国青年〉者》《"关于哀悼志摩的通讯"》是沈从文写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两篇短文，记录了沈从文的办刊理念以及与徐志摩的友谊。《学生下乡》写于北京大学南迁途中，表达了沈从文对于地方政府救亡工作的看法，是沈从文"城乡观念"在现实政治中的拓展与运用。

作为新诗批评史上的名文，黄参岛的《微雨及其作者》对近百年间的李金发研究及其文学定位的形成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然而，在被频繁征引的同时，这篇文章自身的背景与性质、裂隙与讹误，以及作者的身份问题却在长久以来遭到忽视。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做出辨析与厘清，并在此基础上，以比较诗学的视野剖析《微雨及其作者》中批评逻辑的实质与效力产生的根源，进而对李金发诗歌的"欧化"问题与新诗的语言革新之关系阐发新见。

根据相关材料可以知道，郭沫若在《论"幽默"——序天虚〈铁轮〉》中对当时上海流行的"幽默小品文"提出极其严厉批评是呼应鲁迅在《杂谈小品文》中的观点；呼吁国内青年向张天虚学习，"来参加这种精神的膨出运动"中的"膨出运动"是一二·九运动的隐晦说法。由此可知，《论"幽默"——序天虚〈铁轮〉》的意义不仅以下两点:一、该文可以视作"三十年代中期‘幽默小品文’论争的尾声"，二、这场还未发生便已停止的论争可以看作"三十年代后期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先声"。

本文对晚清最重要的科幻小说《新石头记》进行了深入的解读。通过分析作品对《红楼梦》中"镜"与"梦"等意象的戏仿，指出作者吴趼人有意识地使用了"真/幻""中/西""文明/野蛮"等镜像群，以实现双向审视:既通过西学塑造的现代理性眼光，来重新审视本土文化，试图融合"科学"与"国粹"，又明确地以受压迫者的自觉意识，以本土眼光审视西方，戳穿其"文明"假面，重构"文明"话语内涵。最后，通过借鉴科幻这一新的小说类型，吴氏试图使一个东西方都尚不存在的"真文明"显形。尽管这一叙事策略制造了时空断裂，暴露了"国粹"乃是为已死之物招魂的真相，但也表达了对民族进步和世界大同的渴望，使得他对黑暗现实的谴责获得了最终意义上的完成。

朱自清面对鲁迅可谓当"君子"遇到"战士"，二三十年代的朱自清肯认鲁迅的小说艺术成就，对"战士"的鲁迅则不无隔膜。抗战及四十年代，朱自清放弃个人的小圈子，走上更为宽阔的文学之路，他对鲁迅的认识渐近全面，高度肯定鲁迅的战斗精神和杂文写作。

21世纪以来，以网络文章为首，一些人恶搞鲁迅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避居内山书店，是亲日、媚日、汉奸。本文就这个话题做深入探讨，辨析了鲁迅对"一·二八"事变的反应，在重回基本史实的前提上，驳斥、澄清了栽赃鲁迅的一套说辞和其得以流行的原因，最后考察鲁迅对"一·二八"事变反应背后一些独特而人们很少论及的意味。

先锋小说中的"历史叙述"与新时期以来的"历史叙述"迥然有别。独特的童年经验、荒诞化以及潜意识化的艺术表达，使先锋小说为历史书写提供了全新的"世界图式"。同时，先锋小说的"历史叙述"存在着"类型化""私人化"的写作倾向，无形中成为限制先锋作家超越自我的艺术瓶颈。如何通过提升私人经验，走向更为宽阔的叙事空间，增强写作的精神承担能力，是先锋作家要解决的最重要的现实问题。

毕飞宇的短篇小说往往在悲悯的情感基调上展开叙述，把悲悯意识作为叙述起点成为毕飞宇短篇小说表达世界的一种方式。毕飞宇善于在生活经验中捕捉细微的信息加以放大，以卡夫卡、博尔赫斯的方式释放出来，叙事空间充满了"变形"的元素，从而使"变形"成为其建构短篇小说世界的重要方式。毕飞宇短篇小说中的"变形"不是物理意义的异变，更多呈现的是精神世界中的形态改变。叙事过程中的精巧"切入"是其小说结构的重要特征，加之精致的语言，一起构成了毕飞宇短篇小说参与和言说世界的另一种方式。毕飞宇短篇小说表达世界的方式展示着当代作家关于世界体验以及小说文体观念的某种变化，这应该成为我们观察时代文学变迁的重要视角。

陈铨1920年代在清华学校求学期间，初步接触了解现代戏剧，并逐渐产生兴趣，留学美欧五年间，进一步对西洋话剧作深入钻研，很有心得，而其从事戏剧创作和编导实践，则始于1930年代执教清华大学时期。抗战爆发后五年间，从长沙到昆明，陈铨带领联大学生，编导上演了《前夜》《祖国》《黄鹤楼》《野玫瑰》等有良好社会反响的抗战剧作，声名鹊起，也因《野玫瑰》颇遭责难。依据新见史料，可大致梳理出陈铨从事戏剧活动的来龙去脉。

何其芳写于延安的自传性诗歌充满了矛盾、分裂和自我检讨，这与他追求进步的意愿和解释自己的压力相关，也与抗战初期延安鲁艺同志亲密交往的文化环境和日常性生活检讨会的制度有直接关联，何其芳追求自我成长的内在逻辑与具有鲜明革命指向的延安文化逻辑之间不免微妙的偏离与彼此"错认"。正是超然的抒情方式和"青春情结"使他始终陷于"看风景"的结构中而与周遭世界相疏离，难以突破主体状态，也带来了主体的矛盾和苦恼。

在"一·二八事变"激起的变动下，配合"左联"制定的"文艺大众化"方针，"左联"成员楼适夷在《文艺新闻》上开设"墙头小说"栏目并翻译日本无产阶级作家漥川稻子作品《千人针》，提供推广此大众化形式的平台与借鉴资源；叶以群编译川口浩著作而成的《文艺创作概论》则将中国的"报载墙头小说"实践，嵌入包括德国和日本在内的世界无产阶级文学脉络中，这些工作为"左联"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提供了具有国际视野的切实支持。

被视为带有强烈政治性的《清明前后》亦是茅盾剖析40年代战时经济问题的长篇叙事作品，所揭示的不仅是"官僚资本及其爪牙的卑劣与无耻"，还有恶性通货膨胀所导致的层层困局和经济大环境黑洞似的卷入效应。茅盾作为第二作者"帮助"宋霖写成的长篇小说《滩》与《清明前后》构成组合式结构，在战时经济问题上，前者对投机风潮的形成及其危害作剖析，用小说文体作尽量宽泛的扫描，后者则用戏剧的文体优势作集中批判。通过对《滩》的改进，经济主题被隐匿起来，《清明前后》建构成型了一种"阴谋式国难财"文学想象，压制了国民党官办剧团所试图制造的"奸商式国难财"模式，凝聚了广泛的社会认同，获得了清晰的伦理正义。

本文采取大数据统计、分析以及NLP(自然语言处理)的方法(技术支持:谷臻故事工场)，以《收获》复刊以来四十年(1979—2018)所刊载的小说为研究对象，意在从整体上分析《收获》新时期的办刊方针与编辑策略、作家群体的构成特点、刊载小说的风格题材及影视改编的相关规律。

看客形象是新文学的独特贡献。鲁迅以启蒙的眼光，在看客—被看者的二元对立关系中，审视看客民众的精神冷漠，意在借唤醒个人主体意识来救治国民的愚弱，实现"立人"之目的；莫言则站在普通百姓的立场，在看客—被看者—掌控者等多元互动关系中，展现看客百姓的生存状态，试图以感性生命力来补救"种"的退化，其意在强"种"。冷漠民众与活命百姓分别是鲁迅、莫言对看客群体的独特把握与审美观照，是自我身份定位不同的作家，对各自时代所面临的社会文化问题做出的相应探索与文学回应；二者内涵不同却价值相当，共同丰富了新文学的看客形象书写；因而鲁迅、莫言看客形象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继承超越或叛逆断裂，不如说是差异互补。

新世纪的女性历史小说写作，与"十七"年对男性主体的依附、新时期以来对男权的批判不同，呈现出开放、理性、多元的历史理念与创作风格，表现为既可以表达女性的性别生活与生命体验，同时又可以展现广阔的外在社会人生与现实世界的内容。从女性作家的家族小说、个人成长小说以及后革命历史小说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创作的转变，它代表了女性文学发展的新方向与新的可能的途径。

时下AI写作正成为一个蓬勃生发的热点，于是对其的关注与研究便是有现实必要和重大意义的。本文将以AI写作与记忆异化为出发和旨归，拟从AI写作的身份认同及其写作伦理、人的异化与记忆异化、AI写作带给文艺圈的警醒等三个方面来剖析阐释AI写作与记忆异化的前因后果、关联影响和重大意义。

论文在分析郑振铎"俗文学"体系复杂内涵的基础上，细致探讨了郑振铎"白话小说"研究的独特学术思路和学术方法，准确定位郑振铎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贡献和局限，也揭示出郑振铎在学术研究和社会思潮双重影响下，如何围绕"白话小说"，寻求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认同与转变。

"新青年"登上舞台既是时代的产物，亦是个体从知识体系到心理结构巨变的结果。本文通过郑振铎讨论作为个体的"新青年"形成的内外动因。郑振铎北京求学之初，仅是一名嗜读古籍的普通学生。在目睹"五四运动"后，他的思想与行为发生了巨大变化。同年11月他受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之邀，与朋友一道创办《新社会》，宣传基督教色彩的社会服务思想。以1920年8月创办的《人道》为起点，郑振铎开始寻求"社会问题唯心的解决"，个人重心转向了文化批评与文学译介，成长为学生翘楚。在积累了足够人脉与资本后，1921年，郑振铎奔走倡导成立了文学研究会，并当选为书记干事，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实现了由"五四"前的"少年"向社会"提灯人"的角色转变。

《狂人日记》显然是鲁迅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写下的作品，其中在他为"狂人"安排的"早愈"并"赴某地候补"的情节中，隐含着鲁迅本人"答应"走出"S会馆"、为新时代的勇士前往"呐喊"时的复杂心态:"黑暗"带给他的"痛苦"使他并不能确信"希望"的存在，他源于"听将令"的出征，包含着"与黑暗捣乱""玩玩""闹他一下"的心理认知。这些矛盾而沉痛的思索在他酝酿《狂人日记》、准备进入新文化阵地的前沿时就已经很明确地存在于心了。但由于鲁迅非常复杂的世界观以及他独特的人格与性情，使他在付诸行动时常常发生着改变，他也到底成为与他所设想的"早愈"后的"狂人""孤独者"们所相反的样子，并为人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与文化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