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62条应该被废除。通风报信的帮助行为被窝藏、包庇罪所囊括，第362条所规定的特殊主体也可以被窝藏、包庇罪包含在内。第362条的废除意味着卖淫、嫖娼的违法分子不再纳入窝藏、包庇罪的犯罪对象。《刑法》第362条是窝藏、包庇罪的法律拟制，其存在缺乏法律拟制的必要性；与《刑法》第417条不相适应，影响刑法体系的一致性与协调性；颠覆共同犯罪帮助犯刑事责任轻于主犯的底层逻辑。

从地方治理的现实需要出发,需要给地方更大的自主权。《行政处罚法》第12条第3款赋予了地方执行性立法以行政处罚补充设定权，为确保地方立法机关合理行使该项权力，有必要对其适用空间加以厘定。地方立法机关补充设定行政处罚时，应充分考虑多项因素，如必要性、义务内容的确定性、合理性和可履行性，以及违法行为的可认定性等。地方性法规补充设定的行政处罚，只能限于上位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且不能突破上位法规定的处罚幅度。

《刑法修正案（十一）》是1997年修订刑法以来， 继刑法修正案（八）、（九）之后作出的又一次大规模修改，在很多重要领域对刑法作了大量修正补充。该修正案中沿袭了历次修正中对具体犯罪构成要件与法定刑的修改以及新设部分罪名的传统，在此基础上使刑法进一步与其他部门法相衔接并回应了部分司法实践以及国民重点关注的热点问题。且在此次修正案中所体现出的刑法积极预防观也值得我们进行研讨。

环境的保护法益应采用非人本主义的法益论。环境法益不仅是独立的法益类型，而且是包括人在内的各环境要素法益和环境管理秩序法益的综合体。环境法益具有先在性、独立性、多元性和复杂性等特征。为了实现公法对环境法益的有效保护，公法必须生态化。理论层面，重构和完善环境保护类型、环境污染刑事责任方式等；立法方面，调整和完善环境违法立法价值、立法目的、立法策略和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等；司法方面，完善环境违法司法解释、创制典型案例、加大惩处力度。

休息权是指劳动者在享受劳动的过程中，有为保护身体健康，提高劳动效率，根据国家的法律和制度的有关规定，而享有的休息和修养的权利。我国不同层级的立法对休息权做出了不同形式的规定，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休息权规范体系。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以及普通公民对休息权及其法律保障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这一方面体现了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断觉醒，人们越来越重视自己合法权益的保障，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劳动者休息权的法律保障机制在目下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已暴露出诸多问题，因此，要对我国现有的劳动者休息权法律保障机制从立法、执法等领域加以完善。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人脸识别技术的运用在方便生活造福社会的同时也加剧了社会的风险。其一，人脸信息作为个人敏感信息，在日常生活领域的应用挑战了“个人信息隐私权”；其二，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产生巨大的安全隐患，其导致财产损失最受关注。由此产生疑问：人脸识别技术应用有无界限，滥用人脸识别是违法行为还是刑事犯罪，如若属于犯罪行为有应当如何规制。本文针对以上问题进行论述。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工智能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自动驾驶也随之进入人们的生活，面对自动驾驶汽车各种各样的肇事类型，我国刑法规定的交通肇事罪也显露出不足，包括前置法的缺失、犯罪主体的异变以及使用者过失责任认定困难，这些问题都导致无法对自动驾驶汽车肇事行为定罪量刑。

毒品的泛滥带来了很多不良影响，同时也给社会造成了许多问题。虽然近几十年来，我国严格管控毒品，对毒品采取高压政策，但是毒品犯罪却屡禁不止，我国的禁毒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面对着我国高压的禁毒政策，毒品犯罪分子为了避免被抓，更倾向于和熟人做交易，因此代购毒品便由此而来。但是我国刑法并未对代购毒品行为作出规定，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毒品代购行为的定性以及其中牟利目的的认定存在着较大的分歧，这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自2011年写入《刑法修正案(八)》以来，已施行长达十年之久。公安部和最高检对“醉驾一律入罪”的理念一以贯之，全面开展严查严打酒驾、醉驾的专项整治活动，对醉驾案件一律予以刑事立案，对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一律审查起诉，极大地遇制了醉驾的发生。“喝酒不开车”日益成为民众的自觉行为，在全社会形成了广泛的共识。严厉打击醉驾的背后是司法资源和社会成本的大规模投入，保护国内道路交通安全，强化醉酒型危险驾肿罪的预防机制，是值得我们不断深入研究的问题。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为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法律具有滞后性的特征，因此在目前个人信息保护不完善的情况下，如何更全面的保护个人信息是当前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问题。《民法典》第111条明确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基于此背景下探究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现状，明确行政法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必要性，找出目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

专业课程教学是课程思政的重要依托，本文以《畜牧兽医法规与行政执法》为例，从课程思政目标、课程思政建设路径、课程思政实例三个方面探索专业课程思政体系的建设。通过专业课程教学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在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中实现价值引领，起到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

随着《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颁布，“高空抛物”成为独立的罪名，立法者将其放置在《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中。即便高空抛物行为独立成罪，但是对于该行为在实体方面如何定性、如何适用仍是学界讨论的事项。本文在承认该行为独立成罪的基础上，研究该行为所保护的法益是什么、构成要件是否违背了刑法的正当性、体系逻辑性以及在实体方面如何进行正确的适用提出相应的建议。在此基础上倡导治理社会失格行为的同时应当适用消极的刑法观，保持刑法的谦抑性品格。

在全球范围内，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企业经营环境的法治建设日益受到重视。然而，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在构建营商环境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比如，我国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得力，市场主体的不平等待遇，相关部门的公信力不够，行政执法不够公正等，所以，我们需要对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问题展开深刻的分析与研究，以排除影响，推动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越发重视个人信息保护。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信息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个人信息很容易泄露等问题。生活各方面都涉及个人信息，信息泄露很容易引发纠纷，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成为了社会关注的重点。《民法典》作为独立部门，其目的是保护群众的个人信息。下文中，将主要针对《民法典》视域下个人信息法律保护路径进行深入分析，以此来加强个人信息保护。

中国民事法律研究会每年都会将“民法修订案”列为其年度会议的主要议题,并举办一系列关于民法的学术研讨会。在《民法典》呈递给立法会的过程中,我国的民法学学者也提出一系列的法律问题。在我国步入网络时代的今天,网络技术对民事法律体系和民事法律理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文从民法的基本原理、发展历程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并从民法理论价值传递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论述和分析。

劳动争议问题十分普遍，劳动者作为相对弱势的一方，法律对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通过对试用期，劳动合同解除，工伤问题、劳动合同签订等问题的探讨，告知了用工单位和劳动者双方应遵守的法律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传承人的智力成果是非遗传承的核心要素，其中传承人是非遗成果的创造者，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创新性的智力成果也为新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注入灵魂。随着2023年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的召开，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智力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几乎没有提及。因此，本文根据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智力成果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及面临的问题，提出对非遗传承人智力成果知识产权保护的完善建议，保障非遗传承人的合法权益，不能让传承人“寒了心”。以充分发挥非遗传承人的创造性精神，使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

《行政处罚法》、《立法法》等都对地方性法规设定行政处罚做出了规定，多年的立法实践仍然没有解决地方性法规在设定行政处罚时出现的问题。一些地方性法规在超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范围越权设置行政处罚；还有一些地方立法主体甚至在没有法律依据的前提下自设行政处罚，从而导致违背了上级立法的目的。这些现象违背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原则，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我国应科学、合理地划分中央和地方对行政处罚的立法权限，规范并监督地方性法规的行政处罚设定权。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法治对营商环境的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显得日益突出。近年来，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被摆在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且被列为法治中国建设“十四五”规划中的重点任务之一。笔者认为，提升我国法治化营商环境整体水平不仅需要自上而下做好统筹部署，更需要从基层抓起，自下而上找准当前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存在的痛点、难点和堵点，对症下药，稳步推进落实、夯实建设发展基础。

我国劳动争议仲裁时效的设置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劳动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劳动争议仲裁时效期间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第二个阶段是2007年12月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该法对劳动争议仲裁时效的规定参照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有关规定，将劳动争议仲裁时效规定为一般劳动仲裁时效和特殊劳动仲裁时效两种，一般劳动仲裁时效从劳动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1年，特殊劳动仲裁时效仅限于请求支付劳动报酬，从劳动关系解除之日起1年。笔者在具体仲裁实务中发现，劳动争议仲裁时效的适用中，存在简单从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之日起计算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