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有关正义与善何者优先的问题，自由主义的代表罗尔斯主张正义优先于“善”，社群主义则主张“善”优先于正义。他认为社会正义的实现是依赖于正义分配的实施，而分配正义的对象就是“社会善”。通过对 “社会善”理论进行探究，可以更好的把握分配正义的内涵，正确理解西方社会正义的本质。

新时代的中国，发展的速度和质量都在加速，这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有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 ”怎样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提高我国的话语权，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时代课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学术大国”的地位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新的必然要求，要遵循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律，要紧密结合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扎根中国的“文化土壤”，要让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讲中国话”，使其充分彰显出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要着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

高中生处在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在高中政治教学中，应当对学生加强社会责任感教育，引导学生学会关心他人、尊重他人、互相尊重，引导学生关心国家命运，从而培养并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本文将论述高中政治教学在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方面所起的作用，并阐述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方法。希望本文可以帮助各地、各高中的政治教师改善政治教学。

数据资源的诞生丰富了信息科技时代的生产资料类型，其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下的新型社会供给。传统私权保护继续适用于数据资源财产无法走出主体不明、归责混乱、保护不当的窠臼，应以数据资源权的专门保护模式赋能现代数据资源的法律治理。对数据资源的保护应当明晰数据资源权的内涵、权能种类及内容，并确立数据资源权的保护路径:将个人信息数据作为公共物品对待，以保障数据资源的效率性及价值性；对数据资源的侵权应按照非法侵入数据资源库、破坏或窃取数据资源内容以及非法获得进入数据资源库的资格进行类型化认定。

走向共同体是新全球主义共享的文明机制，国家行政与政府执行力则是全球改革的共同话题。国家行政体现社会治理的国家基础性，政府执行力体现了制度认同化、机制重构化，制度民族化。全球化以来，走向共同体是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对国家行政的界定开始走向共同治理，而对政府组织化则出现了各种组织理论。国家行政体现了重构与复兴的国家模型，政府执行力吹响当前全球化发展观的集结号。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政治伦理意义上具有强耦合性。这一强耦合性在价值目标、关系伦理、权力伦理等层面的具体表现，充分体现了作为新时代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两大战略在制度统筹与互鉴方面的可能性。

民主改革以前，彝族社会在缺失国家直接统治的状态下，长期通过家支的方式来组织奴隶社会，由此产生家支制度。在关系叠加视角下，彝族的家支社会既存在基于财产关系对立而产生的奴隶制，又因血缘家族关系的延续与放大而缓和着对立关系，形成等级分化基础上的家支共同体，从而形塑着家支内部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分离又双向依赖的双重性政治形态。家支作为一个独立的行动单位，通过双向的家支权力结构、双重的头人权威来源以及互依型的权力义务关系，建构出稳固的等级身份制度，成为彝族社会公共权力与统治秩序的稳固基础。直至民主改革后，这种双重性的政治形态才因外部性国家力量的逐步介入而发生根本变化。

在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中，大卫·哈维算得上是忠于马克思资本理论的理论家。他在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资本理论的基础上，在充分剖析马克思的劳动资本论、资本循环论、劳动的公共性与产品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积累和产品消费之间矛盾的前提下，将其所理解的资本理论运用到对当代资本的研究中来，其有创见的观点和主张在于他的"空间修复""时间加速"理论和"地理学准则"。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整体性、复杂性和冲突性，哈维的理论究竟具有多大程度上的解释效力，尚待逐步检验。但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无疑是各种资本理论中最具解释力和说服力的，论述和评述哈维的资本理论的目的并不在于同意和接受它，而在于如何重视他的思考维度和价值立场，因为当代形态的现代性是所有人都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对待的问题。

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外土著民族研究伦理指南，阐述了少数民族研究者的伦理责任、理论依据和行动策略，可以为中国少数民族研究者提供实践准则。少数民族研究者应当尊重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保护传统知识和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研究要避免伤害少数民族社区和成员，对他们应有适当的利益补偿。研究的目的、过程、结果和风险应与少数民族成员咨询、协商，得到他们的知情同意。

烟草在西方人类学研究中一直是个重要领域，几乎所有的人类学流派都或多或少对烟草有着不同角度的认知与理解，人类学研究的发展自然也会在对烟草的关注与研究中有所反映。对西方人类学的烟草研究进行研究综述，包括烟草起源、烟草与文化、经济和健康的关系，以及烟草研究的发展趋势探索，对烟草知识谱系的梳理和人类学理论方法探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人类学诞生的百余年间，婚姻研究始终贯注于学科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西方各学派从不同视域入手将婚姻纳入各色社会范畴比较观察、阐释剖析，最终形成"进化论""反进化论""文化决定论""交换论""结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反结构主义""象征主义"等多种流派和观点。每一学派研究视域的转折、研究侧重的改变均事关社会变迁、思潮变化，学界也在这样的探索中不断刷新和深化着对于婚姻的理解与认识。有鉴于此，以西方人类学理论演进历程为纲，厘清一百年来主流学派在婚姻研究领域的理论轨迹，对奠定学理比较的根基，深化婚姻研究的思想应该会有一定作用。

"日常生活节奏"逐渐成为分析少数民族传统生计方式转变中社区适应问题的一个新视角。云南大理N村白族社区传统是井盐制售的社区，历史上依据雨量多少、围绕井盐生产"旺平淡空"4个周期而安排，现在逐渐转变为现今根据旅游淡旺季并以"游客需求第一"为原则而规划的日常生活节奏。然而无论在何种生计方式下，传统性别文化中"勤"这一道德取向始终是当地女性日常生活节奏的主导，为之所持久坚守并通过社会性别分工、女性教育、社会舆论的双向强化等途径内化成为一种"惯习"。正是由于这种对优秀传统道德理念的坚守，使白族女性在面对生计方式的改变和外来文化的冲击时非但没有因调适不良而陷入生存困境，相反还表现出高度的适应性。

关于契约基金性质存在契约说和主体说两种观点，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法律表达相同价值判断结论时采取了不同的解释选择路径。中国契约基金立法应采取主体说，既符合现行民商法一般理论，又可以化解双重所有权解释困局。信托法不宜作为契约资管基金民商法层面的一般法，契约基金法应定位于民商事主体的一般法。中国契约基金应定位于准法人型主体，相关立法还应体现便捷性原则。

脱贫攻坚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同阶段实施的两大战略任务，脱贫攻坚解决了贫困人口的基本需求问题，但农村生计系统中深层的风险脆弱性问题仍然存在，乡村振兴正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一个有效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应对农民生计系统的风险与脆弱性。风险与脆弱性是农村生计系统中相互关联程度很高的一对概念，通过对这两个概念进行整合，构建农村相对贫困群体生计系统"风险-脆弱性"整合性分析框架，可以从不同维度和不同层次单元分析嵌入中国乡村生计系统中的"风险-脆弱性"的各种表现，并从建立风险意识、加强预警预报、提高抗逆保护、提升农户生计能力和开展救助保障等方面提出立体式、全过程农民生计抗逆力提升的应对措施和政策建议。

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提高了上市公司的资源配置效率；信息透明度在资本市场开放与资源配置之间起到了中介效应，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从而进一步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相比于融资约束较低的公司，融资约束高的公司信息透明度的中介效应更加显著，资源配置效率更高。因此，推动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有助于提高信息透明度，改善市场信息环境，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随着地理大发现、新航路的开辟和工业革命的发展，发达国家和地区成了"中心"，其他国家和地区沦落为"外围"；随着通商口岸开辟，通商口岸成了"中心"，周边其他地区成为"外围"。正确认识这两个层面的"中心"与"外围"关系，是理解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钥匙。云南边境线占全国陆地边境的1/5，通商口岸与云南经济发展的关系一定程度是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关系的缩影。自1889年开始，云南边境的三个城市蒙自、思茅、腾越相继开埠通商，成为约开口岸。自此，云南开始卷入世界市场体系，成为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一个环节。三口岸通商，主观上是西方列强出于掠夺原材料和占领产品倾销市场的需要，客观上带动了云南经济的发展。通商口岸设立使中国被动地卷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近代经济在先天不足的情况下又面临着后天发展环境的限制，使得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始终是有限发展，难以顺利实现近代化转型。

明代的货币政策几经演变，初期出现了"钱楮并用"货币流通格局，中后期又形成了"银钱兼行"的新格局。上述货币流通格局的出现及其更替，无疑是市场行为与政府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市场行为是首要推手，"大明宝钞"在市场上渐渐不为民众所接受，完全是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从"禁银"到"驰银"再到普遍用银，皆与市场这一推手有重要关系。而明前期大数用钞、小数用钱，中后期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二元流通格局的相继出现，无疑是小农经济由恢复到发展、大额交易由萎缩到拓展的客观需求。

"逆全球化"思潮使基于共同理念的全球生态治理策略出现"休克式"失效，推动了本土与传统生态理念的回归，中国本土传统的"天人合一""仁爱万物""以时发禁"等生态整体保护、生态和谐伦理、生态适时管理等理念，逐步得到国际环保社会的肯定与认同，是中国生态文明全球化进程中更应该被重视的理念，也是增强中国国际生态话语权、促进生态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转化的较好表达方式。在区域合作基础上拓宽全球生态治理合作路径，加强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并建立生态屏障，健全全球生物入侵联合防控及监督机制，既是解决全球生态危机、推动全球生态治理的基础理论，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农业产业扶贫不仅是一个改造传统农业的现代化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作物结构调整、农民生计体系升级的社会文化整体性过程。华东某县产业扶贫中两种不同类型经济作物引入的社会后果的差异表明，作物与家户生计体系的暗合或冲突，是造成农民对两种作物不同态度的深层原因。产业扶贫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其内在机理在于新的作物与传统作物结构能否形成优势互补，并嵌入到家户生计体系与社会文化结构中。因此，产业扶贫要以给农民提供生活机会为出发点，找准衔接点，疏通体制机制，助推农民生计改善。

中国以"两不愁三保障"为主要目标的农村扶贫开发将取得全面胜利，扶贫工作将进入到以解决相对贫困为重点的新阶段。新阶段农村扶贫的对象，除了过去扶贫工作中没有照顾到的边缘群体外，初步解决了"两不愁三保障"的多数人群仍然是重点。当前，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条件已经得到了全面改善，可行生存能力得到了有效提升，其贫困具有典型的可行发展能力贫困特征，尤其是较低的受教育程度导致的抗风险能力和较弱的高质量产业发展能力。要使贫困人口摆脱能力贫困剥夺，需要在持续改善贫困人口的基础发展条件的同时，提高他们的可行发展能力，关键是要把做好扶贫资源的有效利用同增强贫困群体的内生发展动力有效结合，把体制机制创新与方法创新有效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