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深深影响和滋养着京派散文创作。一、京派散文接续了魏晋"酒神"精神,塑造出醉酒的"陶渊明"与"放诞者"形象。二、京派散文引入六朝志怪"求仙"题材,表达了对现实的讽喻以及生命的焦虑。三、如同魏晋人士对人间万物的情深以及追求万物的"美",京派散文家亦具有"深情"和"唯美"的生命追求。四、在"魏晋风度"影响下的京派散文文体具备明显的"复调性"特征,表现为古典与现代的结合,以及文体的杂糅性特征。京派散文的创作实践经验能为当代"新古典主义"散文写作提供丰赡的精神资源,甚至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也不无启发意义。

叶公超的"实际批评"理念是在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下形成的,当我们深入探究这种影响时不难发现,"实际批评"理念并不等同于任何一种西方理论体系。这本是西方理论进入中国语境后一种正常的、必然的"错位",而叶公超的"错位"接受恰恰基于其对文学教育现状,尤其是文学批评课程设置弊端的认知。从师承关系的角度,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理解叶公超"实际批评"原则的理论构建:首先,"实际批评"的理念构想是针对文学教育的现存问题而提出的;其次,这一理念直接应用于叶公超的教学实践,并在师生互动中得以传递与完善;最后,学生对这一理念的传承才真正发挥其影响与效用,完成了"实际批评"的理论构建。

从中国现代文学左翼传统梳理至延安文学、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到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逻辑路线图来看,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文学是一个在继承了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延安文学、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基础之上表现出新特质的社会主义文学阶段,其自身虽有着与前一历史时期不同的逻辑起点、内部分期和逻辑,但同时也批判地吸收前一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学经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展现出了迥异于前一历史时期的精神风貌与社会地位,作为其逻辑起点的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打破了诸多创作禁区,给予了改革开放时代社会主义文学广阔的发展空间。辨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源与流,承认和尊重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常与变,既为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确证属性、厘定内涵和边界,也为实践中的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提供令人信服的历史依据并创造理论空间。

作为在1940年代登上中国文坛的作家,路翎的创作在与"五四"文学的互文性关系中更能揭示其独特之处:一方面,路翎虔诚而坚定地沿着"五四"现实主义的文学方向前行,并在战争语境中反思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新文学的几个重要问题;另一方面,他将"五四"文学对"人"的关注带入他对1940年代人民解放道路和历史主体的追寻与建构之中,并在创作中不遗余力地予以回应。路翎对"五四"文学的坚持与深化,与他的精神导师胡风有直接关系,也同时体现了1940年代中国新生代作家对"文学向何处去"的思考与实践。

新移民文学兴起于1980年代初。迄今为止,取得了很大成就。目前学界主要以女性批评、后殖民批评、文化批评等视角对新移民小说进行研究。文学伦理学批评是近年来影响颇大的一种批评方法。将之代入到新移民小说叙事研究中,可以获得一种新路径与新思路。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野中,新移民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具有了文化伦理象征意味,异域极端人性书写凸显了道德空缺、追求和谐会通的文化立场可视作多重伦理文化的现实表征。从而,新移民小说彰显了它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中不可替代的文学价值与文化意义,同时也呈现出一些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的问题。

"跨界写作"是新世纪剧坛缓解"文本缺失"危机,实现自我救赎的重要"突破点"。从事戏剧理论研究和翻译的学者,熟谙剧场艺术的小说家和诗人,以及从事戏剧院团排演工作的导演和演员是"跨界写作"中的主力"外援"。"跨界写作"浪潮有一定的"问题意识",在经典改编、故事叙述与空间调度等不同层面都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但"外援"职业化趋向与"新作"改编类问题也同时凸显。"外援"唯有重塑剧作家的主体性,"新作"方可以文化的深度与灵魂的重力为新世纪剧场营造真正的未来。

南北宋之际理学家学术上主要继承北宋诸子,论述诗歌也多流露出重道轻文的倾向,恪守儒家诗教观。然而,南北宋之际理学家论诗并非亦步亦趋于前人,而是有意无意偏离前人的传统:不仅仅研究《诗经》本体,还将《诗经》作为工具考量其他诗歌,张戒甚至提出《诗经》中不少诗歌属于爱情诗;论诗的视野突破前人,关注前辈理学家所不关注的文学体制与文本;开始在文学本体意义上讨论诗歌技巧等问题。南北宋之际理学家的诗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理学家开始对诗人身份的认同,为此后理学家与诗人身份合二为一的滥觞,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学史与学术史意义。

文学修辞的特殊意义是劝导读者进入作者暗示的"价值领域"。文学语言"大众化"背后的"价值领域"是"文学为什么人"的问题。由于农村包围城市的著名革命构想,文学史仿佛形成一个观念:文学语言的"大众化"总是与乡村的农民语言联系起来。以赵树理小说语言为例,论文讨论了农民叙事话语与知识分子叙事话语的内在差异,继而指出农民叙事话语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遭遇的困境。论文认为,一批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题材的小说可视为另一种知识分子叙事话语的产物,论文具体分析了《创业史》的文学修辞。虽然农业合作化运动已经中止,但是知识分子叙事话语意识到的问题并未消失,可以在张炜的《古船》之中发现相似的文学修辞,只不过这种文学修辞从社会学图景的想象退回象征性的审美意象。李子柒小视频的农村叙事提供的文学修辞建立于数码语言与小资美学的基础上,这种语言背后的合作模式远远超出了传统农民叙事话语与知识分子叙事话语的视野。新的可能正在出现。

"摩登女郎"的出现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世界性潮流,对其研究应该把握"向内看"和"向外看"两个维度。"摩登女郎"的本土渊源可以追溯到汉译佛典中的"摩登伽女"形象。从东汉至晚清,可勾勒出一条"摩邓女-摩登伽-摩登伽女-指向青楼妓女的‘摩登’"的演化轨迹。西文"modern"的传入,为其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当西方新式女性"flapper"随着电影、绘画和文学等媒介进入东方,日本以"モダンガール"进行对接,触发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新式女性想象和命名的探索。在1930年代救亡图存的时代语境中,"摩登-革命"的话语逻辑主导了"摩登女郎"的言说谱系,"摩登女郎"与"新女性"呈现出相互塑造、彼此成就的暧昧关系。立足于现代中国的妇女解放进程,"摩登女郎"对自我主体性的寻找和维护,为"五四"时期娜拉出走后提供了另一种选择——独立。

1942年,陈铨在抗战文学热情减退的历史背景下,发起了一场"民族文学运动",并出版了长篇小说《狂飙》,其用意就是要弘扬民族精神、强化民族意识、鼓舞抗战士气。在这场运动当中,陈铨提倡"力"的文学和英雄崇拜,主张民族之上与国家之上,并对五四启蒙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毫无疑问,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无论"民族文学运动"还是长篇小说《狂飙》,都旋转升腾着一种十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但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绝不是什么法西斯主义的中国翻版,而是一个心系祖国、热爱民族的中国作家,在激情呼唤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正能量的文学意义是不容抹杀的。

路遥的现实主义文学追求,是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精神一脉相承的。对现实的积极参与,是路遥创作的主要目的,这使他的创作有着这样的特点:勇于实践,富于创造,一方面对当代中国变革年代的现实生活的各种关系,能够作更深广的把握;另一方面又能发掘潜藏在生活深处的理想之光,将其熔铸到人物形象和生活图景中去。他是由书写个人的命运到对历史走向的判断,从对民族历史的把握深入到对民族精神的探察,把宏伟的历史与繁复的现实迭现出来,这样表现的历史真实便上升到新的审美层次,使他的现实主义追求,具有心理现实主义的广博内涵。路遥是继茅盾、柳青之后步入新时期以来最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他对现实主义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精神自觉及富有创化性的写作实践,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书写经验"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自18世纪以来,西方文学主潮经历了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再到现代主义,一直到今天的后现代主义——这么一个仍在进行的过程。虽然历史的、在场的"浪漫主义"运动发生于18世纪晚期而衰落于19世纪中期,但是由此而形成的"浪漫主义"观念却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叠加、演变。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浪漫主义"在中国的发生期,"时间差"导致了"浪漫主义"在中国的错位与混乱,原本就相当复杂的"浪漫主义"因此变得更加斑驳迷乱。"树型结构"方法论是以"整体性研究"和"类型学研究"为基础,从"启蒙—革命"范式中确立浪漫主义类型的划分标准,并对每一种类型的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进行知识考古,从而明晰浪漫主义进入中国新文学的真实状态。

郜元宝最近重新提出并解释了"鲁迅为何没多写小说"这个老问题,他认为鲁迅后期弃写小说乃是基于现实考虑的不为而非不能,进而由此反思了小说"一超独霸"的现象。与郜文在鲁迅的小说之外找寻鲁迅不再写小说的原因不同,本文围绕鲁迅小说的特征与限度来重新考察其不再或不能多写的原因,认为由于鲁迅难以展布广阔翔实的背景、难以突破讽刺艺术的限度并解决相应的结构难题,也由于常用来经营短篇小说的文章笔法同样有其限度,鲁迅不能顺利地写出长篇小说。又由于回忆取材的局限、不善写都市题材的短处以及对宁少毋滥原则的坚守,也由于新的历史形势和文学潮流的规约,以及对杂文写作的日益自信和依赖,鲁迅后期弃写小说在所难免。应该说,鲁迅不多写或不再写既是因为不为也是因为不能,在这不能与不为之间,显示着他的文学理念、小说的特质以及写作限度等重要问题。

胡适"简约化"地接受了杜威的实用(验)主义哲学,将其"升华"为囊括一切真知灼见的"普遍真理"。他深信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西方机械科技已穷尽"自然界的秘密",主张以"实验室研究的思考态度和技术"为基础形成"科学的人生观",然而在现实中却难免导向以"成器""成材""成功"为核心的精英主义人才(教育)理念。胡适代表了中国现代性建构中最基本的经验理性——"科学现代性"建构层面。当今中国既应走出"唯科学主义"的偏狭,又亟须一种超越民族国家观念的"人类"意识,并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茹志鹃的《百合花》在战争背景与集体诉求之下隐现着身体性的情感波动,欲望表达与政治规约相反相成,内在的心理冲突与情感交织,孕育出审美张力。小说在男女遇对、乡土远景、奉献牺牲以及隐喻性的"百合花"等叙事环节之间演绎出了复杂的诗化关联。诗性情怀与政治意识的融合,政治正确与正常性情两难之间的"修辞处理",弥补了人性表达上的某些局限,形成《百合花》艺术上的独特性;隐约的欲望存在展现出政治话语中的某些文学可能性,昭示出小说经典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是现代性法权正义的核心内涵。黑格尔的思辨法哲学不仅剖析了财产权的形而上学基础,而且以"生命的权利"和"贱民的反抗"向财产权的合法性发起挑战。黑格尔的挑战揭示了法权正义的内在缺陷,构建了批判和超越法权正义的国家哲学进路。马克思以财产权批判切入法权正义批判的理论视角受到黑格尔的影响,但在批判重心上实现了从"权利"到"资本"的转换。通过把财产权批判诉诸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马克思得以透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剖析法权正义的社会存在基础,开启了在资本批判中批判和超越法权正义的逻辑进路。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以农村青年的成长经历为核心,写出了人与历史共同成长的主题。小说遵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叙述了一代青年在绝望与希望、悲观与乐观、动摇与追问痛苦挣扎中艰难的成长过程,揭示新时期农村青年成长过程中的需求合理性与社会给予之间的矛盾,体现作家路遥对时代、社会、未来的深入思考与美好期待。

《修改过程》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写实主义文本,而是具有复杂的狂欢化叙事模式的现代主义文本。小说借助于对"七七级大学生"人生沉浮的群像塑造,在小说叙事结构、文本间互文和语言特色等方面展现了精密构制的狂欢化叙事手法,展现了泥沙俱下的独特审美特质。《修改过程》凝聚了作者对历史巨变背景下当代中国三十年间个体生命生存状态的深切思考,以其隐喻—象征手法彰显了现代寓言的特色。

《狂人日记》通常被解释为"疯子"与"候补"的二元对立,既能体现鲁迅的战斗精神,又不失深刻的理性自觉,在极具张力的文学表达中彰显现代美学特征。但仔细辨析,小说其实包含三个主题意象,即"狂人""疯子"和"候补"。走出二元对立的研究模式就会发现,"疯子"和"候补"有更为丰富的意象内涵,同时也会注意到"狂人"的独立意象和对文章的升华作用。虽然比较抽象,但色调和情感均有别于"疯子"的暗淡和绝望。"狂人"意象不仅表现了鲁迅的人格精神,也给作品增添了传统文化意象的古典韵味。

作为1943年延安下乡运动的先声,陆定一将古元1940年在碾庄下乡的经验确立为"文化真正下乡的道路"。在这段下乡经历中,古元通过艺术创作找到了与农民沟通、开展工作与建立感情的方式。以《农村小景》为代表,古元的木刻特别善于从农民劳动生活的日常情景中提取富于情感性的细节,其核心机制在于人的情感对场景、人物、细节和空间的有机组织,以此揭示农民与土地、与劳动之间深刻的情感关联。在古元此后的创作中,碾庄经验表现出持续的形式生产性,并蕴含着这样一种情感机制:对农村生活有所"关心"的创作者传达出的是一种与乡土生活世界具有连带感的情感,农民接受者又能够将其从木刻中获得的情感体验投射到对于自我劳动生活的道德认知与政治认同之上。所谓"古元的道路",正由此构成了解放区文艺工作之"情感实践"的重要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