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世纪中文出版社

韩会朝徐康宁《社会科学研究进展》 2020年12期

摘要:

智能化已经成为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方向,但企业在智能化改造中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性。实证研究表明,人力成本压力越大、行业竞争性越强、国际化程度越高的企业越有动力摘取智能化这一新技术"低垂的果实"。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企业智能化改造使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8.5%,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解决"反事实"与内生性问题后,企业智能化改造的这一效应为3.9%。分样本回归结果表明,智能化改造对非国有企业、大企业与东部地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更明显。本文研究揭示了新技术革命在微观层次上对企业的复杂性影响,在政策含义上,我国制造业智能化的发展不能单纯依靠财政政策刺激,更需要培育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内生动力。

西部地区科技创新环境对德国在华投资影响分析下载：54 浏览：426

妮莎《中国科学与管理》 2019年6期

摘要:

通过论述西部地区科技创新环境的改善以及德国企业在华投资的特点，分析德国企业投资西部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而预测随着西部区位优势的不断凸显，特别是科技创新环境的进一步完善，德国企业将会扩大在西部地区的投资，并深化双方多领域的创新合作。

在自由与规范之间:国有企业政治治理中的信息公开下载：52 浏览：371

王娅《中国社会科学学报》 2019年10期

摘要:

国有企业本身"亦公亦私"的属性，决定了与之相关的信息公开既不是纯粹的市场竞争问题，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行政权力约束问题，而是带有鲜明的政治治理色彩的问题。国有企业信息公开具有主体复合性、内容多样性、制度结构二元性等特征，既体现了优化政治治理的现实需求，也是保障人民知情权的题中之义。与之相应，国有企业信息公开存在着诸如主体分类依据不足、信息公开界限模糊等理论短板，同时在制度层面也展现出规定过于粗疏、监督不够完善等弊病，导致国有企业信息公开实践过程中内部动力与外部动力不足，相关工作推进缓慢。作为应对，一是应当通过界定信息公开的范围和建立分类指引机制等方式实现理论和制度上的优化；二是宜增强制度执行的力度，包括强化国资委监管职能、加强与反腐败工作联系两个方面；三是可以尝试将司法诉讼作为国有企业信息公开制度的校正机制。

论中国文化符号在企业对外投资中的运用下载：47 浏览：349

侯林1，2 周锦3 《中国社会科学学报》 2018年4期

摘要:

中国企业在扩大对外投资的过程中，需要提高中国国际形象和软实力，充分利用中国固有文化符号，并赋予主流价值观内涵，将"和谐世界""互利共赢"等人文理念赋予其中，以实现对外投资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协同发展。应对中国文化符号进行科学分析与可行性论证，结合投资目标国本土文化和价值观念，在中华文化符号库中因地制宜地进行遴选，同时要配合中国企业"走出去"构建中国文化符号库，还要在符号选取、内涵培育、传播机制等方面为实现中国文化符号、中国文化软实力、中国国际形象与中国对外投资的良性互动拿出具体可行的方案。

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态势演进与主题演化下载：60 浏览：333

敦帅陈强《中国科学与管理》 2020年2期

摘要:

通过对CNKI核心数据库收录的1995～2018年的1 032篇企业可持续发展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旨在掌握国内该领域研究的态势演进与主题演化,为国内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素材,推动中国企业和经济更好的可持续发展。采用文献计量的方法,基于CiteSpace软件从年度发文、作者和研究机构、关键词、聚类与时序图等方面进行可视化分析并绘制知识图谱。分析结果表明:研究态势整体上分布比较零散,并没有形成核心的研究群体和研究机构,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研究认知和体系;研究主题总体上呈现从基础理论到发展战略再到创新管理的转变脉络。

企业家精神与我国企业创新主体建设研究下载：57 浏览：329

王一鸣1 陈虎2 《中国科学与管理》 2020年2期

摘要:

企业家精神尤其是企业家创新精神,对于企业创新主体的建设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我国当前的企业家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了企业创新主体的建设,迫切需要打造服务于我国企业创新主体建设的企业家精神。

国企高管自定薪酬的局限性及其法律规制下载：37 浏览：466

王彦明王红云《法学学报》 2019年7期

摘要:

近年来，国企高管自定薪酬引发的高管超额薪酬问题备受社会关注，其不仅影响到普罗大众对分配公平的感受，而且也影响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为此，国家不断深化国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采取了一系列"限薪"措施，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管窥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仍可发现，国企高管自定薪酬的问题依然存在。面对当前对国企高管自定薪酬的规制路径尚存在高管薪酬决定和业绩考核机制失灵、薪酬标准不合理、薪酬信息披露不充分、薪酬追回制度不健全等弊端，可依据国企高管自定薪酬的相关理论，结合现行规制路径的不足，以阻断国企高管与所有者的利益冲突、压缩内部人控制的空间和强化对国企高管的监督为方向，通过事前防范和事后矫正两条路径，保障薪酬产生的合理性或矫正已产生的不合理薪酬，从而有效地解决国企高管自定薪酬问题在设置相关法律规则时应注意平衡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避免在必要限度之外的介入。

分析师期望落差会促进战略变革吗?——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下载：55 浏览：243

钟熙1,2 宋铁波1,2 陈伟宏1,2 唐元佑1,2 《当代管理》 2020年4期

摘要:

分析师期望落差会促进战略变革吗?为回答该问题,在考虑CEO预期任期调节效应,以及CEO预期任期与CEO持股联合效应的基础上,本文探究了分析师期望落差对战略变革的影响。基于2008-2015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经验数据,本文研究发现:企业未达成分析师的业绩期望时,分析师期望落差对战略变革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后发现:随着CEO预期任期的延长,分析师期望落差对战略变革的正向促进作用将增强;随着CEO持股比例的提高,CEO预期任期对分析师期望落差与战略变革之间关系的增强效应将被强化。本文的研究发现有助于推进文献从外部视角来理解战略变革。

中国受控外国企业规则的建构——基于“一带一路”倡议背景的再思考下载：55 浏览：435

王晶晶郑敏李贞如《现代经济研究进展》 2018年11期

摘要: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中国现行受控外国企业规则已落后于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本文在对中国受控外国企业规则的发展进行总体回顾的基础上,对内剖析现阶段"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受控外国企业规则的消极影响,对外探究美国、欧盟等在受控外国企业规则立法方面的国际经验,尤其联系2017年末特朗普税改关于受控外国企业规则的调整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受控外国企业规则,再思考中国现阶段受控外国企业规则的建构建议,以对监管层相关监管规则的改进提供理论依据。

“一带一路”倡议提升了我国企业创新能力吗——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下载：75 浏览：480

孙焱林杨彬覃飞《现代经济研究进展》 2018年6期

摘要:

本文基于2011～2016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将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上市公司作为处理组,将未参与的作为控制组,采用PSM-DID方法研究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同时还进行了分所有制检验,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经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一带一路"倡议在整体上对我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影响效应；第二,"一带一路"倡议对于我国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非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不明显；第三,"一带一路"倡议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不同,对于公有制企业和民营企业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对外资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却不显著。最后,结合"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几点政策建议。

墨西哥反倾销措施对中国企业出口的影响及启示下载：47 浏览：427

张振宇1 张燕2 车翼1 《管理与科学》 2019年3期

摘要:

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利用2000—2012年中国海关数据和世界银行反倾销数据,研究了墨西哥反倾销措施对中国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墨西哥反倾销措施对中国出口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并且这种效应是由集约边际效应(企业平均出口产品数下降)和广延边际效应(出口企业数下降)所共同导致。抑制效应具体表现如下:生产效率低下的企业和贸易中间商受反倾销措施后更有可能退出墨西哥市场;对于留存企业,反倾销会使得涉案产品价格显著上升;消费品在受到反倾销措施后价格调整幅度明显弱于工业品。总体上看,墨西哥对中国反倾销措施并不存在显著的转移效应。

控制链长度与国企混合所有制下载：80 浏览：518

周绍妮1 王中超1 曹群2 《会计研究杂志》 2020年12期

摘要:

针对当前如何增强国企主体活力、推动改革走深走实等问题,利用国有上市公司数据,探讨控制链长度对国企混合所有制的影响。研究发现:金字塔控制链延长提升了国企混合所有制程度；外部市场发展水平对混合所有制的作用与控制链延长的作用形成互补关系；机制检验表明,控制链延长通过提升投资者保护水平,提高了非国有资本参与混合所有制的积极性与预期收益,增强了其进入意愿,进而对改革起到促进作用。经济后果方面,混合所有制总体上有利于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改革目标,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更起到了强化作用,但过长控制链层级下的混合所有制对实现保值增值目标无明显作用。本文丰富了国企金字塔控制链与混合所有制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非国有股东权益保护对于推进国企混改、实现改革目标方面的经验证据。

经济增加值在国企业绩考核中的应用及改进下载：63 浏览：437

胡占友《财会研究杂志》 2020年10期

摘要:

目前在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考核过程中,经济增加值(EVA)是一种较新的考核方式,国内外的经济学者正在对此积极研究。目前在国企年度绩效考核指标中纳入了经济增加值考核体系,避免了传统净资产收益率考核中的不足,在企业各项业绩考核指标中作为基本考核指标,占比较高。本文介绍了经济增加值(EVA)考核方式,分析了其在国企业绩考核运用中的制约因素,并对此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为国企业绩考核提供了参考意见。

国企混改优化了多元化经营行为吗? 下载：70 浏览：489

杨兴全1 任小毅2 杨征1 《会计研究杂志》 2020年10期

摘要:

国有企业的过度多元化扩张和低效率多元化经营问题成为阻碍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困扰,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以下简称"国企混改")既可能因降低国企的政策性负担,又可能因抑制国企高管代理问题而优化多元化经营。本文以2007-2017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减负效应与治理效应的双重视角考察了国企混改的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对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企混改股权结构的深入度、制衡度和控制权转移以及非国有股东委派高管参与公司治理均有助于降低多元化经营程度,但股权种类的多样性却未产生显著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在国企混改优化多元化经营行为的路径中,股权结构发挥了减负效应与治理效应,而非国有股东委派高管主要发挥了治理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与中央企业相比,地方国企混改优化企业多元化经营程度的作用更明显；市场化进程和政府质量强化了国企混改股权结构对多元化经营程度的影响,而对国企混改高层治理降低多元化经营程度的效应无明显促进作用。最后,本文发现国企混改的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均提高了企业多元化经营的价值。

国企分类改革下国有出资人模式的重构下载：48 浏览：403

袁碧华《经济与管理学报》 2020年4期

摘要:

分类改革是我国此轮国企改革的核心。要实现分类改革的目标，必须对关乎国企管理体制的国有出资人模式进行重新审视。我国国有出资人模式主要有集权模式和分权模式两种。但无论是以国资委为代表的集权出资模式，还是以行业或地域为标准的分权出资模式，其主要缺陷在于没有回应国企分类改革的要求，没有区分商业类国企与公益类国企而分别构建出资人制度。实际上，在国企分类改革下，有必要确立集权模式与双重模式并行的混合出资人模式。针对商业类国企应采国资委集权出资模式，由国资委专司"管资本"，剥离其监管企业的职能；而针对公益类国企应采功能双重出资模式，由多个部门分工协作，既"管资本"也"管企业"，实现有效监管的职能。

中国企业出海“航母”模式:泰中罗勇案例研究下载：61 浏览：445

陶莺1 项丽瑶2 俞荣建3 《经济与管理学报》 2019年11期

摘要:

建立海外工业园、打造企业海外经营的"航母"，正成为本土企业构筑全球价值链的新模式。区别于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不确定性和非对称性异域经营环境的"航母"模式，具有节约交易成本、风险规避、快速学习、规模递增以及贸易便捷等多种优势。文章以泰中罗勇工业园为例，分析了"航母"模式的资源基础、组织网络、运行机制和能力架构，形成"航母"的实体资源能力、与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协作能力以及"航母"平台与栖驻企业之间的边界决策能力。结合案例分析，提出了"航母"模式的"高集聚、本地化与合法性"三大动态构建路径与潜在风险，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非国有大股东对国企超额雇员的影响:成本效应还是激励效应下载：78 浏览：477

耿云江马影《会计研究杂志》 2020年4期

摘要:

基于竞争理论的国企改革思路强调减少政策性负担摊派,基于产权理论的改革思路侧重于引入非国有资本,以解决产权不清晰与所有者缺位问题。本文尝试融合两种理论,以国企超额雇员问题为研究对象,从非国有大股东视角探究混合所有制改革成效。研究发现:非国有大股东能够显著降低国企超额雇员,减弱超额雇员对公司价值的损害作用,且该治理作用会随非国有大股东相对力量的提高而增强；从作用机制来看,该治理作用不仅表现为劳动力成本尤其是员工薪酬的节约,还表现为内部薪酬差距和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高,兼具成本效应与激励效应；该作用在地区就业压力较小、劳动密集度较低以及劳动保护水平更低的环境下更为显著。

我国企业杠杆操纵的动机、手段及潜在影响下载：79 浏览：481

许晓芳陆正飞《会计研究杂志》 2020年2期

摘要:

自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去杠杆要求以来,去杠杆被列为我国现阶段的重要经济工作之一。然而,在诸多现实约束下,高杠杆企业去杠杆并非易事,因而可能出于以下动机进行杠杆操纵:(1)迎合政策和监管要求,形式上完成去杠杆任务；(2)粉饰企业杠杆状况,增强企业投融资能力。杠杆操纵的常用手段主要有:(1)表外负债；(2)名股实债；(3)其他会计操纵手段。杠杆操纵的潜在影响主要表现有:(1)增大会计信息风险,误导股东、债权人和政府等外部信息使用者的相关决策；(2)增大代理成本,降低企业投融资效率。鉴于此,应当同时从微观企业层面和宏观监管层面采取措施,防范和限制企业杠杆操纵行为。

最低工资与中国企业“走出去” 下载：62 浏览：497

李磊1，2 于明言3 冼国明1，2 《经济与管理学报》 2018年11期

摘要:

在中国劳动力成本日益上升和中国对外投资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文章研究了中国最低工资上升对企业"走出去"的影响。理论模型发现本国相对外国最低工资的上升,将导致本国与外国资本利润差减小,进而引起资本从本国流出。计量分析的结果表明最低工资越高的城市,位于其中的企业将越早并且越多地对外直接投资。城市最低工资水平每增加1%,会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次数增加1.943%。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具有较低工资水平的企业更易受最低工资标准的影响而对外直接投资。并且最低工资的影响对研究开发型OFDI和垂直生产型OFDI的影响更大,对于资源寻求、水平生产和出口平台型OFDI的影响较小。最后,最低工资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产生变化。在2004年《最低工资规定》实施之后的几年,最低工资对企业OFDI产生了最大的影响,之后逐步降低。文章对我国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及制定企业"走出去"政策具有较重要参考价值。

新经济形势下国企成本控制的有效途径研究下载：95 浏览：501

郭学玲《财会研究杂志》 2019年1期

摘要:

在现阶段市场经济环境体系下,我国国有企业在进行企业内部成本控制工作方面还存在着较多的不足。这对于国有企业的未来发展情况是十分不利的。所以,对现有的企业成本管理方式进行革新和完善十分重要。本文在这样的背景下,分析了国有企业成本控制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了企业成本控制的主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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