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文化交流和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国外的学者和爱好者对中国古诗词有着浓厚的兴趣，通过翻译、出版和研究等方式，将中国古诗词介绍给世界各地的读者。本文将结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韩文版，将书中出现的中国古诗词以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进行分析。《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作为中国外宣中的一部分，看似其充满现实价值，但实际书中不乏文学之美。而书中对于古诗词的翻译更是值得探讨。古诗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类之瑰宝。笔者希望通过此次研究，可以同读者们共同欣赏中国文学之美，对中国古诗词翻译实践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鲁迅的翻译生涯历时32年之多，通过翻译活动对外来思想和文化进行引进，前期的引入以艺术性、思想性的内容为主，后期加入了政治性的内容。鲁迅提倡翻译科学的文艺理论和革命的文学作品来鼓励人民的斗志，也可作为中国革命作家创作上的参考。他主张引介外国进步文学作品的同时，努力输入新的表现方法来丰富汉语的句法与语汇。“易解”与“丰姿”才是鲁迅关于直译的真正内涵。

《圣经》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可追溯至唐朝时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译者在将《圣经》或者基督教文献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也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本文通过分析《圣经》中译史的三个不同阶段的历史背景，以及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或改变来说明社会背景、以及各个文化之间关系，特别是强弱对比对翻译策略的影响。

近代以来，归化异化翻译策略的争论便一直存在，而高低优劣之分尚无定论。归化策略偏向译入语文化，异化策略偏向源语文化，而翻译作品中常有顾此失彼的情况。《红楼梦》中出现了大量的文化负载词，反映其特有的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而文化负载词给译者翻译造成极大的阻碍。本文将以《红楼梦》为例，从“理解成本”出发，对比分析对杨宪益夫妇译本（杨译本）和霍克斯译本（霍译本）中的文化负载词，证明归化和异化策略并非相悖，译者应从读者的“理解成本”考虑，尽可能用归化的方法来表达异化的内容，达到优势互补。